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塘一带，古称钱塘定乡。清人说它:“以定山名。有定南、定北、安吉、长寿四乡。据治上游，故亦名上四乡。出会城南门，自六和塔起，界富阳而止。东望萧山，北拊余杭，面江负山，咸隶是乡。昔者定山、浮山矗峙江心，涛澜抨激，往往覆舟。是以北依群山，岸江置骚，长官过客，轩车孔路，题名纪游，辉映山谷。”定山曾经是钱塘江的一个重要渡口，这段话勾稽出了一段尘封的往事。也就是说，定山的历史是很值得探究的。上个世纪80年代，奚柳芳教授认为古钱唐县应当就在这里，并认为古钱唐县址在今“环绕凌家桥——转塘——龙坞——中村范围”内。此说不为无见，但有两个毛病，一是没有强调这个地区的交通枢纽功能，二是面积过大，其实钱唐只是一个山中小县而已。笔者以为，这个中心其实只在钱塘江畔的定山周边，即今之周浦、袁浦地区，背山面江，面积不大。
说到理由，首先还得从秦始皇渡江说起，“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秦始皇的巡游，没有后来的隋炀帝游江南或康乾南巡那么潇洒，他是急匆匆而来，做完该做的事后，急匆匆而去。过丹阳，至钱唐，走的应该是陆路，即从苏南皖南之间来到鄣郡，再从安吉插到余杭，只是余杭不可能看到“水波恶”的场景，必定往东走到石塘一带(钱唐)，看到望不到边的海湾，“水波恶”，决计西返，大致按照现在留石路方向到留下，再按留泅路的方向(偏西一点的山麓)到定山(转塘)渡钱塘江。这样算来，太史公所谓西百二十里，也就相当接近的了。《越绝书》卷第八，说秦始皇“道度牛渚，奏(通假字，同走)东安、丹阳、溧阳、鄣故(疑为郡字，误)、余杭柯亭南，东奏谨头，道度诸暨、大越(即今绍兴)”，“已去，奏诸暨、钱唐，因奏昊”，把这条线路说得更具体化了。
按照一般的认知，钱唐县的对岸应是萧山，怎么《越绝书》提供的往返线路只提到了诸暨?是不是秦始皇绕道了，还是记载有讹误?都不是。这里只有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萧山建县是庄西汉末年(平帝元始二年，即公元2年置余暨县)，此前萧山一直是诸暨的一部分。秦始皇一过江，就是诸暨，他走的路，就是萧山通往绍兴的陆路。有专家认为，从钱唐上溯百二十里，应该是富阳一带了。从现在的杭州城东面算起到转塘，的确不足百二十里，但当时城东汪洋一片，秦始皇是不可能从那里出发的。富春(即富阳)立县很早，与钱唐同时。(富阳县志说孙氏一族传至东汉末的孙坚已在富阳居住已历六百多年)假如秦始皇真的从富阳渡江，司马迁一定会明说是富春，不会说是钱唐。从富阳的江对岸转绍兴，山路崎岖，人烟稀少，路程要远得多，可能性很小。而在转塘和富阳之间，再也找不出一个村落，有悠久的历史遗迹和足够的聚落规模来取代定山，所以在转塘(定山)渡江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
转塘说最受人垢病的一点，即许多人认为它与灵隐山不相及，其实不然。笔者年轻时在杭州十中读书，学校的校办农场就设在龙坞乡的大清里(今名大清谷)，我们几乎每个学期都要去那里劳动十天半个月。从这里翻过一个山头(即石门岭)，到灵隐寺，路程约两个半小时。从大清里顺着乡间道路到转塘，也不过一小时，一路下坡，中间再无山峦阻隔。所以，县治如果设在转塘一带，说它属于灵隐山下，应该说没有大错。转塘附近还有秦望山、望江山的古地名可作佐证。有人可能会说，杭州叫秦亭(望)山的多了，为什么要相信这里的，不相信西湖边上的?当然也可以说西湖当时就是海边，但那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条成熟的渡江线路和必要的渡口设施。春秋战国以后，人们一般都在约定俗成的渡口渡江、渡河。这些渡口稍大一点的都会被历史记录下来，西湖边不具备这样的可能。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那些后起的通邑大都或风景名胜之类的地方，后人伪托以前的历史故事取名的可能性较大，而穷乡僻壤的可能性就小，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也缺乏有足够分量的人一言九鼎地让其约定俗成。定山自南北朝中期衰落以后，便是普通乡村一个，很少有大名人关注，改名的可能性很小。
转塘说的另一个缺陷，是没有得到考古资料的确证。这一点，也要作一些科学分析。从历史情况来看，杭州的地形，受钱塘江江流变化的影响，实在太深、太广。现今的岸线，并不等于历史上的岸线，现今的陆地，不等于古时侯的陆地。现在的转塘街道一带纯系冲积平原，说不定过去曾是江流，挖不到考古痕迹很正常，关键在于靠山的地方。笔者作为业内人士，曾不止听过一位当事人说，当初大跃进时期开建望江山疗养院，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的扩建，都曾挖掉过许多古墓。当时属于“大干快上”时期，没有人会想到还要为“毫无价值的古墓葬”来背书，加上当地与市区交通很不方便，没有人及时报告情况，当然就没有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但事后总会有消息传开来的。这一带至今未见任何一个书面的发掘报告，不等于没有古墓葬存在的事实。建议有关部门抓紧对这些年事已高的当事人进行采访查证，作为口述历史的资料记录保存下来，供后人查考，以备后人了解这一背景。
至于第二、第三个要素，县“近海”，这对转塘来说自然不在话下。那么这个塘呢?“在县东一里”。按照这个方位，应该就是在转塘至大诸桥一线，这里方向“转”了一下，或许便是“转”塘的由来。它打通了沿江通往柳浦的通道，为杭州向下游发展提供了可能。杭州老一辈地方史家钟毓龙先生说:“江干定山以西，有昔时堤塘之遗迹。然何时所筑，筑自何人?亦无可考。”可见转塘有很早的堤塘绝非虚妄。在探讨早期杭州城市形态的时候，一定要颠覆一个习惯性的概念:即城在东，湖在西，先进城，后人湖，城在湖边不远处打圈圈的狭隘观念。只有突破唐宋以来形成的城市格局，坚持杭州城的发展与钱塘江变迁休戚相关的基本出发点，才有助于真正搞清楚杭州城及西湖的发展脉络。
能够说明转塘一带在汉代直至南北朝早期重要性的，还可以找到别的佐证。比如，范平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著名学者和藏书家，范氏是南北朝以前钱唐县的望族，世居在离转塘不远的范(后讹为梵)村，如果转塘不是钱唐的中心，不是交通要道，怎么能够设想，家世显赫的范氏会选在这里作为自己族群的居住地呢?再有，在南北朝的诗人中间，提及或直接描写过定山的诗，比提及钱唐境内任何地点都多，足见其重要性。著名诗人沈约就有一首《早发定山》:
夙龄爱远壑，晚莅见奇山。
标峰彩虹外，置岭白云间。
倾壁忽斜竖，绝顶复孤圆。
归海流漫漫，出浦水溅溅。
野棠开未落，山樱发御燃。
忘归属兰杜，怀禄寄芳荃。
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
有学者认为，秦汉钱唐县治所在的灵隐山下，应当指今玉泉老和山古荡一带，因为这一带曾有许多早期墓葬出土。但这一说法，有其先天的不合理性，这里虽然靠近西湖，但与近海完全是两个概念。这里已近西湖最西端，海潮已成强弩之末，加之地势又高，根本没有筑塘的必要性。所以不符合刘道真三要素中的第二、三条。因为有墓葬出土，就说它是县治，理由不够充分。因为县治和聚落中心不是一个概念，聚落的存在和县治中心的设立是两码事。钱唐虽然是个“山中小县”，但也可以有多个聚落中心。按照一般规律，位于交通节点上的聚落，更容易变成县治。(有的县治没有设在交通节点上，多数是因为后期交通情况发生了改变。)秦汉人可以在玉泉至老和山一带生活，但未必就是县治。何况这一地区出土的墓葬，多为东汉至六朝的，西汉早期的不多，散布的区域又很广。汉代以后，活人生活区与墓葬区的距离已经拉开。
从秦到东汉末，长达四百余年，钱唐县治不可能始终在一个地方，它是有变化的。考察秦汉钱唐县址，需要综合考量的首先是经济和交通环境，而不应是地名的本身。战国、秦及汉初，鄣郡是区域中心，主要交通从那里出发，可到余杭、乌程，钱唐是余杭东面的末梢。从军事的角度讲，在这个末梢地带设立一个建置，以提防隔江的越人，是有必要的。所以这一时期县治可能在石塘，但时间不长。西汉以后，水路运输逐渐取代了陆路，由于钱塘江两岸人员和物资交流的需要，加上秦始皇“狭中渡”的影响，定山的地位突出起来了，这个时期县治就迁到了转塘一带。由于转塘地区缺乏内河向外联通，人口的集聚上发展不大，加上渡口日渐增多，三国以后，钱唐县聚落的重心、逐渐向下游或东部发展，如凤凰山下的柳浦，武林门一带的平地。反正在刘道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钱唐县治，早已不在定山，而且与江流的关系不大了。但定山曾经的辉煌和它的重要性在后期的城市格局中仍依稀能找到痕迹。比如，从隋唐杭州郡城到吴越国建罗城，最西面的城门要建在比六和塔还远的龙山，按宋以后的城市格局很难理解，其实这是在呼应早期的城市格局。也就是说，南北朝以后，城市重心逐步从上游往下迁。但上游的防守仍很重要，所以才要设龙山门。
只有到了钱唐县治离开转塘的时候，西湖才真的离它很近了。
考察秦汉钱唐县治在何处，有两个前提应当明确，首先，从杭州所谓的“江海故地”历史情况来看，杭州的地形，受钱塘江江流变化的影响，实在太深、太广。我们应当有更广阔的视野，不能拘泥于宋以后形成的城市格局内打圈圈。其次，要综合考量周边的经济和交通环境的变化，这是聚落形成以至县级治所设立的重要考量。秦代以陆路驿道为主要交通线，从鄣郡经余杭到定山渡江去会稽，是比较短的途程。西汉早期以后，位置较偏的鄣郡日益边缘化。从江北到苏南再到钱塘江北岸的水上交通线慢慢发展起来，钱唐县的发展也逐渐东靠。这是有历史轨迹可寻的一种趋势，也是当今治史者必须树立的一种发展、变化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