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年多时间中，祖父陆续写出了700多万字的历史演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惊人的事情。特别是创作在国忧家愁的多事之秋，尤其难能可贵。当《清史通俗演义》交给会文堂新记书局付印，仅拿了一点微薄的稿费。尔后，以每月60元的低酬穷年累月，夜以继日为书局撰稿，也从不计较。记得小时候，祖母曾经对我这样说过：“你祖父废寝忘餐地写演义，积劳成疾。我劝他要好好注意身体，慢慢地写。你祖父却说：‘救国要紧，我的生命可置之度外。’我又劝你祖父，多拖一个月，可多得60元钱，何必这样赶紧呢?你祖父又说：‘钱是身外物，我从不考虑，宁可官不做，来写这历史演义，当然是越快越好啊!’”

祖父的辛勤劳动所得无几，却让会文堂新记书局的老板赚了大量钱财。1935年《历朝通俗演义》全书铅印再版，那时祖父还健在，而该书局老板一没有与祖父联系，二不请他为重版作序，却另找卢冀野作序，附在第一部书的前面。这卢冀野，连祖父作书的时序也没有搞清楚，误认为从秦开始，按照朝代的先后依次写到民国的，真乃贻笑大方。

秉笔直书，容易得罪当道，有时难免要担政治风险。祖父在写《民国通俗演义》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他写好了80回，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一天有个军官到该书局找祖父，气势汹汹。当来人知道祖父不在书局，就留下一张条子和一小包东西。条子写的是对祖父恫吓的话，小包里是两颗子弹。当书局经理把这情况转告祖父时，祖父非常气愤，他正义凛然地说：“要我改变观点是不可能的，我坚决拥护民主，共和。”祖父不畏强暴，令人敬佩。

寒来暑往，十多个春秋，由于不顾劳累，废寝忘食，埋头笔耕，祖父得了胃病。书成之时，胃病愈重，精力也日渐不济了。

祖父热爱教育工作，年轻时，先到杭州担任过家庭教师，继而到绍兴一所教会中学里做过国文教师，后在临浦小学里兼过课，并先后在自己家里设馆授课。从祖父的教育工作中，不难找到“教育救国”的思想轨迹。邵希雍在《中等新论说文范》序言中说：“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今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

蔡东藩像

祖父也有过“实业救国”的念头。抗日战争前几年，举国上下一度掀起抵制日货热潮，祖父很赞成，就和我父亲在庄里陈住宅开办了一家小小的毛巾厂，名叫“坤元”。有10来张木机，手工织造毛巾。一为提倡国货，二欲以此改变农村穷困的面貌。然而萧山被侵华日军占领后，毛巾厂被抢劫一空。

祖父一生颠沛，原住临浦牛场头。后因隔壁的堂侄患精神病，喜怒无常，吵闹不休，难以安居，就在临浦达弄租房住下。“演义”出版后，在距离临浦10余里的庄里陈建造一幢楼房。杭州沦陷，临浦常遭日机轰炸，祖父就携眷迁居庄里陈。1940年初，日伪军偷渡钱塘江，庄里陈亦为日军所占，幸我全家早几天避入山里王，免遭蹂躏。半月后，日伪军龟缩萧山、临浦踞点，庄里陈一带易受“扫荡”，祖父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不愿在刺刀下过奴隶生活，毅然携全家避难于诸暨藏绿坞。藏绿坞是山区，离日伪军的驻点较远，骚扰较少，就在那里住了下来。

蔡东藩故居临江书舍

祖父一介寒儒，与贫苦阶层接触频繁，深知贫病交迫之苦，兼因亲人每每被病魔夺走，执意在笔耕之余研习医学。祖母黄氏，系一名医之女，深谙医道，婚后祖父渐受熏陶，与其岳父接触时，也屡蒙启迪。父亲学医后，买了不少的中医著作，祖父也抽空阅读。日子一长，医道渐通，邻居咸知。一些上门求治的亲友，一旦药到病除，便称赞不已。避逃藏绿坞后，祖父经常给贫苦农民们看病。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不辞劳苦，四处出诊，救人急难。他还风趣地对家里人说：“像我这样总可叫做儒医吧!既经名医指点，又能融会贯通古今的医学知识，还有一定的临床经验。”1944年深秋的一天，从富阳紫阆来了4个青壮年农民，声称老父有病，仰慕祖父医名特来请求祖父前去看病。当时正值祖父身体不适，不敢贸然答应。4个农民再三恳请，祖父不顾一切，毅然前往。老农的病是治好了，可是祖父自己的病情却加剧了，回来后疟疾缠身(即“四日两头”疟疾)，从此每隔3天发一次疟疾。是年底，就卧床不起。他自知在世不长了，对家里的人说：“我已灯尽油干，非药石所能治愈了。”要我父亲在年底把他送回庄里陈。1945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深夜，他溘然辞世。弥留之际，他对我们全家人说：“往事不堪回首忆，来生再望出头年。”这两句话，真实地道出了祖父对旧社会的控诉，对未来社会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