余绍宋与杭州-似水年华-杭州文史网

余绍宋（1883－1949），字越园，号寒柯，浙江省龙游县人。1883年十月初六生于浙江省衢州化龙巷。

越园先生1906年赴日本，毕业于东京政法大学。1910年回国，以法律科举人授外务部主事。辛亥后南归，就任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兼教习。1912年秋北上赴京，任众议院秘书，旋任司法部佥事兼署参事，1914年任参事，1921年３月任司法部次长，同年12月辞次长职，任法律馆顾问、善后会议法制专门委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26年３月再次任司法次长，不久金佛郎案起，去官以表抗议。1927年司法储才馆成立，任学长（即副馆长，馆长梁启超）。1913年至1928年间兼任北大、清华、师大教授，法大、美专教授及校长。1928年辞去一切职务，南归定居杭州。从此结束宦游生涯，徜徉于湖山之间，以书画自娱、自给，过着闲云野鹤、无拘无束的生活，是年46岁。1937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打破了他宁静的隐逸生活，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八年岁月。是年10月移居故乡龙游县沐尘村，旋又避居云和、永康等地。抗战期间曾被选为省参议员、副议长，又被任命为浙江通志馆馆长。1945年8月日寇投降，他于10月回到杭州。1949年元月被公推为浙江省人民促进和平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6月30日因败血症在杭寓病逝，享年67岁。

越园先生去世后不久，哲嗣余翼等将其所遗藏书、字画捐献给人民政府。逝世后第三年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蒙冤30多年，直至1984年才得以平反。越园先生在方志学、书画理论、目录学、法学诸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在当时还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书画家。

清宣统二年（1910）秋，余绍宋学成回国，赴京做了外务部主事。不到一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开始了，原本就不满清政府封建统治的余绍宋，收拾行李来到杭州，受聘于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务主任兼教师（当时的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在杭州城东的马坡巷，如今旧址已找不到了）。

浙江公立法政学堂虽然规模不算太大，但在该校先后任教的老师倒有不少知名人士，如陈叔通（敬第）、沈衡山（钧儒）、阮荀伯（性存）、许养颐（壬）、郁曼陀（华）、凌励琛（士钧）等人。曾在此校就读后来成为颇有名望的学者，有目录学家周子美、篆刻家武钟临等。阮毅成先生在《记余绍宋先生》一文中说：“旋三人（余绍宋、阮荀伯、许养颐）又共同发起创设浙江私立法政学堂，在杭州刀茅巷，自建新式校舍。先君（阮荀伯）任校长，许任教务主任，越老（余绍宋）任教员。清廷初不许私人讲授法政之学，经一再力争，始获核准。”事隔90年，如今谁也说不清刀茅巷这所私立法政学堂的旧址到底在什么方位。

民国二年（1913）余绍宋应邀赴北京，开始长达16年之久的宦海生涯。为官之余，他还兼了许多学校的课。余绍宋两次出任司法次长，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敬业精神，尽其所能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无奈当时军阀纷争，政治黑暗，空有报国理想却很难有所作为。1926年３月，余绍宋因抗议段祺瑞执政卫队枪杀学生而辞官，碾转天津、上海，最后还是回到了杭州。

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余绍宋自天津来到杭州，在北山街原８２号赁屋而居。屋居西湖北岸，南望孤山，东南则白堤在目，因此他时常可以和友人荡舟湖上优哉游哉，这和他在北京官场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杭10年，余绍宋先生以书画自娱自给，十分悠闲，无拘无束地做些自己想做的事。1930年，他完成《画法要录》二编；1932年，他完成《书画书录解题》十二卷；1934年重修《龙游高阶余氏家谱》；1934年主编的《东南日报》特种副刊《金石书画》创刊，共出版87期。著书立说之外，便是写字作画，当时他书画的润格较高，为他经营字画的有北京的荣宝斋、韵古斋等名店，在上海有朵云轩、九华堂等，在杭州则有西泠印社、浣花斋等。

余绍宋回杭后，只是读书、作画和著述，而许多北京的老友屡屡邀他出山，尤其是罗文干（钧任）几次相邀，他都不答应。其中一位叫陈哲侯的写信责问他。他回信说出他的心愿，拒不出任任何职务。他在回信中这样写道：“辱爱具见尊注，弟自审拙劣，实非今世所宜，故宁习苦以自韬晦。钧任出任法曹，力求振作，固甚可慰。然大局如此，秋曹安能独善？犹以十六年冬过沪与兄相见，曾谈及党治之效，想犹记及，今果如何？若秉钧者不亟求所以刷新政治之道，恐祸患之来有不堪设想者矣！现闻郁堂（朱献文）、励琛（凌士钧）将连袂出山，为法曹尽力，其效必有可观，仅可容弟偷闲自放，亦使人知尚有不慕荣利之人，未始不可为秋曹生气也。”

余绍宋来杭定居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发起“东皋雅集”。因他久居北京，对杭州并不了解，经老友马叙伦的介绍，结识了杭州书画界的许多朋友，并在孙廑才家开了一个关于发起雅集活动的会议。余绍宋倡议成立书画雅集、聚集杭城书画高手，切磋书画艺术、交流所藏珍品。雅集活动地点是杭州城东的金衙庄浙江忠义祠和东皋别墅（明尚书金顺昌故居），均在东河之滨，故定名为“东皋雅集”。

“东皋雅集”成立后，社友不断增加，很快发展到30多人，最多时达到20人左右，杭城擅书画者几乎云集一堂，可谓人才济济。其时杭州的西泠印社成立已20余年，很多印社成员也都来参加“东皋雅集”活动。如叶为铭、丁辅之、高氏三兄弟、俞序文、陈伯衡、武曾保等人。作为一个纯艺术社团，“东皋雅集”之规模远不如西泠印社，但它活动频繁，每周一会，每月一餐会，社友只要没有特别的原因都会按时参加活动，气氛十分活跃。

雅集活动一般是在集社时社友各出所藏，展示给与会者观赏，观赏之余，或挥毫作书画，或聚首阔论。但凡入社者每次与会，必带自作书画一页，以四尺十开为标准，以便统一成册。成册后，分别由各社友收藏。10年下来，社友收藏的书画也十分丰富。集会时也允许非社员中，喜爱书画者参观。日本领事米内山也曾多次介绍日本画家来杭参加活动。

时至1937年日寇侵华，社友云散，“东皋雅集”才被迫终止了活动。其前后持续了近10年，共集会460多次。在一般民间自发的艺术社团中，活动如此频繁、坚持如此之久者实属罕见。

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之下，“东皋雅集”聚集省城书画高手，切磋技艺，观摩藏品，加深友谊，社友的书画技艺及鉴赏水平得以精进，并产生了一大批书画精品流传后世，对浙江书画艺术的推动意义可谓深远。1979年，仍在世的东皋社友徐行恭老先生时年八十有七，讲述当年集社情景时仍感怀万分，题《如梦令·怀东皋雅集》一首：“台榭亭泉竟爽，画帧诗囊飞响，裙屐漫相联，收得沧波珊网。凝想，凝想，云散风流人往。”

1931年，余绍宋在菩提寺路和孝女路之间买了一块约一亩二分的地，请人建了一座二层、前后两进共六开间的小楼，南北为平屋，左右两廊种竹，正屋前则种松、梅，通道两侧密植书带草，空地上广种木本、草本花木。当年建成，楼虽不大，但十分典雅。主人为它取名为“寒柯堂”。原来此处是块空地，不久何柱国、宋延华等人也在此地建屋，才形成了一条里弄。当时，杭州市建设部门请他命名，此时正逢其母亲七十大寿，于是起名为“萱寿里”，此名字一直延用至今。如今寒柯堂虽然面目全非，但仍然藏在萱寿里这条小巷之中。

余绍宋1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是长子，是母亲辛辛苦苦地把他和弟弟妹妹们抚养成人的，所以他对母亲十分孝顺。早年在北京做官时，不论多忙，每年一定要回衢州省亲。现在他在杭州有了自己的房子，于是迎接母亲来杭州居住。母亲褚太夫人，字雪倌，祖籍山东，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后来随夫余延秋来到衢州定居，不久在化龙巷生下余绍宋。

1933年，余绍宋接母亲来杭居住，每天陪侍母亲身旁，同时不忘挥笔书画。他作画时母亲常在旁观看，这是他很难得到的天伦之乐。他画了一个春夏秋冬四景的长卷，高34.5厘米、长1521.9厘米，历时一个多月，母亲时时在旁观看。他一生在外奔波，这是十分难得的与母亲在一起的日子，所以把它取名为《归砚楼娱亲图卷》，北京和杭州诸书画界朋友30余人为此卷题名，马一浮为题引首曰《莱衣散彩》。

学者型的书画家

余绍宋所撰的《书画书录解题》，全书共收录东汉至近代评论书画之书863种，基本上涵盖了我国历史上有关书画论述的重要著作。该书以收录丰富、考证翔实、评论精辟而著称于世。以《四库全书总目》收书之富，艺术类书画之属，收书仅71种，存目52种。所以后人凡研究书画或编制书画类目录的，多以此书为重要依据。

1934年，《杭州民国日报》改名为《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想借此机会创立一个副刊，来宣传国粹，于是来找余绍宋商量关于搜集、审订、编录等事宜。余绍宋在当时的学术界和书画界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富收藏、精鉴赏、广交游，所以由他来主持这项工作是最恰当不过了。胡健中社长请他创办《金石书画》并委以主编。《金石书画》作为《东南日报》的特种副刊，每月出两期随报附送。于是有史以来浙江省第一份专门介绍金石书画的报刊诞生了。

《东南日报》特种副刊《金石书画》自发行以来，传播很广，影响很大。半月一期，共出了87期，前72期有合订本，八开三大册。1937年因日寇侵华被迫停刊。20世纪80年代杭州古藉书店重新影印了《金石书画》合订本四大册。

余绍宋生前一直不愿意开个人画展和出版个人书画集。他认为一个人的书画风格再变,面貌再多,总有他的局限性,也是因人的个性决定的。只有集众人所长，开画展、出画册才显丰富多彩、百花齐放。他当时虽然名气很大，但所作书画仅为自娱自赏。很多人劝他去上海开画展，以此可以增加收入、提高知名度，他都拒绝了，以致他生前没有开过一次个人书画展览,也没有出版过个人书画集。1958年老友陈叔通深恐他的作品被人遗忘，出资印了一册《黄宾虹、余越园、宣古愚书画合集》，每人选了20余幅作品，用珂罗版印刷，印量极少，如今已很难见到。

1929年，北平书画界征集时人书画作品，准备送往欧洲、美洲和日本等地巡回展出。余绍宋也送上了一二件作品，其中《秋晚》一幅，深受各界好评，得奖载誉归来。展读《晚秋》，秋高气爽，林树萧疏，有秋风扑面，神清气爽之感。寥寥数笔，秋林远岫，层次分明，不用设色而墨韵深沉。没有深厚功力是很难达到这种境界的。

《秋晚》展览后送还，某出版商借去印刷出版画册，后来一直放在家中。日寇侵华，杭州沦陷，不久友人发现此画已流落至沪，购得后寄归。因此余绍宋在上面还专门写了一段题跋：“此画昔经送往莫斯科、柏林、纽约、东京展览，谬得佳兴誉，且有影本流播人间。廿六年（1937年）随杭州以沦陷，越三岁，友人从上海购得寄归。是亦可谓曾经沧海者矣，虽曰敝帚，聊复珍之。越园自记。”

余绍宋生前曾对人说：“吾书第一，竹次之。”其实他画的竹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能以写字的方法描写不同自然环境下竹的风韵，不论风、霜、雨、雪，各尽其态。所说的竹次之，是和他自己的相对比较而言。

　古人说：“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必须先有法，才可能有个人的意。中国的楷书，在两晋和南北朝还是形成和进化阶段，到了隋唐已进入稳定时期，一切法度都已齐备。所以后人学楷书，必从唐代书家入门。余绍宋自幼从颜真卿书法入手，后来又遍学唐代其他各家书法。从他所遗留下的作品和日记中可以知道，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李北海等人的书法，他几乎统统临习过。中年以前他也经常研习，凡著名的魏碑、魏墓志、魏造像也都有所涉猎。中年以后他对帖产生了兴趣，从此二王、赵子昂等人的风格也渗入了他的书法，于是形成了他自己兼蓄各家之长的书风，使他后来的书法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生前的书法作品很被人们重视，一生中所书碑刻、摩崖不下百种，而且遍布大江南北，可惜现今存世不多，我个人所见碑刻、摩崖拓片仅二三十种。现把他在杭州期间所书碑刻排列如下。

《蹇季常先生墓表》，1932年50岁时正书，林志钧撰文，石碑原在北京西直门外。《重修西溪厉樊榭先生祠堂记》，1932年50岁时行楷，马叙伦撰文，王褆篆额，石碑原在杭州西溪，后被砌入杭州蒋村一无名桥下，2004年被发现，并从桥墩下取出。据报载碑额至今仍下落不明。《重修绍兴大禹陵碑》，1933年51岁时正书，章炳麟撰文，高丰篆额，石在绍兴大禹陵。《张集遗赠菊种碑记》，1933年51岁时正书，程学銮撰文，石碑原在杭州孤山，今不知去向。《鄞县大咸乡澹灾记》，1934年52岁时正书，沙文若（沙孟海）撰文，高丰篆额，石碑原在鄞县，今不知去向。《重修杭州西湖岳忠武王庙碑》，1934年52岁时正书，王廷扬撰文，石碑在杭州岳庙。

重修方志学成就斐然

1942年冬，浙江省政府委员阮毅成、许绍棣议定成立浙江省征集史料委员会，并任命余绍宋为主任委员。余绍宋推荐叶左文、刘祝群、邵裴子、陈训慈、胡健中、查宽之等13人为委员。由于战时各种原因，一些委员未赴任。翌年８月１日，在征集史料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浙江省通志馆，馆址设在云和县大坪村，余绍宋任馆长，孙延剑任总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