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秋的某一天，同系的金君邀我和李君(现均在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任教)一起去临安龙岗千顷塘进行旅游开发考察。在龙井桥，项目投资方的戴先生(原为临安龙岗某中学教师)向我们介绍了项目的大致情况。次日上午，我们一行六人在一位以前担任过村干部的向导带领下上山了。当时车路尚未开筑，这支考察小分队从太平桥出发，沿着杭徽(临安至宁国)古道徒步而行。

毕竟是年代久远，块石铺就的山路湮没于荒烟蔓草之间，崎岖向上蜿蜒北伸。一路峡深谷幽、灌丛扶疏、鸟语和鸣、泉流淙淙;加上沿途我们要探查标图记录，距千顷塘十一、二公里的路程竟走了3、4个小时。一到山上，一汪波光潋滟、清澈无比的水面便映人了我们的眼帘。向导告诉我们自古这里就有一个天然水塘，面广千顷，故俗称“千顷塘”。一阵阵山风不时拂面而过，送来清新的空气沁入肺腑，令人心旷神怡。顿时，艰辛跋涉的疲劳也消失殆尽。

该区域属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村屋稀少，山上唯有千顷塘东边孤零零坐落着一座看山看水库人住的管理房，十分突兀。已经过了中午时分，向导带我们进屋就餐(记得那天围着陈旧破损的桌椅，吃的有鱼、包心菜、豆腐等)。房间不大陈设十分简陋，坐下不久就感到有些凉意，毕竟这里的高度已逾海拔千米了。餐后，大家立马对周边地区继续进行考察;好在事先做过一些“功课”，按图索骥我们很快完成了踏勘任务，将各类旅游资源点一一定位登记在册:碧水似镜的千顷塘水库(当时我提议命名它为“浙西天池”)、千顷山诸山之王的照金岩(照君崖)、野生梅花鹿栖息的乐利奇峰、始建于唐代的慈云禅寺(后改为龙兴寺)遗址和古窑址、历尽沧桑的千年古银杏树、平展漫漫的高山草甸、千亩野山楂树和野樱花林、上世纪六、七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点”等等……

因为出来前，我曾在一幅省测绘局1980年绘制的万分之一地图上，看到过千顷塘以北、通向安徽的地方有标有“古城墙边”的地名，所以在即将完工“打道回府”之前，我提议再去那边看看。于是，我们一行数人沿着千顷塘东侧的古道继续北行，不出一里便到塘岭山口。暮然看见古道两旁各有一块巨石相向峙立如门，石门两侧各有用花岗岩块石分层错缝垒叠而成的城墙，高2-3米不等，宽一两人可行;城墙长约3公里(可见墙段四五十米)，依山势向东西延伸湮没于丛林之中。同去的向导告诉我们这就是千顷关(俗称塘岭关)，自古就是浙皖两省的交界地，翻过塘岭顺此古道下山就可抵达安徽宁国大塔村(脚庵)。我们站在关口，向北远远望去，透过薄幕般的氤氲烟云，隐约看到皖南乡间的村落。我手摸着古城墙上长着青苔的巨石，双脚分踏在浙皖两地早已磨光的古老石阶上，一种对沧桑历史的敬畏之感从心中油然生起……

回杭以后，我赶紧去查阅了《浙江古今地名词典》(陈桥驿主编1991.9 )，“千顷关”条目说明如下:“古关名。《清一统志》卷二八四:‘在昌化县西北七十里’，旧为通安徽宁国要道。故址在今临安县昌化镇西北龙井桥乡之千顷山，关久圮。”此为浙皖要道中的古关得到了证实，但文中没有注出其始建年代，这不能不说是欣喜中的一个遗憾。根据古关的建筑特点，凭着对历史知识的一些粗浅了解和直觉，我判断其最大可能是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因与强邻反复通好和交恶而在两国分界处建造的保境边卡设置。但说实在，这仅仅是最初的一个猜想，对于一个非历史专业的我来说心里是完全没有足够的“底气”的。

2000年8月，在一次有报刊媒体记者参加的业务座谈会上，我发言中提起了这件事情，没想到立刻引起当时在场的杭州日报记者陈昌旭先生的极大兴趣。不多日，他便邀我一起去千顷关进行实地考察。

幸运的是此时上山的道路已经打通，我们当天就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详见陈昌旭报道:《浙皖山界发现古城墙》杭州日报2000年8月21日下午版)。更没有想到，不出一个月，临安市政府就千顷关历史价值定位一事，于9月12日组织了一次由临安市副市长翁东潮先生领队国内知名专家参加的高级别专业考证。特邀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罗哲文先生及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陈桥驿先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劳伯敏先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楚平先生等权威学者莅临指导。十分荣幸，我作为“信息的发现者”也应邀陪同前往。经过整整一上午的现场踏勘，专家们对千顷关这一段历史建筑遗存给予较高的评价，肯定了它是关墙的历史价值，并提出了一些保护意见。出于对科学的严谨，专家们在“现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关卡的身份”之前，不作定论。但提出，“此地历史上为吴越与杨行密吴国(后为李氏南唐)之分界，根据《吴越备史》记载，两国曾在这一带发生过三次大的战役，再从关卡以山势而建又面对杨吴国的现状实况来看，也许是吴越国军事性质的设施”，又提出“此建筑(在时间上)建于比吴越(更)早或(更)迟的可能性不大”。另外，专家们也建议“省文物局和市文物部门认真对待，再作进一步考察调查研究，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目前宜就地保护，若搞旅游开发也别动现状”。这之后，我留意上了浙皖分界上的古建遗存。

2005年，为旅游开发我又曾去昌化上溪地区进行资源考察，在杭徽交界地形险要处发现过类似屋墙的围合式或半围合式建筑，也都是用块石叠砌而成。是古代军事防御哨所还是当地“山地牛棚”?(据当地向导告知，临安天目山区农家以前有“家牛野放(养)”的习俗，各家的耕牛在农闲时都野放(养)在山里，任其在外“溜达”，夜间和雨天，牠们都会自行“归宿”到各自主人事先建好的棚栏里)孰是孰非莫衷一是，百思不得其解。

前年(2015)春天，我受杭州鲲游旅游规划公司龙岗镇旅游发展规划课题组之邀，再一次重访了千顷关。那里已经开辟成为浙西天池景区，并由一家旅游公司负责经营管理。故地重游，睹物兴情，有几分感慨，也有些许的纠结:关卡一块巨石的朝北面上，用篆书阴刻近一米见方的“千顷关”三个大字，照道理，在这个地方添加一个地名标识标记，充实地理信息，彰显历史底蕴是无可非议的(网上可查到，这些年来，有不少年轻的男女“驴友”以此为背景拍照留影，说明它作为旅游吸引物确实发挥了作用)。但在历史遗存原“构件”上进行凿刻且体量又如此之大，是否与保护古关的初衷相悖?另外，以前老专家专程来此悉心考察过的古关墙，它是千顷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至今仍湮没于翳天蔽日的长林之中。笔者愚见，如何在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不破坏植被生态”的前提下，让它展示出来“重见天日”;这不仅更完整地恢复了古关历史环境和历史信息，充分体现其核心价值，而且又有机地整合了旅游景观，扩大了旅游空间;这一举两得的事情应该说也是历史古迹保护和开发得以“双赢”的一种有效而又可行的途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