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浙江宁海人。字大颐，因冒老师经亨颐偏讳未得流行于师友间。相知喜其在艺术方面自学有成，尝以“天授”相称许，潘则深自谦逊，不敢当此过誉。性戆直，与人交游，态度平易，虽受轻侮，未尝反唇相向、盛气凌厉，始终保持以直报怨的守则，过后更不复介意。对于阿谀、傲慢、阴谲、自私等恶习，从无沾染。与人相识共处，常面带笑容，憨态可掬，侪辈或直呼为“阿寿”，亦欣然接受，以为名当其实，还经常取作画款。由是“阿寿”之称，转含亲切之意。

1916年，始来杭进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业，即以擅长书法，见重全校。同学买纸求作屏、条、对联者，日有数起。为此磨墨、伸纸、挥毫、洗砚，常占去大部分课余时间，从不推辞，约期交件，说是借纸练字，事属两利，自当乐此不疲，无须多加取舍于其间。惟因怕糟蹋纸张，赔累不起，在校几年，书法就不敢随意变化。所作对联为多，间架平稳，笔法稍涉粗犷，看去却别有风格，自成一体。当时老师中擅长书法者，如李叔同、经亨颐、夏硏尊辈，或天资过人，或功夫到家，早已蜚声一时，与校外名流马一浮、丁辅之、余绍宋、张宗祥辈齐名。因此，潘的造诣，受诸前辈之益者不少，对于像他那样一个在声应气求上方进未止，在学业上正不断攀登的青年来说，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处。此所谓“名师出高徒”啊！

这里要讲一讲当时一师注重美术音乐教育的一些旧事：一师校长经亨颐办学，要求德、智、体、美、社交，五育并臻，致力培养健全人格，同时注意个性发展；教学相长，能者为师；藏、修、风、咏，一时蔚然成风。这时的潘君，方参加师生共同的课外研究组织，学习诗词，篆刻，均有成就，所作中国画小品，亦已见特色。“五四”运动时，潘已是本科三年级生，行将毕业，除罢课期内参加游行、开会，以及上课时间学些文字改革，批判封建道德，破除迷信和关心时事外，作书、学画，攻读不辍。毕业以后，按师范生升学、转业，须得在任教满两年以后的惯例，任两年小教后，乃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抄写讲义职司，意在接近国画系教授，便于请益进取。校长刘海粟，独力经营上海美专，确也费尽一些心机，起初招收的学生都是本地人，来学的人数不多，罕有能毕业成材者。刘海粟乃于校门两侧，立起两个巨大的石膏裸体女像，一时舆论哗然，要求政府取缔，因学校接近租界，外国人不反对，学校才免于封闭，学生也略见增多，刘海粟却被目为“艺术叛徒”。学费收入既有限，所聘教师一律得吃欠薪苦头，潘所任司书是只够生活的固定工资，苦况可知。要想抽空自己进修，向牢骚满腹的教授们请教，更非易事。好在教授中也有留学日本，思想开朗，学术渊博，乐于奖掖后进的，当时潘得亲炙的陈衡恪（字思曾）先生，对于潘在中国美术史方面系统的史学知识，对古、今代名家作品的鉴赏能力的提高，所起的作用不小。惟潘于画法，还是从我所好，自出心裁，不屑于师承任何个人。潘到校后不久，苦学有成，终于得到刘校长赏识，见他生活艰苦，上进心切，后来便把他引进到教授之列。他自然教学认真，生活刻苦如故。后来，学校终于掀起风潮，学生要驱逐刘海粟，收回由学生出力捐募兴建的校舍。相持了一段时间，罢课师生另去组织上海新亚美术专科学校，潘也就参加了这个新组织。

新的集体组织，经济来源有限，待遇改善不了多少。适蔡元培先生著文提倡用美术代替宗教，当时教育部对蔡先生主张表示支持，决定在杭州西湖添设国立西湖艺术院，林风眠应聘从法国回浙任院长，主持其事。在校舍兴建期间，有物色教授的充裕时间，结果在国画家中选定对中国美术史观、讲堂教学、艺术修养各方面都有成绩的潘先生，聘他为国画系主任，教授由系主任推荐招聘，都是来自新亚的旧友。在此时际，潘先生不负初心，兼任两地教学，在沪杭道上奔走了好几年，也是他为教育不辞辛劳的事迹。林院长留法多年，原已在彼成家立业，回国以后，眼看当时学术界热衷于发扬民族文化，已涉及到医药、美术，也就运用自己的西画技艺理论，开始从事国画，意在用新的美术理论来发扬民族传统，颇能表达出新的意境。对国画系教学安排，亦多有主张，国画系缺人物画教授，潘先生乃勉力自任，借鉴于虎跑五百罗汉碑刻形象，化作丈二白描画像，笔力遒劲，全得力于书法，气象森严，观者为之屏息。盖先生对于画事，博采众长，不落常人窠臼，加工细描，每用淡墨勾勒，敷上色彩蒇事。

潘天寿国画作品《和平鸽》

徐悲鸿先生曾对我说过：“绘画不拘中西，设色难在调和，阿寿善用几种极难调和的色彩，大块渲染画面，自有风格，在画人中是不可强求的。”知音之言，不失为深知此中甘苦者的衡评。潘先生解放前所写《中国美术史》，对历代稗史、笔记、画家作品著录，多所搜采，凡散见诸书的故事篇段，大量的作家作品著录，都仔细选取编排，使零星资料集成为具有体系的简明画史，所花工夫，使后来学者在前进道路上有所领略，也是值得称道的一种贡献。解放以后，潘先生在党的教育下，世界观有了深刻转变。对教学致力更多，平时收集近古名人画轴、册页，作为观摩教具。先生每用最简单的说明，指出“那张作品具有创造性，匠心独运，浑然一体，以此作者名列‘大家’；那张作品，未尝不斐然可观，惟其构图设色，师承虽高，自出心裁，终形局促，所以在画史上，只能达到‘小名家’地位”等等。聆教者耳濡目染，心领神会，每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潘先生这样指导后进，可谓用心良苦了。

抗战期间，潘先生尝在重庆，长迁渝的北京、杭州联合艺专。国事动荡，人心涣散，在先生竭力维护下的师生，部分人竟受蛊惑，发动风潮，肆意攻击先生，先生犯而不校。抗战结束后一年，联校由重庆分别迁回北京、杭州，先生仍长浙江艺术专科学校。修复校舍，添置用具，准备教工家属宿舍，招收新生，事必躬亲。暑假将尽，逗留重庆待运的教职员始陆续到齐，局面初定，而争权夺利之辈，又在寒假来临时，掀起风潮。互相纠缠，事久不决。暑假将到，南京掌握教育大权的巨头陈立夫，以私人名义给潘先生来信，内容是“敝友某某，酷爱艺术生活，熟习学校行政，热望来贵校供职，特为介绍，清畀以讲师名义，暂勿任课，即付以任何行政工作，必能愉快胜任，为君臂助也……”很明显这是嘱咐先生安排人手，以平息风潮。先生读后即交付秘书拟复，秘书写的八行书，内容有“承介贵友某某，极愿借重，实因学校多事，前已上陈教部引咎辞职，现在待命中。如暑假以后，校长一职仍蝉联，自当竭诚相请，以资臂助。望通知贵友宽假时日，安心静候……再经口头说明，无非在于早日平息风潮”。信发出五日，教部来电，“潘天寿准辞校长职，留待移交……”

继任校长的汪日章，不是教育界有历史的人，带来的全是党政两路失意的人，声明教师、工友尽量续用，职员应该让位。鉴于教授队伍里已经有林风眠，与汪同是留学生，可以合得来。国画惟有潘先生是热门，他自己又外行，就对先生另眼看待。先发表吴絈之为国画系主任，再把在上海的黄宾虹先生请来，召集全校师生员工，说：“国画系教授力量不够，我给你们请来了有南黄北齐之誉，全国数一数二的黄老先生，他虽年老不能任教，你们将来出去，说声我是黄宾虹先生门生，也就高人一等了。”潘先生数次受抑，但毫不气馁，认定学校中心任务是搞好教学，依然早出晚归，勤恳负责，敬老尚友，各如其份。汪日章对他的操守，日渐了解，公事常与相商。解放以后，艺术专科改称美术学院，有些领导同志，宣称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改造业务，态度积极，政治性与艺术性其间新与旧的矛盾，不能立时消除；反映到党内，形成为路线；延伸到校内，领导起争论。这时的国画系的教授中，见机的谓“用之可行，舍之可藏”；通达的已舍难就易，改道易辙。惟先生直道而行，常卷入浪潮，大起大落。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出现了夺权为己、诿罪于人的歪风，需要休息的老年人，首当其冲。先生终于在困境中卖掉画桌，生命也不久结束。“文革”结束后，为已离人世的先生恢复名誉，文化部决定为先生设立了纪念馆。国画系书记刘江同志在我离杭前以先生生前事迹相垂询，我曰：蔼蔼潘老，仁者乐山，书画有神，取法自然。学本师承，先树人格，一生力行，以身作则，功名利达，何有于我？平直谦退，为人受过。世情多故，众望难副，驰誉域外，事亦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