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工银行

——中山中路116号

中山中路116号（老门牌196号、198号），不是农民银行旧址（目前已出版的相关图书，都说是农民银行旧址），而是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旧址。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旧址，占地面积为0.702亩，原来是劝工场基地，属官方土地。1930年3月，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向浙江省建设厅提出购买此地皮的意向。4月，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295次会议批准出售这块土地，并核准地价为1.2万元（银元）。当年12月，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就按此地价买下这块地皮，并于1933年2月建起包括临街三层洋楼在内的多座房屋，共计建筑面积为1002.42平方米。

最初叫大宛农工银行

民国7年（1918年），王丞、吕志琴等人在北京建立“全国农工银行筹备处”，并开始在大兴、宛平两县创建分行。当年12月4日，筹备处主任王丞呈送的建行申请报告，获得财政部批准，新银行的名称被确定为“大宛农工银行”。

1922年，大宛农工银行在北京买下地皮，建造总行大楼。当时，广东顺德人罗瘿公是相当出名的书法家，京城有“写字找罗瘿公，写诗找黄晦闻”的说法。于是，吕志琴便请罗瘿公题写了银行行名，并要求在“大宛农工银行”之前加上“中国”两字。总行大楼落成后，大楼门额上只出现罗瘿公书写的“大宛农工银行”六个大字。

1927年2月21日，大宛农工银行受命改组为“中国农工银行”，升格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银行。此时，罗瘿公早已去世，吕志琴拿出了罗瘿公当年所书的题额，随后，总行大楼门额上的“大宛”两字，就被换为“中国”两字。当时，许多人都对此感到诧异。吕志琴解释说：早在筹备时期，我们就已经确定了服务全国农工的宗旨，筹备组的名称就是“全国农工银行筹备组”。后来，批准建立的“大宛农工银行”，局限于地域，难以实现我们所原定的目标。所以，在请罗瘿公书写总行大楼门额时，我就提前为今后的改名作了预备，只是当时没有告诉大家。

大宛农工银行成立当年（1918年），资本仅为5万元（银元），是由财政部及京兆财政厅垫拨的，所以，大宛农工银行问世时的身份是官办银行。1920年，北洋政府收回了垫拨的5万银元，大宛农工银行变身为普通的商业银行。1927年，大宛农工银行受命改组为中国农工银行，资本总额定为银元500万元，其中的五分之二由政府垫拨，银行身份又改为官商合营。

抓机遇创办杭州分行

农工银行问世后，总行董事长一职曾长期虚位以待，王丞、吕志琴等筹建农工银行的功臣，都没有去争当这个董事长的职位，最后是请来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坐上董事长的座位。当然，请来李石曾并非只是叫他坐坐空位，领领工资，而是要他发挥其人脉广泛的重大作用。

“中国农工银行”招牌挂出之时，浙江省政府已在马寅初、庄菘甫等人的建议下，积极筹建浙江省农民银行，当时，省政府“以田赋项下、军事善后特捐，划出四分之一，又指定烟酒附加税等款为农民银行基金”，并已积累起农民银行基金80多万元。

那时，在浙江担任省主席的是张静江。李石曾早年在法国留学时就与张静江结为知交。李石曾便抓住机遇与张静江联系在杭州开设农工银行分行事宜，张静江自然买账。1929年初，浙江省政府与中国农工银行签定了一份有效期长达10年的《关于经济间权利义务之互约》，其中的第四条规定：“浙江省政府除按照中国农工银行章程认购股份银币50万元外，另交银币38万元，委托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以备放给省内农村合作社农民贷款之用。”如此一来，浙江筹备建设农民银行的基金，全部进了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

浙江的农民银行不建了，而农工银行杭州分行掌管的农贷资金仅为区区38万元，即使全部贷给一个县，也只是杯水车薪，更不要说贷款支持浙江全省农村。为此，马寅初、庄崧甫等人连续多年在省府召开的经济会议上提出质询。1934年5月16日至20日，浙江召开全省生产会议。马寅初在会上指责前浙江省府主席张静江顺从情面，将本省农民银行基金投资于农工银行杭州分行，马寅初说：“农民银行与农工银行，仅差一字，而性质却大不相同，深觉可惜。”马寅初眼中的农民银行应该是不谋商业利益、全力支持农村经济的政策性银行。

当时，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经理程振基也在会上，他则向与会人员算了另外一笔账：“当初，浙江省政府之所以将筹建农民银行的基金投资于农工银行，就是认识到，区区数十万元钱，远不敷救济农村之用，况且自己办银行，机构庞大，开支巨大，不出数年所有基金将消耗于无形，所以才决定与农工银行合作。浙江省与农工银行合作4年多时间，80多万元基金不但没有少一分钱，还获得了利润约20万元……”

显然，马寅初与程振基关注的重点各不相同：前者重点关注农村经济有否获利，农民有否获利；后者重点关注投入农工银行的资金有否获利，股东有否获利。会上的交锋，虽然各有自己的重点，却使真相进一步显露：值此农村经济崩毁之际，浙江省政府的区区80多万元农业基金中的50万元，却在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吃利息，只有38万元才是真正的农贷资金。

银行需要伟丽的大楼

在1931年6月1日召开的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的行务会议上，有一项提案是“建筑杭州分行大楼”。这份提案为我们留下了前人对建造银行大楼的相关理念：

银行事业主要依靠信用，信用卓著，则基础稳固；欲求社会信赖，既要有悠久的历史、稳健的营业，更要有伟丽的行屋，这不光能用来壮观瞻，更能够引起社会人士的赞誉，无形之中可以推动营业的发展，究其效果极似伟大久远的广告。

当时，浙江典业银行刚迁入新建银行大楼，盐业银行杭州支行新楼即将竣工，所以，农工银行杭州分行的高层都认为，杭州分行租用的旧式楼屋已经相形见绌，“建筑行屋实属不克容缓之举”。

在行务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已经委托南洋建筑公司设计大楼图纸，并匡算造楼的预算资金为6万银元。当天的行务会议通过了此项提案。1932年8月，在工程招标中胜出的杭州新义记营造厂，派出施工人员进入太平坊劝业场基地，建造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大楼的工程就此启动。

1933年3月9日，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致函总行，称：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大楼全部工程均已次第完竣，定于本月14日举办新楼正式交付本行使用仪式，希望总行派员前来参加交付仪式。后来，总行派杨祗庵先生来杭出席新楼交付仪式。当年3月27日，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正式迁入新楼营业。

迁入新楼营业后，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经营业务立马红火，分行经理程振基曾于1933年3月31日致函总行，他说：“杭行自迁入新屋后，业务较繁，人手殊感不敷”，并已“添派练习生羊瑞华、钱琬二人分别在文书、会计两课服务”。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日寇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战火很快临近杭州。当年11月，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决定撤往诸暨，并已派出人员前往诸暨打前站。此时，中国农工银行总经理齐致获悉此消息后，致函杭州分行说：“如果杭州不被日寇攻陷，一切自无问题，一旦杭州不幸，诸暨也难以期望安全，届时杭州分行又要转移，银行业务将长期陷于停顿”，为此，齐致在信函中说：“若能迁移来沪，似较安全，且必要时尚可办理收付，不致陷入困境。”当时，中国农工银行总行已经落户上海（中国农工银行总行于1929年从北京迁往天津，于1931年从天津迁到上海），随后，农工银行杭州分行便迁往上海，临时安身于总行大楼内，后来，觅得上海北京路190号房屋，于是，杭州分行就在北京路190号开张营业。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回到杭州，于1946年1月11日，在中山中路196号、198号原址复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工银行只经营了短暂一段时间。1950年2月22日，《浙江日报》发布了“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奉该行总管理处命令撤销”的消息。

同年6月，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以1500石大米（折合人民币2.775亿元）的价格，将这座分行大楼卖给了中国人民银行浙江分行。随后，中国人民银行浙江分行营业汇兑课进驻这座“钢筋水泥、泰山面砖”的三层洋楼。今天，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大楼旧址，则是工商银行的一个经营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