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阵子,我在黑龙江鹤立河农场八年,苦不说,喝的水都是沼泽里的,克山病多,大脖子。有一回我发高烧,担心啊,一个宁波知青往紫砂壶扔一把炒青,开水一冲,哦哟,我一壶喝光,病都轻了。我离开北大荒前夕,去谢谢一位帮我返城的浙江籍医生,他啥都不要,只说你回去后要能记起我来,就给我带一把沏茶的泥壶。 这些是我对紫砂壶最初的记忆。 那时候上海城隍庙有一家专卖紫砂壶的“铁画轩”,一把才一块几毛钱。我出差常去逛,看新款。慢慢地,对壶上的诗词、书画、篆刻就有了兴趣,高兴时我也写几笔。 我到杭州市园文局所辖中国茶叶博物馆是1990年初,筹建时馆藏文物几乎空白。我将收藏的几只宋代黑釉茶碗捐给馆里,也就担任起了茶文物的征集。要说当年我的文物知识,自学以外,有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园文局副局长陈文锦,一个是前辈毛昭晰。陈文锦是北大生,全国文物单位都有同学,有管博物馆的,有当局长的。他带着我跑,连故宫的文物都无偿调拨。从中我也学到很多知识,包括鉴赏时的神色,陈文锦总在背后捅我:不要喜形于色。毛昭晰老人和我父母至交,常来我家,毛老的文物知识渊博,我相当崇拜。 当时我几乎是天天逛吴山路,哪把紫砂壶新上架,一眼我就看出来了。茶博馆搞基建,征集文物的钱很少,审批手续也烦。好文物可遇不可求,看中了,回来等报批,东西有可能就没了。 这一天,就看到一把大紫砂壶,壶盖是一块方形泥片,纽把是简单的泥条,壶盖的止口也是泥条,整体像一顶不施修饰的僧帽。妙就妙在壶身,紫砂中有星星点点白砂。我的心咯噔一记,难道是明早期的“老泥”?明代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说:“老泥,出团山,陶则白砂星星,按若珠琲。”“陶”,是烧制成器;“珠琲”形容成串的珍珠。这一种风格,早已绝迹,现在全是人工调制的“老泥”。 店老板我熟,我说你不要卖,有了钱我马上来。后来我再去,脚跨进店,眼睛看过去,心就冷了,那壶没了。老板说,我生意人啦,谁出得起价,早卖早好啦。你看,这是我后来买的一本紫砂器收藏书。一打开,第二页就是这把大僧帽壶的照片。这书是杭州李长平编著,藏界高手,比我年轻,下货出手快。就在我走后,他买下了。 当时我才几十块工资,自己出钱,几百块都是大数。有一次在岳王路,看到一把紫砂,壶底居然有“墨林堂时大彬”款,我神色不露,心已经惊得“怦怦”跳了。明代张岱的《陶庵梦忆》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时大彬次之,陈用卿又次之”,可“直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在张岱的眼里,这三款紫砂器,完全可与商周的青铜酒器礼器媲美。时大彬是工匠,与“墨林堂”联一起,一般人看不准。我晓得“墨林堂”是时大彬的同代文人项子京的斋号,匠人应文人之邀烧制茶具,历代都有。 这老板不懂,要价也才两千。我砍到八百。袋儿里这钱我还是有的,总觉得肉痛。我说再便宜一点。老板说不来事的。我装作不买,走了。我到了一个店铺,坐下来吸了一支香烟,觉得火候差不多了,想再去砍一点是一点。刚走出几步,一个姓胡的拿了这壶晃记晃记过来,我说这壶怎么到你手了?他说,你吴远明肯出八百,我出一千都值的。原来我在砍价,他瞄上我了。我说一千两百块转给我。他不肯。这姓胡的不是收藏,是做买卖的。我出钱越高,他越晓得壶的价值。我出到两千,我说你不卖就算。后来,他是五万块钱出手的。这仁兄常常在卖家与藏家之间出这么一杠子。 要想少花钱淘好货,跑乡村。有一个朋友,《浙江交通报》主编张东苏,爱好、家庭、经历,与我都相似。我和他专跑余姚、慈溪,是浙江最有文物根基的地方。慈溪跑得多了,也有了线人,一个“跑地皮”的老郭,我一般总按他的要求给他钱。有天他打电话来,有一把清代早期的提梁壶,说人家开价两万五,你要嫌贵,就给别人了。我说留着,我也给你这个价。壶拿到手,有破裂。我说,你收来或许一万,或许两万。我既然答应,就给你两万五。钞票数目毕竟大,拿出去还是心疼的,没有发票,也不能馆藏。我说,老郭,我吃亏要吃在明处,以后你一有新货,首先得通知我。后来他倒是恪守诺言,进了货,第一个电话就是给我。 张东苏这人很有戏,有一次出门,他说,吴远明,今天一定能淘到好东西,我有预感。那天跑到傍晚,只跑到一把破壶,价格还谈不好。车子路过一个村子,村里有个在周巷摆地摊的古董贩,门槛死精,我们都不愿意和他打交道。空手回去,又不甘心,我说去看看吧。 这古董贩拿出一件紫砂,我眼睛一亮,真货,不能露声色啊。我漫不经心地说,开价多少?他说一万五。我一听,心定了,这价我出得起。我又问,什么年代的?他说乾隆年间的。我一听,更定了,他还没给别人看过,不识货,这是一件明代器物。我还价八千块。成交。问他还有没有?他又拿出一件,说八千。我说四千。成交。 钞票付好,他说,把东西包一包。我说不要包了,不要包了。赶紧走了出来。这一下子,他明白了,追了出来,懊悔地叫:“哦哟,漏给你们了,漏给你们了!”我们怕他想补价格,上了车就开。 紫砂茶具,尽管在北宋苏轼的文字中已有,但目前为止,收藏界最早的紫砂壶都是明初的。这一把弧形提梁壶(图1),就是明初紫砂草创期的缸甏釉。你看,“飞釉”斑驳不匀,壶盖内有一个印,是明代早期青花瓷上常见的草书“福”,壶身整体完好无损。要价六千,我五千成交。这壶在全国还有两件:南京博物馆一件,从井里挖出后有破损;2005年北京中贸市场拍卖一件,有“金山寺内用”铭,55万成交。 这只清初放茶叶的紫砂绞胎罐(图2),也是绝品。绞胎就是深色的泥和浅色的泥绞在一起,敷在紫砂的表面,再上釉烧制。唐代的瓷器有绞胎出现,紫砂器敷绞胎再加上釉,在明代很少。这也是在慈溪早市上淘到的,要价才两百块。今天你要一万,我也会买的。我付钱时,一个上海人看到了,跟在我屁股后面,要加价转让。我说我不是生意人,你再出高价,我都不卖的。我要上车,他拽住我说:“阿拉再看一眼,好伐?”后来,江苏泰州的一个工地也出过这么一件,“五化身”(裂成五瓣)的,修复后陈列在南京博物馆。2006年时,徐家汇工地也出过一件,还是破的。 别看我尽说好事,我也“打眼”过,就是看走眼。有一次老郭来电话,我赶过去,是一把邵元祥款的紫砂大提梁壶(图3),老郭开价三万。邵元祥是明末清初宜兴的制壶大家,我说好,价钱依你,你还收了什么?他说还有一把乾隆官窑。我是先捡了一个漏,一激动,第二把就看走眼了。这是一把菱形壶,做工精细,有乾隆御制诗。乾隆好古玩,器、玉、书、画,凡是他喜欢,都有题词的嗜好。老郭要价一万,我说我要了。回头等我看到第二把一式一样的壶时,才晓得上当啦!因为历代的官窑器都是匠人的手工,没有模具,绝对是一把一个式样。这壶我没有退还给老郭,他一个农民,被人蒙了。也没拿这壶去蒙别人,捞回一万块钱。后来这把壶送给了茶博馆里,让年轻人观摩,什么叫“高仿”。 知识是无止境的,有一年,大热,老郭一个电话,我赶了过去,见到一把高16厘米的直嘴圆壶,底部有“大彬制”的款。我说过,时大彬是我向往已久的,但这一个款明显是黑泥粘上去,吃不准。我说,老郭,怕不是真品啊,两万五不值的。老郭也是借我的眼,我不要,他就扛不住价了。老郭打电话给一个宁波人,他认为这是第二个能出得起价的人,价格放低到了一万五。宁波人来了,也说不像时大彬的真品。老郭就给李长平打电话,价格降到了一万。李长平一来就买下了,他认为就是时大彬的真品。明代的紫砂壶,时大彬排第二,陈用卿排第三,这是张岱说的。以前我捐给茶博馆一把“陈用卿”的壶,馆藏属一级藏品,我一直想搞一把时大彬的。可惜,这一次又失之交臂。 锡包壶存世很少,尤其壶嘴和壶把都包锡,更罕见。一般的工匠,都是壶身包锡,壶嘴、壶把用白玉和红木镶嵌。我有一把沈存周款的锡包紫砂壶,连竹节造型的嘴和把,全都包上锡了,珍品。更难得的是,这壶还有铭文,将锡包砂的历史提前到了康熙元年。这把锡包紫砂壶,是清中期的“却月壶”(图4,却月意为缺月),西泠八家陈曼生的十八式之一,壶的嘴和把镶嵌的是绿玉,从艺术上讲,应该不错,但包锡的工艺稍逊一些。 在寻找紫砂茶具中,我也看到杭州茶业的过去。当年杭城谋生的安徽歙县茶人,茶具用的是细瓷小饭碗,不是壶。当初他们喝茶的目的,往往是对茶叶的鉴定,用碗,更能看清冲泡后茶叶的舒展色泽。上世纪80年代,杭城有三四十个当年的歙县茶人,定期在清河坊聚会喝茶。 90年代,就不足20人了,七老八十,聚会改在了柳浪闻莺。现在,几乎没了。 我陆续有了一百来把历代的紫砂壶,好友陆钧给我那间屋取名“百壶斋”,曹工化专为我书写了一幅中堂“百壶斋赋”。 捐赠的想法我早就有了。茶博馆刚成立时,毛昭晰老人捐过不少文物,给我的印象很深。我祖父吴品诊出身东阳县的望族,当年,粟裕将军常到我祖宅来开会、住宿;为了革命,我祖父将大家产都献出了。我父亲吴畏,也尽其所能资助金萧支队。1949年,农会给我祖宅挂了一块牌子,是“革命先锋”。我妈妈对钱财也视作身外之物,我爸去世,组织上几次找她,给调整大住房,她都没要。这对我都是影响。 我老婆也支持捐赠,她家是杭州的望族,原来吴山上面杭州手表厂那一片房子,就是她五奶奶在50多年前捐给政府的。我岳父住院,要动手术,他说他已经签署了遗体捐献书,动手术,要损坏整体利用价值的,不答应。 茶博馆和我确定捐赠意向后,收藏圈内马上传开了。有个企业家,也是老朋友,愿意出1000万收我的紫砂壶。我说,只要你承诺五年以后无偿献给茶博馆,我只要你500万就可以。他说,五年后捐几件是做得到的,全部捐,是答应不下来的。 我只好说对不起了,我承诺过茶博馆,毕竟我的收藏能走到这一步,大半是因为这馆。搞收藏,需要什么?眼光,阅历、知识、心情。 有人拿紫砂壶,拿古瓷器来要我鉴定,凡是真货,我一般只说八分话,让出两分,给他留有印证的空间。一旦涉及到转让,只要是从我手上出去,这价格,绝对不会是“城墙上抬花轿——大荡转”的,这也是做人的原则。要不,房子,我就不会是一套了;车子,也早该有了。 附记:2009年4月13日,“吴远明捐赠历代紫砂茶具仪式”在茶博馆召开。至此,吴远明捐出的紫砂壶计100余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