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所处时代，正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贪官污吏遍地，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祖父一介草民，饱经人间辛酸苦难。他想找一条出路，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就去参加优贡的考试，企图“清官救国”。省考成绩优异，去北京参加朝考，被录取在一百名之内，属于优等。发榜后，他曾朝见过皇帝。祖父曾对我说过关于觐见的事：“说起这件事真好笑，比演戏还不如。为了朝见，花了一大笔钱，去购买了一套绣花衣帽。半夜里就在朝见的殿外等候。等到天将黎明，由太监传出话来，说是朝见皇帝了，于是跟着大家进了殿门，跟着大家跪下叩头，跟着大家叫万岁。这样身不由己地搞了一段时候，总算朝见结束。天晓得，不但皇帝的影子没有看到，而且连什么大臣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朝觐后不久，祖父被分配到福建以知县候补。1911年春末，祖父既高兴也有些踌躇，高兴的是报国有门，踌躇的是到福建去的费用无着。经亲友们的帮助，才到了福建的省会福州。官场险恶，在这高官云集的福州，一个远道而来的候补知县，有谁看得起!祖父因没有向巡抚、臬台、藩台等衙门守门人送钱，求见时，祖父被守门人谎言搪塞而挡驾了。几经周折，虽能与这些大官相会，他们又哪里把祖父这个寒儒出身的候补知县放在眼里!祖父对官场中的应酬交际、吹牛拍马、尔虞我诈等稍有觉察，深感失望和忧伤。他不肯仰人鼻息，轻易折腰事权贵，在福州痛苦、彷徨了一段短暂时间，是年夏天称病回家。

祖父从福建回来后，痛恨清政府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决心跳出仕途。他的同窗好友邵希雍(字廉存，号伯棠，祖籍山阴县下邵村——今属萧山区)，得悉祖父辞官归里，称赞他是“危崖勒马，智士也”。邵氏是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编辑，长住上海，曾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由该书局出版，风行全国。邵拟著《中等论说文范》，但因事多抽不出时间，想聘请祖父参加编纂。初，祖父婉词谢绝，秋，又见书招，遂应聘。此时，适逢辛亥革命，祖父赞赏和支持辛亥革命，在《中等新论说文范》书中，倾注了欢欣歌颂之情和重铸民族魂之灼见。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窃谓为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自《中等新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后，祖父与该局交往增多了。邵死后，该书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需要修改，就请祖父执笔加工。此后，祖父先后替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编撰了《唐著写信必读续增》、《楹联大全》、《留青别集》、《幼学故事琼林续增》、《客中消遣录》等书。由于这些书的发行量扩大，祖父遂在该书局经营者的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彼此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祖父一生，不仅处在国家多事之秋，而且家庭波折迭起，可谓一生坎坷。祖父20多岁时，与王氏结婚，生两子，长子震氵贲，就是我的父亲。后来祖父续娶黄氏女，黄氏女不久又在忧郁中永别人世。过了一段时间，祖父又续娶韩姓店员之女。祖父几番结婚续弦，子女却仅存父亲一人，又体弱多病。稍长祖父就叫父亲到杭州中医药专科学校求学，主要动机是，既可使父亲获得一些医药保健知识和技能，有利调理自身，又可以解救人们疾病的痛苦。

辛亥革命以后，祖父念念不忘国家的前途。他热情拥护共和，赞成民主，坚决反对帝制，憎恨专制。他在当时“演义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就着手撰写历史演义了。

1915到1916年间，他完成了第一部《清史通俗演义》。其间经历了一条呕心沥血、艰辛努力、曲折复杂的演义创作道路。

一是亲友的缠扰。辛亥革命以后，虽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治多变，危害民主共和，祖父力图以通俗的历史演义，唤起民众，挽此狂澜。他当时曾说：“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他在《清史通俗演义》中，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提出“关于帝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但是有些亲友出于各自的目的，不同意祖父的观点，不断向他进言，貌似忠告，实则阻挠。如邻居李马鉴，是一个地道的满清遗老，得知祖父在写清史，就絮絮叨叨来述说满清王朝的功绩，大力赞扬君主制度的优越。再如友人沈幼贡，本着反清复明的旧思想，在祖父面前嘀咕满清是“胡人犬种”，一无是处，希冀达到诋毁满人之目的。这些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是有一定市场的。祖父一概不予理睬，主张尊重历史事实，全面考虑。“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至亿万斯年可矣，何至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他主张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他认为“仍返前清旧辙”是逆于潮流，“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他自信，坚韧，坚持自说，力排众议，并废寝忘餐地搜集资料，夜以继日地埋头赶写。

二是出版受阻。祖父虽与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有较密切的联系，但他不善于交际，所谓“联系”，只不过是书商的敛财对象而已。他写的《清史通俗演义》，见解独特，与拥满复清、排满复明的思想大相径庭，与攀鳞附翼、见风使舵的潮流相悖逆，出版要冒政治风险，对此，那种脆弱的“关系”，便一触即破。当他满怀热情把撰写《清史通俗演义》的打算，告之经理、老板时，却遭到奚落和嘲讽。他为《清史通俗演义》出版无门而忧心忡忡。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就不断地设法与上海大东、广益等书局联系《清史通俗演义》的出版，岂料俱成泡影。

1916年春，《清史通俗演义》第一百回“举总统孙文就职，逊帝位清祚先终”终于成稿。祖父反复综观，颇为自慰：“著书人或详或略，若抑若扬，皆斟酌有当，非漫以铺叙见长，成名为小说，实侔良史。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书虽不错，无处出版也是枉然。祖父彷徨终日，一筹莫展。一日，祖父把这事告诉好友孔孝赓，孔安慰说：“事情很凑巧，我正有事赴沪，你不妨把《清史通俗演义》的底稿交给我，由我托人与那里的几家书局去联系，你不要焦急，天无绝人之路，总有办法可以想的。”孔去沪3个月，杳无音讯，祖父心急如焚，屡屡写信催问。偶接一二复信，往往答非所问，不得要领。祖父素知孔乐于助人，但对这次拖延时间，回信言辞闪烁、游移不定，感到奇怪。又一月后。祖父终于等到了孔孝赓的来访。孔一见祖父就诙谐地说：“我去沪4个月，先无消息，后少实耗，你一定感到出于意料了吧?如此大事，如此荒唐，岂非咄咄怪事!”接着孔就把推荐《清史通俗演义》的经过说了个大概：“我去沪的路上就盘算好，这次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会文堂新记书局，但不能单打一，必须与大东、广益、群智等书局接触，多方联络，使他们相互之间有所竞争。后来他们看了底稿，有的婉言拒绝，有的随口敷衍，有的吞吞吐吐，总没有接受出版之意。时间过得很快，一拖3个月。这时，我想只好使用‘杀手锏’了，成败得失，在此一举。我就托人放出风去，说大东书局已考虑出版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不日就可成交。这一着真灵，隔天晚上，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王经理闻风先来找我，要我把底稿交给他，说什么蔡氏的著作该局已出版过好几部，现在应当继续。最后孔言明稿酬为200元。后来我打听到该局的经理和老板完全从商品的角度出发，所以不肯放手，抓到手就要杀价。”最后孔以询问的口气说：“进程如此，你意如何?”祖父如释重负，连声道谢。此后，祖父所写的演义，大都陆续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了。

三是史料残缺。祖父写《清史通俗演义》时，“清代尚无正史，私家著述亦不数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共297年的主要历史事实，串连起来，就须苦心经营。写演义，单是说说巨政是不够的，必须穿插一些琐录，才能有血有肉，形象感人。以祖父自己的话来说是“几经搜录，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这就为史料、轶闻的收集增加了难度。但这事难不倒他。祖父博览群书，娴熟地驾驭史料，在《清史通俗演义》中，使资料相互印证，融会贯通，有机结合，从下列两个例证中足见一斑：

如写顺治帝入关后，涉及清将豫亲王多铎的事迹，他恰当地运用年轻时看过墅西逸叟著的《过墟志感》和毛祥麟改写的《孀妹殊遇》，就在写清兵南下，攻入扬州、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命多铎回朝休养时，插入了孀妹刘三秀与豫亲王多铎奇遇的故事，既不违背史实，又增加了“演义”吸引人的魅力。

再如写雍正宠臣年羹尧时，觉得刻画年的性格特征的材料不足，就着意搜集。他从《客中闲话公大将军延师》中，发现公大将军与年羹尧的情况相符。于是在写年羹尧是雍正的心腹臣子，有拥戴大功，得到宠遇时，安排了年羹尧延师的情节，从而更加生动地刻画出年羹尧骄纵专横的形象，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穷奢极欲，嗜杀成性的本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