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于世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是第一位较全面地介绍中国的欧洲人。马可•波罗口述、意大利比萨作家鲁思蒂谦诺笔录的《马可•波罗行纪》一书自问世以来，便成为在西方世界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书中辽阔而奇妙的东方世界，令读者心驰神往。其中最吸引人的部分之一，就是在全书中占了很长篇幅的“天城”杭州。不过，马可•波罗带回欧洲的东方见闻，远远超越了欧洲人的知识范围，因此长期以来其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一直受到一些诘难。对于这一问题的最新解答，是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教授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的新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盐、税收方面的新证据》（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s, Brill, 2013）一书。此书是近年国际学术界在马可•波罗研究以及元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第六章《杭州的赋税收入及其领域》对马可•波罗的记载进行了深入探讨，颇有创获。此书运用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有大量的数据统计与计算、换算，阅读时须将正文与附录前后反复参看方能完全理解。为助读者理解书中关于杭州的论述，本文不按原书章节顺序，而是先介绍附录中对威尼斯、波斯、中国的三种货币换算关系的成果。

13世纪威尼斯、波斯、中国货币的换算

对中世纪欧洲（威尼斯）、波斯、中国三种货币体系之间换算关系的清理和推演，见于该书附录三、四、五、六。对13—14世纪横贯欧亚的商业贸易史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课题。此课题难度极大，研究者不仅须掌握欧亚多种语言，还须对欧洲、波斯、中国的经济史、计量史有充分的熟稔和精深的探察。作者利用前人成果、出土资料、文献记载推算出的换算体系，是阅读全书的钥匙，对整个中世纪欧亚贸易史研究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附录三《威尼斯的硬币》根据存世样本列表统计，威尼斯grossi（grosso，groat）的实际重量为2.01g—2.22g，均值2.13g；威尼斯ducato（ducat）为3.50g—3.54g，均值3.52g。

附录四《威尼斯（重量单位）libbra和saggio的重量》。作为重量单位，威尼斯有两种libbra。一种是libbra grossa，用于金、银、宝石、药物、染料、丝绸、黄油、米、糖、咖啡、茶的计量。另一种是libbra sottile，用于其它计量。这两种重量体系中，1 libbra都等于72 saggio。文献中有不同的重量，作者选取如下：

libbra grossa 477.49g

saggio grossa 6.63g

libbra sottile 302.03g

saggio sottile 4.19g

附录五《miskal的重量》，依据John Masson Smith Jr.关于蒙古时代伊朗货币的研究（1 dinar=3 miskal=6 dirham，1 dirham=2.13~2.17g；1 miskal=4.32g），[1]以及German A. Fedorov-Davydov关于金帐汗国货币制度的研究（6 dannik=1 miskal，1 dannik=0.78g），[2]推算出miskal的重量为4.26g~4.68g。作者认为，此结论与Judith G. Kolbas博士论文《蒙古钱币：成吉思汗到完者都时期（1220—1309）大不里士的角色》中的研究成果（4.238g）[3]相符。作者选取了John Masson Smith Jr.的成果，以1 miskal=4.32g。

附录六《波斯系统的balish、sum、miskal，中国系统的锭、两、钱，与马可•波罗的saggi[4]、grossi之间的关系》。爱尔森（Thomas T. Allsen）认为蒙古帝国在其境内使用了统一的货币单位，波斯的miskal等于中国的“钱”，balish等于锭。[5]然而，在地方与区域、贸易与生产、政府部门与私人圈子中使用的度量体系实际上是不同的。中国出土的众多计量文物充分说明了这一点（478页-487页）。作者大规模搜集出土文物材料，整理出元代重量单位、银单位的实际重量（最高值、最低值、平均值）（485页）：

元代重量单位的实际重量：

元代银单位的实际重量：

    波斯的miskal的实际重量为4.26g—4.68g。中国的“钱”作为重量单位是3.66g—3.98g，作为银单位是3.79g—4.06g。二者的范围毫无交集，因此miskal与“钱”并非等价（488页）。元代的锭、两、钱的重量，应该延续了宋金制度，分别对应640g、40g、4g（488页）。

    马可•波罗说，80贝币兑换1单位银（saggio）。Yule假设saggio大致相当于miskal，这种观点是恰当的（489页）。

    威尼斯grossi（grosso，groat）为2.01g—2.22g，均值2.13g（附录三）。取均值，2 grossi（grosso，groat）=4.26g≈1 saggio sottile= 4.19g（附录四）≈1 miskal=4.32g（附录五）。

    为了计算，取4.3g应该不为过（489页）。1 saggio（= 1 miskal）重量为4.3g。1两银的重量均值39.04g。由此可知以平均值所得的换算率为9.0791 saggi≈1两。 

    另外，还计算出了四种换算率（490页）：

    2 grossi（4.02g）=1两（39.04g），则9.0791 saggi≈1两

    2 grossi（4.02g）=1两（36.6g），则9.1045 saggi≈1两

    2 miskal（4.68g）=1两（39.04g），则8.6795 saggi≈1两

    2 miskal（4.68g）=1两（36.6g），则7.8205 saggi≈1两

二 杭州盐税收入的换算和比较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马可•波罗所记“行在”指的是杭州，而他所记的盐税收入、年度收入，所指范围是“行在及其领土”，也就是江浙（384页）。马可•波罗说蛮子有九国，慕阿德（A.C. Moule）以元代的行省、道皆未能解释九之数。[6]作者认为，以南宋的区划便可解释。按马可•波罗自己的说法，成都府在蛮子边境，“分地而治”，[7]所以蛮子应排除四川。这样就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淮路）、两浙西路、两浙东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如果把两淮路算作一个，或者把两浙路算作一个，这样就得到了九个（369—370页）。两淮是被算入蛮子的。因为马可•波罗说，扬州、行在、福州是蛮子九国之三（370页）。

    裕尔（Henry Yule）认为，马可•波罗对税收的数字无疑是夸大了。颇节（G. Pauthier）持相反意见，冯承钧也认为马可•波罗可信。李则芬认为马可•波罗将两淮的盐税与两浙混淆了（371页）。作者依然认为马可•波罗指的是两浙（372页）。

    马可•波罗记杭州每年的盐税收入为80秃满，但是不同版本对于汇率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数字。[8]一说汇率70万，则80秃满为5,600,000saggi金。第二种说法是汇率80万，则80秃满为6,400,000saggi金。

    马可•波罗提供的数字使用官方兑换率（376页）。作者以附录六所得到“两”（金）与saggi汇率的最高、最低、平均值（490页）为基准，计算出行在盐税的最高、最低、平均值（375页，图表20—22）。作者估算出马可•波罗所言盐税额在1282年—1286年最低554,210两，最高818,362两（375页，图表20—22）。而根据汉文史料统计，1282年—1286年两浙盐税额的范围是469,799两—960,040两（320页，图表15）。两相比较，马可•波罗的数字并不夸张（377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1282年—1286年及1287年以降两时段，金与中统钞的兑换率不同，1287年以前中统钞兑换黄金是此后的6.7倍多（兑换率见321页）。根据作者估算，马可•波罗所言盐税额在1287年以降的时期为中统钞56百万贯—82百万贯（375页，图表20—22）。而根据汉文史料统计，1287年以降两浙盐税额的范围是中统钞17百万贯—29百万贯（320页，图表15），与马可•波罗不符。而1282年—1286年的马可•波罗税额中统钞则在汉文史料钞数范围内。因此，马可•波罗的数字指的是1287年前的情况（377页）。

三 杭州年税总收入的换算和比较

    关于大汗在行在每年的课税收入，马可•波罗书的不同版本也给出了不同数字。作者进行了列表整理，概言之，最低14,700,000saggi，最高16,800,000saggi（381页，表23）。

    作者将上述二数折算成了两（金），并根据1282年—1286年及1287年以降两时段金—中统钞兑换率，换算出贯（中统钞）、锭（中统钞），皆给出了最低、最高、平均值（382页，图表24—26）。

    根据《元史》及陈高华、史卫民《元代经济史》的研究成果，统计出1263年—1329年江浙各项税课的数额。由于资料所限，多数年份没有足够详细的各项数据。其中，1328年的数据是惟一最全面最详细的（542页—546页，附录八，图表27）。作者对1328年的各项税课进行了百分比计算，得出除去盐税以外，江浙在全国税课所占比例为34.22%（385页，图表28）。

    而在盐税方面，1328年，江浙在全国所占比例为17.8%（332页，图表16）。据史料记载，1285年全国盐引数为1,820,000引（图表29），作者根据图表16估计当年两浙的盐引达到350,000引，占全国的19.2%（386页）（这种估计是否合理，尚待考察）。

    利用34.22%和19.2%这两个比例数，加上图表24所估算的税收数额、图表20所估算的盐税数额，作者进行计算，得出全国税收最低值2,362,380锭，最高值2,706,427锭中统钞（387页-388页，图表30—31）。而汉文史料中能找到马可•波罗在元朝期间的岁入有两个，1284年是932,600锭，1292年是2,987,305锭（545页，图表29）。其间以纸币折算的赋税额急速增长。而根据马可•波罗的数字所估算出的最高值、最低值，皆在1284年到1292年岁入

的范围之内（387页）。

    考虑到货币流通状况、国家税收制度、价格动态和市场条件的复杂性，马可•波罗的记载尤其适用于1285年—1289年（389页）。

四 进一步的探讨

    傅汉思教授以经济史的眼光，通过数据统计、汇率换算、数额计算，终于使马可•波罗记载的经济数字与汉文史料可以在同一平面上进行比较，也为欧亚大陆贸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本身便是很重要的贡献。马可•波罗的记载与汉文史料的比较结果，也为我们证实，《马可•波罗行纪》一书——至少在经济数字方面——是经得起检验的，可信度极高。

    不仅如此，通过这样细致的数字比较，对马可•波罗研究本身也有推进。马可•波罗所记的盐税数字反映的是1287年前的情况，而年税数字尤其适用于1285年—1289年。由此或许可以大胆推论，马可在杭州的时间是在1285年—1287年间。

    至于马可•波罗是如何、在哪里获得了税收信息和盐业管理知识的？F本说，马可•波罗数次听取这些税收的报告。V3本甚至说，马可•波罗数次被大汗派去行在视察赋税。傅汉思教授将此与元代的圆坐署押制度联系起来，认为马可•波罗可能担任过达鲁花赤、副达鲁花赤及/或低级地方官员（389页-391页）。值得注意的是，波斯史家瓦撒夫（Wassaf）记杭州的盐税为每日700巴里黑（1巴里黑=1锭）纸钞，这个数字与马可•波罗的记载非常接近（377页-378页）。瓦撒夫的信息来源可能是海上的商人。盐税恐怕并非国家机密，既然发放盐引，每年盐税额度当为商人所知。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