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我应印度政府邀请，赴印作客，访问了我的母校国际大学，受到全校师生热烈欢迎。在参观中国学院时，院中师生赠我锦旗一面，誉我为学院创始人之一。这使我深感惭愧，自思实因先贤均已仙逝，当年执鞭随镫之青年学子，竟被列为创始之人，真不敢当。

记得在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我国访问，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他在各地欢迎会上所作的讲演，内容广泛，涉及文学、哲学、教育、艺术及政治等方面，而最使我国学者感兴趣的是，恢复当时中断已久的中印文化交流问题。泰戈尔认为两国必须互派留学生，研习对方的历史和文化，相互增进认识和了解，他声称愿把他所创办的国际大学，作为中印文化交流在印度的中心，欢迎中国学生去国际大学留学。

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

当时我国学者如梁启超、辜鸿铭、梁漱溟、郑振铎及其他有识之士，莫不赞同泰戈尔的创议。但自泰戈尔归去以后，我国战乱时起，人心不安，关于中印文化交流问题，也就无人提起了。

20世纪30年代初，日寇侵入东北，国人忆及中山先生遗嘱中有“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一语，于是力求与南亚及东南亚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环顾全球，惟有同受帝国主义者压迫之民族，与我国人民最为亲睦，如能团结一致，力量是无比强大的。至此，与印度人民的交往，又成为我国人民心向往之的了。

蔡元培先生早年曾在欧洲与泰戈尔多次会晤，交往甚密，对促进中印文化交流问题，两人早有同见。蔡先生自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以后，鉴于中印两国人民友好团结之重要性，乃命其学生谭云山，持函赴印度谒见泰戈尔，商讨促进中印文化交流的具体规划。泰戈尔获蔡先生书，甚为欣喜，即复函蔡先生云：“我十分欣赏你对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之决心与规划。”

蔡先生认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兹事体大，须集合有志者，群策群力以谋其成。乃在南京创立中印学会，邀约各界知名人士50余人，集会讨论。群推蔡先生为会长，以谭云山为常务理事。

中印学会成立后，亟须进行之事有三：一、选派中国留学生赴印度留学；二、在南京建立印度学院；三、在印度建立中国学院。

但事有出于意料者，即轻而易举的选派学生赴印一事，竟遇到极大困难。因当时我国学子，多向往留学日本和欧美各国，却无人愿往印度。

谭云山先生归国期间，曾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任教，是我的老师。我毕业后，自告奋勇，愿赴印度国际大学，师事诗人泰戈尔。谭先生欣然带我到愚园路谒见蔡元培先生，前后共有三次。蔡先生连声赞我：“难得，难得!有志，有志!”他表示要尽力支持我赴印度留学。并赠我题词一幅：“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我作为中印学会派赴印度的第一名留学生，于1933年底赴印，成为国际大学第一名中国学生。

初见泰戈尔时，我即呈上蔡元培先生与谭云山先生的介绍信，并详告南京中印学会成立之经过。泰戈尔盛赞蔡先生之为学与为人，称蔡先生为恢复并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之奠基人。

我每年有函寄呈蔡元培先生，报告在国际大学学习情况。蔡先生命秘书陈大齐先生代笔复信，对我学有进步，甚表欣喜，并嘱我务必把印度语言文字学好，说这是研习印度学术、了解印度国情的锁钥；同时要我广交师友，为中印人民友好团结打下基础。我在国际大学七年期间，善与同学相处，随之参加各种反对英帝活动，并于1937年不远千里，奔赴圣雄甘地住处，乐与“贱民”同习功课五个月，结识了印度国大党的不少领导人物，这都是秉承蔡元培先生的意旨而行事的。

1936年3月初，谭云山先生由上海来国际大学，带来蔡元培先生给泰翁的一封信，信中说：

历史上印度一度对中国文化产生无可比拟的影响。尽管近几个世纪来我们两国知识分子间的联系有所减少，可是对于我们每个珍视自己祖国文化传统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恢复这种传统的友好联系，以便我们学习贵国的使古代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方法和经验而更受我们欢迎的了。

1937年，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大厦竣工，于4月14日举行成立典礼。原定蔡元培先生来印度主持典礼，泰戈尔及国际大学全校师生，翘首盼望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博士早日来临，不意在吉日前半个月，谭先生接蔡公来信，谓因健康不佳，不能远道来印。命特告泰翁致歉意。信中并云：中国学院成立，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之开端，后必赖我人与泰翁及国际大学师生密切合作，精心探求学院发展与充实之道。所需经费与书籍，定当不断供给，无虞匮乏。

不久以后，中央研究院即寄来《四部备要》等古籍10余箱，并决定给予中国学院常年经费2.6万罗比(印币)。

学院自1938年起，陆续招收印度及各国学子研习中国语言、文字、历史、文学等科，数十年来，培养甚多优秀的汉学人才。蔡元培先生对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之努力，结出了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