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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潘天寿
来源:冯蔼然  作者:  日期:2018-04-18

潘天寿,浙江宁海人。字大颐,因冒老师经亨颐偏讳未得流行于师友间。相知喜其在艺术方面自学有成,尝以“天授”相称许,潘则深自谦逊,不敢当此过誉。性戆直,与人交游,态度平易,虽受轻侮,未尝反唇相向、盛气凌厉,始终保持以直报怨的守则,过后更不复介意。对于阿谀、傲慢、阴谲、自私等恶习,从无沾染。与人相识共处,常面带笑容,憨态可掬,侪辈或直呼为“阿寿”,亦欣然接受,以为名当其实,还经常取作画款。由是“阿寿”之称,转含亲切之意。

1916年,始来杭进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业,即以擅长书法,见重全校。同学买纸求作屏、条、对联者,日有数起。为此磨墨、伸纸、挥毫、洗砚,常占去大部分课余时间,从不推辞,约期交件,说是借纸练字,事属两利,自当乐此不疲,无须多加取舍于其间。惟因怕糟蹋纸张,赔累不起,在校几年,书法就不敢随意变化。所作对联为多,间架平稳,笔法稍涉粗犷,看去却别有风格,自成一体。当时老师中擅长书法者,如李叔同、经亨颐、夏硏尊辈,或天资过人,或功夫到家,早已蜚声一时,与校外名流马一浮、丁辅之、余绍宋、张宗祥辈齐名。因此,潘的造诣,受诸前辈之益者不少,对于像他那样一个在声应气求上方进未止,在学业上正不断攀登的青年来说,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处。此所谓“名师出高徒”啊!

这里要讲一讲当时一师注重美术音乐教育的一些旧事:一师校长经亨颐办学,要求德、智、体、美、社交,五育并臻,致力培养健全人格,同时注意个性发展;教学相长,能者为师;藏、修、风、咏,一时蔚然成风。这时的潘君,方参加师生共同的课外研究组织,学习诗词,篆刻,均有成就,所作中国画小品,亦已见特色。“五四”运动时,潘已是本科三年级生,行将毕业,除罢课期内参加游行、开会,以及上课时间学些文字改革,批判封建道德,破除迷信和关心时事外,作书、学画,攻读不辍。毕业以后,按师范生升学、转业,须得在任教满两年以后的惯例,任两年小教后,乃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抄写讲义职司,意在接近国画系教授,便于请益进取。校长刘海粟,独力经营上海美专,确也费尽一些心机,起初招收的学生都是本地人,来学的人数不多,罕有能毕业成材者。刘海粟乃于校门两侧,立起两个巨大的石膏裸体女像,一时舆论哗然,要求政府取缔,因学校接近租界,外国人不反对,学校才免于封闭,学生也略见增多,刘海粟却被目为“艺术叛徒”。学费收入既有限,所聘教师一律得吃欠薪苦头,潘所任司书是只够生活的固定工资,苦况可知。要想抽空自己进修,向牢骚满腹的教授们请教,更非易事。好在教授中也有留学日本,思想开朗,学术渊博,乐于奖掖后进的,当时潘得亲炙的陈衡恪(字思曾)先生,对于潘在中国美术史方面系统的史学知识,对古、今代名家作品的鉴赏能力的提高,所起的作用不小。惟潘于画法,还是从我所好,自出心裁,不屑于师承任何个人。潘到校后不久,苦学有成,终于得到刘校长赏识,见他生活艰苦,上进心切,后来便把他引进到教授之列。他自然教学认真,生活刻苦如故。后来,学校终于掀起风潮,学生要驱逐刘海粟,收回由学生出力捐募兴建的校舍。相持了一段时间,罢课师生另去组织上海新亚美术专科学校,潘也就参加了这个新组织。

新的集体组织,经济来源有限,待遇改善不了多少。适蔡元培先生著文提倡用美术代替宗教,当时教育部对蔡先生主张表示支持,决定在杭州西湖添设国立西湖艺术院,林风眠应聘从法国回浙任院长,主持其事。在校舍兴建期间,有物色教授的充裕时间,结果在国画家中选定对中国美术史观、讲堂教学、艺术修养各方面都有成绩的潘先生,聘他为国画系主任,教授由系主任推荐招聘,都是来自新亚的旧友。在此时际,潘先生不负初心,兼任两地教学,在沪杭道上奔走了好几年,也是他为教育不辞辛劳的事迹。林院长留法多年,原已在彼成家立业,回国以后,眼看当时学术界热衷于发扬民族文化,已涉及到医药、美术,也就运用自己的西画技艺理论,开始从事国画,意在用新的美术理论来发扬民族传统,颇能表达出新的意境。对国画系教学安排,亦多有主张,国画系缺人物画教授,潘先生乃勉力自任,借鉴于虎跑五百罗汉碑刻形象,化作丈二白描画像,笔力遒劲,全得力于书法,气象森严,观者为之屏息。盖先生对于画事,博采众长,不落常人窠臼,加工细描,每用淡墨勾勒,敷上色彩蒇事。

潘天寿国画作品《和平鸽》

徐悲鸿先生曾对我说过:“绘画不拘中西,设色难在调和,阿寿善用几种极难调和的色彩,大块渲染画面,自有风格,在画人中是不可强求的。”知音之言,不失为深知此中甘苦者的衡评。潘先生解放前所写《中国美术史》,对历代稗史、笔记、画家作品著录,多所搜采,凡散见诸书的故事篇段,大量的作家作品著录,都仔细选取编排,使零星资料集成为具有体系的简明画史,所花工夫,使后来学者在前进道路上有所领略,也是值得称道的一种贡献。解放以后,潘先生在党的教育下,世界观有了深刻转变。对教学致力更多,平时收集近古名人画轴、册页,作为观摩教具。先生每用最简单的说明,指出“那张作品具有创造性,匠心独运,浑然一体,以此作者名列‘大家’;那张作品,未尝不斐然可观,惟其构图设色,师承虽高,自出心裁,终形局促,所以在画史上,只能达到‘小名家’地位”等等。聆教者耳濡目染,心领神会,每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潘先生这样指导后进,可谓用心良苦了。

抗战期间,潘先生尝在重庆,长迁渝的北京、杭州联合艺专。国事动荡,人心涣散,在先生竭力维护下的师生,部分人竟受蛊惑,发动风潮,肆意攻击先生,先生犯而不校。抗战结束后一年,联校由重庆分别迁回北京、杭州,先生仍长浙江艺术专科学校。修复校舍,添置用具,准备教工家属宿舍,招收新生,事必躬亲。暑假将尽,逗留重庆待运的教职员始陆续到齐,局面初定,而争权夺利之辈,又在寒假来临时,掀起风潮。互相纠缠,事久不决。暑假将到,南京掌握教育大权的巨头陈立夫,以私人名义给潘先生来信,内容是“敝友某某,酷爱艺术生活,熟习学校行政,热望来贵校供职,特为介绍,清畀以讲师名义,暂勿任课,即付以任何行政工作,必能愉快胜任,为君臂助也……”很明显这是嘱咐先生安排人手,以平息风潮。先生读后即交付秘书拟复,秘书写的八行书,内容有“承介贵友某某,极愿借重,实因学校多事,前已上陈教部引咎辞职,现在待命中。如暑假以后,校长一职仍蝉联,自当竭诚相请,以资臂助。望通知贵友宽假时日,安心静候……再经口头说明,无非在于早日平息风潮”。信发出五日,教部来电,“潘天寿准辞校长职,留待移交……”

继任校长的汪日章,不是教育界有历史的人,带来的全是党政两路失意的人,声明教师、工友尽量续用,职员应该让位。鉴于教授队伍里已经有林风眠,与汪同是留学生,可以合得来。国画惟有潘先生是热门,他自己又外行,就对先生另眼看待。先发表吴絈之为国画系主任,再把在上海的黄宾虹先生请来,召集全校师生员工,说:“国画系教授力量不够,我给你们请来了有南黄北齐之誉,全国数一数二的黄老先生,他虽年老不能任教,你们将来出去,说声我是黄宾虹先生门生,也就高人一等了。”潘先生数次受抑,但毫不气馁,认定学校中心任务是搞好教学,依然早出晚归,勤恳负责,敬老尚友,各如其份。汪日章对他的操守,日渐了解,公事常与相商。解放以后,艺术专科改称美术学院,有些领导同志,宣称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改造业务,态度积极,政治性与艺术性其间新与旧的矛盾,不能立时消除;反映到党内,形成为路线;延伸到校内,领导起争论。这时的国画系的教授中,见机的谓“用之可行,舍之可藏”;通达的已舍难就易,改道易辙。惟先生直道而行,常卷入浪潮,大起大落。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出现了夺权为己、诿罪于人的歪风,需要休息的老年人,首当其冲。先生终于在困境中卖掉画桌,生命也不久结束。“文革”结束后,为已离人世的先生恢复名誉,文化部决定为先生设立了纪念馆。国画系书记刘江同志在我离杭前以先生生前事迹相垂询,我曰:蔼蔼潘老,仁者乐山,书画有神,取法自然。学本师承,先树人格,一生力行,以身作则,功名利达,何有于我?平直谦退,为人受过。世情多故,众望难副,驰誉域外,事亦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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