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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与洞霄宫的关系与考证
来源:刘凯  作者:  日期:2017-06-14

杭州洞霄宫的前身天柱观始建于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其创建之初,仅为杭州余杭县一座普通的地方道观。至唐玄宗时期,著名道士朱法满、叶法善、司马承祯、吴筠等先后在此进行过道教活动,天柱观的影响力开始急剧扩大。至唐末五代时期,吴越王钱镠延请天台山著名高道闾丘方远来此创建上清院派之后,天柱观更是异军突起,开始成为在江南地区有重大影响的道观。北宋初期,宋真宗编修《道藏》,天柱观成为张君房等人编修《大宋天宫宝藏》的实际场所,事后因功敕改天柱观为洞霄宫。洞霄宫还是宋仁宗朝所确立的进行斋醮投龙的主要名山洞府之一。宋神宗朝王安石变法时期,洞霄宫被列为首批新增的十处提举宫观中的第一位,自此,两宋正副宰相提举洞霄宫者前后达120位以上,洞霄宫也因此而成为宋代祠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徽宗于政和二年(1112)赐洞霄宫三百道度牒以大规模重修宫观。

 

从方腊之变到靖康之变前后,江南地区战乱不已,杭州洞霄宫屡遭战火波及。道教在北宋徽宗时期曾显赫一时,靖康之变后,风云突变,反而成为士大夫批判的对象。加之南宋初期战事不断,宋高宗对道教采取较理性与严格的管理政策,多次发表贬抑释、道的言论,长期停颁度牒,以达到减少僧道人数的目的。然而就在这种对道教采取打压政策的大背景下,洞霄宫却因临近行都杭州,其在全国道观中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逐渐得到宋高宗的青睐。宋高宗不仅“发帑出金”为其重修宫观,还在退位后的孝宗乾道二年(1166)亲临洞霄宫“累日”。宋高宗的这次访问,使洞霄宫的声望达到顶点,为整个南宋至元代洞霄宫的兴盛奠定了基础,陆游在此事件不久写就的碑文中记载称:“至我宋,遂与嵩山崇福,独为天下宫观之首……他莫敢望。”宋高宗对洞霄宫何以情有独钟,其亲临洞霄宫的政治含义及其影响均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北宋末至南宋初杭州洞霄宫的三次重建

 

从北宋末期到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洞霄宫至少两次遭到战火破坏,宫观亦三次重建。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洞霄宫住持都监何士昭以“宫宇颓圮,诣汴京陈乞,奉旨赐度牒三百道”,将洞霄宫修葺一新。然后好景不长,宣和二年(1120),方腊之变(1120—1121)爆发,新任主持石正素“死难”,花费巨资新建的宫观亦被付之一炬。


方腊之变平定后,徽宗再次下旨重建洞霄宫,借以表彰石正素之忠义。三清殿是洞霄宫的主殿,成为这次重建的重点。《乾道临安志》记载:“三清殿,政和二年被旨修葺,后因方腊毁,续再言,旨俾本路漕臣孟志其铭,鼎新建立。建炎兵火,复遭焚荡。”而《洞霄图志》则记载:“三清殿,即郭真君结茅之地。殿前三松,其所手植。今不存矣。钱王迁坐庚向甲,盖指此也。宋政和间,方腊之变,惟徽宗本命殿独存,住持道士金致一奉旨,改为三清殿,圣像乃汴京孟成忠所塑,号为绝技。”两段材料中的“本路漕臣孟”与“汴京孟成忠”有可能指同一人,一为“本路漕臣”(转运使),一为汴京著名塑像匠人,虽然两段记载略有差异,但都体现出方腊之变后洞霄宫和朝廷对重建三清殿的重视。


然而不久后的“建炎兵火”(靖康之难1127—1130),使洞霄宫“复遭焚荡”。绍兴(1131—1162)之后,动荡的局势才稍稍好转,洞霄宫再次开始了缓慢的第三次重建过程。这次重建从南宋初的建炎年间(1127—1130)开始,一直持续到宋高宗执政(1127—1162)的末期,宋高宗在乾道二年的驾临标志着洞霄宫第三次重建的最终完成,前后共30余年。建炎及绍兴初年,主要修复或新建部分殿宇,以及与外界交通的桥梁及接待宫观。其中包括:


佑圣殿,旧在正殿左,建炎间建。

璇玑殿,在库院东,建炎间建。

龙王仙官祠,在西庑后。宋建炎间建赐额“嘉应庙”。


佑圣殿与璇玑殿在当时洞霄宫的主要殿宇中排名第二、第三位,第一位是三清殿,两座次要殿宇首先得以修复。洞霄宫没有首先修复主殿三清殿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宫观经费紧张以及担心金人再度南下的心理。而龙王仙官祠(嘉应庙)却是日后洞霄宫与南宋朝廷联系的重要纽带,这一祠庙成为南宋王朝祈雨的重要场所,祠庙主神在南宋先后八次受封,从两字的“善应”侯到八字的“灵泽顺济孚惠广佑”公。这次重建中用于对外交通的桥梁以及送往迎来的附属宫观包括:


通仙桥,在余杭入宫大路,去通真门四里。宋建炎年间建,旧号石门桥。

玉泉桥,在东天柱岭下,石府君祠左,去宫二里,俗呼为麻车桥,宋建炎年间建,飞玉泉由此出涧,故名。

鸣凤桥,在云根石左,俗呼为袁家桥。宋建炎年间建,与鸣凤岩相近,故名。

廨院,一在仁和县江涨桥,地名芳林乡。宋建炎年间,童先生建,俗呼为江涨道院,主者系宫门差遣。

施水庵,一在余杭县南九里,去宫亦九里。名南湖庵。宋建炎间建,往来必道焉。四面南湖诸山,如列屏帷,门多榉、柳、芙蓉,春秋二时尤盛。

通真门,兹门不在余杭县四门数内,宋绍兴年间建,谓由此入洞霄也。


这些桥梁及廨院、施水庵是洞霄宫与周边(特别是余杭县城及杭州方向)联系的重要通道,洞霄宫将其列为首批修复或兴建的建筑,可见洞霄宫对于与外界交通的格外重视。尤其是“会仙桥”、“施水庵”和“通真门”,三处建筑位于杭州通往洞霄宫的主干道路上,是这次重修宫观的重中之重。“通真门”是余杭县四门之外的第五城门,却由洞霄宫来修建,因为它是由余杭县通往洞霄宫道路的起点,距洞霄宫的正门“九锁山门”十八里,洞霄宫将此门视为宫观的“门外之门”。而“通仙桥”及“施水庵”则处在这十八里“洞霄宫路”之上,起到送往迎来之作用。


上面列举的殿宇、桥梁等都是建炎、绍兴初期洞霄宫凭自身力量修复的宫观建筑。此次修复建筑的特点是只修复特别紧要之处,远没有达到徽宗赐钱修建时的金碧辉煌。南宋初期的一些诗文也印证了这一点,南宋中兴名将“和王”杨存中之子杨偰,字子宽,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仕至权工部侍郎,在他中进士的四年后(1149)来游洞霄宫,有《绍兴己巳游洞霄》 一诗:


青山九锁隔凡缘,福地潜通小有天。

古洞落花春寂寂,空山乱石水涓涓。

金丹翠箬藏千岁,芝草琅玕定几年。

惆怅何时谢尘事,山中长作地行仙。


这首诗中也提及绍兴中期的洞霄宫仍然是“古洞落花春寂寂,空山乱石水涓涓”。虽然道教宫观本应与世隔绝,但这些空寂之感也是当时洞霄宫战火后的真实写照。


总之,从北宋徽宗末年到南宋绍兴年间,杭州洞霄宫至少经历两场战火,三度重建。在第三次重建中,绍兴年间的一些游客诗作中展现的洞霄宫仍是一片荒凉状况,重建显然并未真正完成,洞霄宫最终走出战火的阴影还是靠宋高宗的积极扶持。

 

 

宋高宗与杭州洞霄宫之关系  

 

宋高宗建炎年间及绍兴初期,南宋政权多次议论临时首都(行在)问题,最终在绍兴八年(1138),正式以杭州为“行在所”。虽然历经战火,但宋室将杭州立为“行在”的事实却从长远上为洞霄宫带来巨大的好处。在解除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的兵权,甚至制造岳飞冤狱,扫除宋金议和的最后障碍后,宋金两国终于在绍兴十一年(1141)签定和议。“绍兴和议”的历史细节姑且不谈,但它使久经战火的南宋政权得到喘息的机会。正是在定都杭州与绍兴和议两个因素的共同促进下,洞霄宫迎来了重建的高潮。宋高宗先是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出资重建被方腊烧毁的这座宫宇,进而又在退位后的孝宗乾道二年(1166)临幸宫观,奠定了洞霄宫在南宋的地位。


汪圣铎与卿希泰两位先生已经对宋高宗时期的道教政策做过研究,但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我们认为,二人的结论均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宋高宗并不是在绍兴二十五年突然对洞霄宫感兴趣,而是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即与洞霄宫的多位道士有过接触,并且对洞霄宫有了相当了解。早在建炎年间(1127—1130),宋高宗就已经对洞霄宫加以封赏。前文已提及,龙王仙官祠赐额于建炎年间,处于宋金战争最艰难的建炎年间得此赐额,实属不易。至迟到绍兴十七年(1147),龙王仙官祠第一次得到朝廷加封,《洞霄图志》记载:


初,以宋绍兴九年(1139)内旨诣洞,投铁简得雨,封“善应侯”。敕:朕惟山林川谷,出云气为风雨者,必加礼秩,以谨奉祠,矧兹洞天,神灵所宅,屈伸变化,呼吸风云,若时愆阳,旋施膏泽。有司言状,宠锡侯封,用孚恵于烝黎,以钦承于涣綍。可特封“善应侯”。


而清代学者徐松整理的《宋会要辑稿》则有《宋会要大条洞天龙神祠》条,其文曰:


大条(涤)洞天龙神祠,在临安府余杭县大(天)柱山洞霄宫,光尧皇帝(宋高宗)绍兴十七年七月封“善应侯”。


两则材料记载封侯的时间不同,一为绍兴九年,一为绍兴十七年,但记载的事情却是同一件,均是因投龙祈雨成功后,封洞霄宫龙神为“善应侯”一事。龙神封侯一事应当是宋高宗亲自批准的,加之洞霄宫位于杭州属县,又是宰辅提举的重要宫观,因此我们认为至迟在绍兴十七年,洞霄宫在宋高宗心中已经获得比较好的印象。


宋高宗不仅重视洞霄宫的龙神,而且与洞霄宫的多位道士有过交往。根据《洞霄图志》记载:


李洞神,字云友,杭之新城人。自幼不茹荤酒,嗜黄老学。七岁入洞霄受度,刻意道法,戒行严洁。中年走淮海,谒徐神翁,密有所得,归屏人事,宴坐林下。高宗赐号“明素”,俾主宁寿观。未几,乞还山(指洞霄),授右街道箓,主洞霄宫。孝宫践位(1163),召使拜章,旋即昭格。


李洞神这位洞霄宫道士早年得到两宋之际著名道士淮海徐神翁(徐守信)真传,而宋高宗可能与徐神翁早已相识。李洞神回到洞霄宫后,深得高宗与孝宗的宠幸。先得到高宗赐号“明素”,进而成为御前宫观之一的宁寿观主持;不久后被授予“右街道箓”这一南宋最高道教职务,并成为洞霄宫主持。宋孝宗继位后更进入“昭格署”这一国家用来专门举行道教斋醮活动的机构。李洞神的这一光鲜的履历,创造了南宋以来洞霄宫数个纪录,为南宋到元代众多洞霄宫道士多次得到皇帝“赐号”、任职朝廷“道官”、管理皇家的御前宫观创造了先例。


另一位洞霄宫道士陈希声,字震甫,临安人,“师凝妙大师金致一,以行业清高,际遇高宗,授右街鉴义,俾主洞霄宫。提纲严肃,奖拨后进,一时学者向风”。陈希声同样得到宋高宗的“际遇”,只是没有前举李洞神的地位高,他在朝廷的官职是“授右街鉴义”,是官方道教官职中的第二等级,但同样被任命为洞霄宫的主首。需要指出的是,高宗于乾道二年驾临洞霄宫时,担任洞霄宫知宫的正是陈希声,他全面负责了高宗来访前后的接待工作,“乾道二年三月,车驾临幸山中,(陈希声)扈从,登游东西岩洞,赐御书、度牒,号凝和大师,又书《度人经》赐焉”。由于“扈从”有功,他被赐“凝和大师”的师号。能够亲自接待宋高宗来访,成为洞霄宫住持陈希声人生的最高点。


洞霄宫在宋高宗时就已得到皇室宠幸的第三位道士是俞延禧。史载:


俞延禧,字德厚,临安人,受度于洞霄宫,自号竹林道人。襟韵洒落,善丹青,高宗赐御衣、象简,迁授道秩。后以《古涧松》进,孝宗御制诗,赐曰:“荦确奔流泻玉虹,凛然云干拟蟠空。红尘车马稠如织,梦入苍烟万壑风。”尝自写神,恩平郡王见之,赐赞曰:“日角月渊,天赐怡然。丹青妙笔,秉鉴自传。妙中之妙,元中之元。不知谁氏子,乃玉京之谪仙。”孝宗又赐以“怡然”二字,俾主宁寿观。未几,乞还山,复俾知洞霄宫。随亦退闲,住通明馆。


俞延禧得到皇室注意的原因与前两位洞霄宫道士不同,并非因其道术高超,而是因为其善丹青,即善画。他首先得到高宗的认可,被赐予“御衣、象简”,也被赐“迁授道秩”,只是未提及具体官职。他与宋高宗的接触当是高宗当政的晚期,不久进入孝宗时代,以一幅《古涧松》得到孝宗的宠幸,并得以赐御制诗一首,得到皇帝的御制诗可谓中国历史上道士中的极少数人,反映了其与宋孝宗不一般的关系。同时,他的自画像还得到恩平郡王的赐赞,称其为“谪仙”,当是将其与唐代李白相比拟。俞延禧后来被赐“怡然”就是从恩平郡王的赐赞中得来。这位恩平郡王就是宋孝宗潜邸时唯一的竞争者赵伯玖,其封恩平郡王在绍兴十五年(1145),因此赵伯玖与俞延禧的相识当不早于这一年。俞延禧得到宋高宗、宋孝宗两代皇帝宠信,也被授予皇家宫观“宁寿观”住持的职务,这与李洞神的经历比较接近,“宁寿观”成为与洞霄宫道士关系密切的御前宫观。俞延禧乞闲还山后同样被任命为知洞霄宫,这一职位是洞霄宫的副职,没有前两位道士地位高。其在洞霄宫退闲后,“住通明馆”。通明馆是宋高宗乾道二年来访居住的地方,宋高宗离开后,室内所有陈设被严格保持,并定期打扫,成为洞霄宫内最高级别的保护对象,南宋以降历代首席洞霄宫住持,都要带提点“通明馆”的职务,因此俞延禧“住通明馆”并非普通的居住通明馆的意思,应是管理“通明馆”之意。俞延禧作为一名画家道士,先后得到南宋两位皇帝、一位郡王的赏识,反映了南宋初期洞霄宫道士与皇室非同寻常的关系,也反映了洞霄宫在南宋王朝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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