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会安排我来这里跟大家报告、请教。到杭州可能接近十次，但是第一次到这么优美的地方，让我觉得杭州跟以前想象的差距很大。我从1971年写第一篇南宋的文章，到今天研究南宋历史将近45年。但我很少就南宋史作综合性的观察和介绍。当然，在2006（2007）年，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做了很大型的展览，展览南宋各方面的文艺品。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宋代的收藏非常多，办过北宋展览；上一次办南宋展览的时候，他们向日本、浙江、福建，还有东北的辽宁博物馆借了很多文物资料做展览，他们要我写一个导言性的文章，我写了《兼容并蓄、艺文光影——南宋政治、士人与文化的发展及其特色》，这大概是第一篇比较综合性的观察，但只是文章，没有公开地发表演讲，因为我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所以多半是在参与会议时讲具体的专题。

在这里演讲我有一点心虚。我研究南宋史的议题是随着兴趣转移的，而且独自摸索、孤陋寡闻，今天在这么多对南宋史有兴趣的朋友面前班门弄斧，实在有些汗颜。所以我此行是抱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来的。由于我的观点还并不成熟，非常希望得到各位的指教。我在几天前已将报告的大纲发给大会，并提供了两篇文章，除了《兼容并蓄、艺文光影——南宋政治、士人与文化的发展及其特色》这篇之外，另一篇大概是20年前在台湾举办的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的讨论会上发表的《从和战到南北人：南宋时代的政治难题》，是我早期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待南宋所面对的问题、困境和处理的方式。今天的报告是以这两篇文章为背景，希望各位了解我讲的大致内容。不过，由于这几年来，我又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因此今天讲的除了旧的东西外，还有新的方向和议题；虽有新见，但未必有把握。可以说，我今天的讲

座是既有旧的观点，又有新的抒发。但旧观点中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必须要先说明，那就是政治的部分是受到刘子健教授的影响。刘教授于上世纪60年代，在香港发表了多篇关于南宋的文章，对台湾宋史界影响非常深刻。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都受到了他的影响。其中两篇文章《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包容政治的特点》把南宋的处境、应变以及政治特性做了相当简要、提纲挈领的概括；他的观点对我有启发，所以今天我所讲述的内容不全是我自己的。学术上能够承继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能有进一步的开展和观察，做一点点推进的工作，对个人来讲就是很大欣慰。

一、南宋：曾被消音的历史

我为什么会研究南宋的历史？早期我并没有认识到南宋历史的重要性，而是随着阅读数据和老师的影响，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研究。我研究南宋的政治和战争问题时，大陆正是“文革”时代，研究的空窗期——然而国际汉学界已经抛弃战争史、政治史的议题，走向社会经济、文化，社会思想的研究，所以我的研究在当时是非常边缘、孤单的。不过，我纯粹从兴趣出发，没有考虑到这样的研究有什么意义，自己独行，坚持下来。我最早进入南宋历史是研究南宋末年；第一篇文章是大学三年级写的《宋元襄樊之战》，此后向前推进。中国大陆的整个政治氛围不喜欢南宋历史：台湾的情况也一样，只好自己蒙着头做研究。后来渐渐理解大家为什么不喜欢这个时代：第一是政治的环境影响。近百年来的中国学者、中国人所追求的是一个富强、光荣的时代，认为弱小、偏安的政权不值得提倡、鼓励，即使有研究主题也

都围绕大人物、爱国者而展开的，研究议题带有很强的大环境的色彩。这是两岸共同的环境。另外，还有学术的因素。早期的学界对秦汉等古代历史很容易建立解释性的观点，提出贯通性看法；到宋代以后基本上是断代史的专家，研究宋史的人很少能成为像钱穆一样贯通中国历史的通儒。南宋历史更少有人去做，又与资料性质有关，北宋有几部大的编年史籍，保留了很多丰富且重要的史料，加上《宋会要》，成为早期学界建构宋代历史很重要的数据源。因此，即便宋史研究没有汉唐那么热门，但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深入探讨当时的历史议题。但南宋史缺乏大部头的编年史籍，特别是宁宗以后，可以利用的数据相当零散。文集的分量最重要，却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优点是数据丰富，缺点则是非常零散，需要很多的功夫去收集、整理，才能够建立一些初步的看法。想透过文集了解一个朝代有其困难。这使得南宋史并不能很快地吸引学界的重视。然而历史研究的议题与资料都是不断扩展的。当原有的数据被充分挖掘以后，开拓性的议题就必须利用新的数据。当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等研究的取向不断发展时，地方志、笔记小说以及文集，就显得重要；文集内容相对零散，被利用的可能性是最慢的；利用不足就会影响到建构整个南宋历史的完整性。

我是逆着学术的风潮在做研究。我幸运或者很不幸的是受到当时重视版本的专家——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孙克宽教授的影响。孙教授身处乱世，关怀整个大环境的变化，写了很多非常好的历史作品，特别是像李全、李璮父子等宋金元三朝交替时代的英雄豪杰。我受他影响，从版本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利用文集、重视版本成为我进入做学问的重要途径。我既是研究边缘时代的边缘问题，又以文集入手，重视版本等，不被正规史学者所看重，更显孤立；但我不追求热点议题，循着自己的兴趣，一点点积累、逐步扩展，这个过程与经验，虽然艰辛，但也充分感受到做学问不必追求时髦，而是结合自己的兴趣与能力，逐步扩大视野、观照全局，提出看法。

中国人对朝代史的重视，多聚焦于政权兴替及早期各种典章制度的建立。一般多认为朝代建立以后，尽管有政治、军事、人物斗争等变迁，但是基本政策不变，前后相贯。但我对这种看法，不敢苟同。一个几百年的朝代一定是前后相系、制度相贯的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学界长期以来太重视朝代与朝代之间的变化，反而忽略朝代内部的变化。最有名的就是“唐宋变革说”，日本、美国、台湾都受影响。刘子健教授就有不同看法，他在我第一本有关南宋史论文集的序中，特别提到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他认为唐宋的变革固然有变的过程，但也有继承和承袭，北宋和南宋间经历靖康之乱，在江南建立的赵宋政权，其所处的环境与对应的军略，表面继承北宋，实际上有变化，而变化的部分对后世影响很大。所以他提出：“宋以江南文化、社会形态，影响此后中国八百年历史的发展。”这个观点我越来越认同。尤其我最近的研究、观察中，可以补充他这样的说法。同时我也观察南宋在建立政权，确立统治基础后，如何适应内在、外在的各种挑战？这种应对挑战的策略，奠定了南宋半壁江山的政权性格。在杭州所建立的南宋政权，其性格和在开封所建立的北宋，既有继承，也有转变。其转变可能是以往学界比较疏忽的。今天我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呼应刘子健教授的观点，来探讨南宋的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当然，也可以从其他角度来探讨南宋的历史。

二、立国形势与战略发展

宋高宗建立政权后，面对的不仅有金人的侵犯，也有内在的压力。它最早采取的生存策略是“退避求和”，不断地南迁，并向金人求和，但是并没有达到目的。建炎初的三四年，金兵不断南侵，对宋高宗造成很大的压力。然而在战乱中凝聚的民间武力，却缓和了南宋受敌的危机；危机解除后，朝廷渐渐发展出一套“能守才能和”的策略。因为有了守的实力，才有讲和的条件。宋高宗看到了民间武力的存在，如何转化这股力量，成为朝廷要面对的问题。第一，他划定江淮防守策略，在江淮之间设置镇抚使，承认民间武力的合法性，让其恢复唐代藩镇的职能，虽然这些做法与祖宗家法相违；第二，在四川、陕西等处开辟新战场，避免两淮直接受敌；第三，收编义军、溃卒等民间自卫武力，使其成为国防武力。这些做法初步稳定国基。武力的增强对南宋的“能战才能和”策略很重要，但也逐渐出现了武力集中于四大镇等问题。这四大镇对宋高宗向金人求和的看法不一，给高宗造成了新的压力，甚至曾兵变威胁高宗皇位，遂兴起收兵权的想法。关于收兵权，虞云国教授和我都写过文章。宋廷先是谋求通过北伐的方式，将不堪战的大将势力陆续铲除。结果引起绍兴七年的淮西兵变。而秦桧主张的“以和收兵权”的方案，则意在保高宗权力的稳固。

面对危机，南宋运用的国防策略，是采取守势原则。在四川、荆湖到淮西、淮东，建立了三边的防卫系统；其次是为防范女真的骑兵，在江淮之间不断筑城，且强化防御；同时，淮河近边区组织山水寨等民间武装力量。在四川则先后兴筑了30多个山城，使川东成为南宋最后一个阶段对抗蒙古的主要力量。虽然各种民间武力占据地成为宋、金缓冲的区域，但当宋金关系稳定后，朝廷用很多方式消除这些力量。也就是说，南宋在应对紧急危难时，采用多种变通的方式，调整北宋“强干弱枝”的国策。宋金关系稳定后，则建立了军队国家化的体制（十都统治）和中央政府支持粮饷的系统（总领所），这代表着中央力量的渗入，原来大将和部属间亲密的关系完全被中央接收，政府也通过监军系统，观察军队的动向。所以，南宋利用钱粮、监军等方式，实现了中央统治，这是南宋在政权稳定后所采用的政策。

南宋和北宋相比，更确切地知道自己国势的弱小。如何逐步稳定的发展，对南宋而言至关重要，认清敌我双方的优劣，是南宋进一步要面对与思考的问题。南宋政府除了采取防御北方、控制军队、支持民间武装等方式外，更注重水的优势，成立水军。水军除了防御，还和山水寨连接，形成“水陆联防”军略，减缓了宋人受骑兵的威胁。有了水的优势，南宋甚至于

向海发展。宋以前，中国是一个内陆的国家和政权，宋以后，真正将海视为生存之路，积极与韩、日、中南半岛开展海外贸易，展开有异汉唐的贸易模式——海上丝路，使宋成为面向海洋的海权国家。可以说，赵宋政权是在艰难的环境背海立国，逐渐稳固政权并积极发展起来。

南宋政权与金、蒙古隔河相望，随时受到威胁，随时都可能发生战争，所以“和战”问题对南宋而言比任何一个朝代都敏感。南宋人在文集中，对“和战”问题的论述，所占分量非常多。因为在南宋，这是关乎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课题，从南宋早期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每一个南宋的士人对此敏感度都非常强，如果撇开这个问题，就很难考虑宋代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为什么宋人明知道国力不强却还要深化“和战”问题？这与临敌或和或战息息相关。南宋和北宋的差异在于：北宋和辽之间的和战目标是固守国防边界，恢复“燕云十六州”；对南宋政权而言则是二帝被俘的“靖康之耻”，这不共戴天之仇，对南宋的子民而言非常沉痛。因此，即便当政者为了生存的现实环境，采取“和”的政策，但也要极力为“和”辩护和解释，同时要背负主战者强烈的批判。从理论上看，主战是南宋的主流，但从实务上看，主战

不是南宋的主流。“和战”问题取决于宋金的实力。金朝没有办法灭宋，宋朝也没有办法达到真正恢复的目标，双方之间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所以有人称南宋是“苟且偷安”。但是我认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从单一的层面看待问题，过度地批判或颂扬。一个朝代能够存在153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三、财经调整与政治包容

从政治层面来看，南宋继承北宋，存在“祖宗家法，重文轻武、强干弱枝”政策的持守；但环境变了，政策也需要调整；南宋的国防军需负担更重，财政收入的稳定变得格外重要，但财政中央化的措施不断增强，必然会造成地方财政的弱化和建设的不足。因此，财政也带来了内政的问题。增加财政要加强贸易、税收和实施专卖，就出现走私贸易。茶商、盐商等多有私人武力；要想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国家收入，就要处理这些走私贸易。宋代的国防线主要是守江淮，它的正规军对抗的是擅长平原作战，以骑兵为主的金兵，或蒙古军队，需要的军事设备是重装备。而南宋最重要的地方叛乱有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这些地区和盐、茶的产销有关，多属丘陵地势，掀起乱事的是走私贸易活跃的商人，这些人人数不多、规模不大，但活动力强。要靠正规军平定这些地区性的乱事，并不容易，也无法从北方征调正规军来南方平乱。所以宋朝出现了由地方出钱成立的如摧锋军、左翼军、飞虎军等军队，来维持地方治安，这对于南宋政权而言，是一个新的创举。虽然地方出钱，但是中央有指挥、节制的权力；最后宋廷借各种理由将这些军队调离地方，投入参与抗金蒙的作战中。所以，南宋抗金、抗蒙都有南宋地方军队的影子，这是南宋面对现实处境，变更祖宗成规所采取的策略。

另外，更值得重视的是在宋代政治社会中，发挥重要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自己和皇帝共天下。北宋时期分化相权，强化中央权力的策略，让知识分子拥有了更多言论的权利，对朝政的批评形成风气，台谏官更可以批评宰执官员，发挥谏言力量。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这个国家，舆论力量很大，最终却因政见不同，使得这种责任感转变为意气用事，

演化成党争，间接造成北宋的灭亡。南宋政权建立以后，深刻地感觉到借变法改变这个国家已经不可取，只能做基本上的调整。由于国家随时处在战时体制中，宰相多兼枢密使，权力逐渐增大，且拥有财政调度的权力，使其有紧急应对外在环境的权力。相形之下，南宋言官的影响力就有所下降。宰相权力扩张更具体的现象是，南宋出现了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四个权相——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和贾似道。他们掌权的时间，将近南宋一半的历史。不过，秦桧和后面三个宰相性质不同，他做了很多高宗想做但却不能做的事情，巩固了高宗的帝位，而获得权力。后面的三个丞相，则和皇位的继承有关。南宋的研究者对君权和相权多有辩论。但是尽管有这么多权相，他们却只是皇帝的代理，需皇帝授权，其权力也有所限制，所以南宋虽有权相并无篡权的现象。

南宋“政治包容”有两个层面，除了政策的改变，采取比较调和的、妥协的原则之外，文武之间也是一个层面。南宋面对敌人，为图生存，军队都维持五六十万的大军，形成国计极大负担。另一方面，社会上弥漫着不喜欢军人的气氛，文武之间的对立和猜忌也深，但是朝廷却采取各种方式来宽容武人，如武人可以做生意，守丧时限可比文人短，有功者，其子可以转文资，对朝廷贡献大的武人可以立家庙等。尽管朝廷有平衡文武方面的各种考虑，却不能降低两者间的摩擦。从以上的现象，可以看出南宋的“包容政治”有很大的缺点：消极、妥协，“苟且偷安”。但是观察南宋和北宋的灭亡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南宋的政权是逐渐衰败的，灭亡的过程是“瘫痪”，表现出了政治的强韧性，北宋则是迅速“崩溃”，“崩溃”和“瘫痪”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种政治的风格和性格。北宋和平、稳定的历史相当长，但灭亡很快，迅速崩溃；南宋面临女真、蒙古这么强大的敌国，还能小心翼翼地应对，甚至联蒙灭金后还维持了四十几年，从中可以看到南宋政治包容的影响力。所以对任何朝代的政治不能只从单一的层面去看，深究南宋在政策、制度上的立国形态，才能体会出这个政权特质与北宋差异之所在。

四、士人文化艺文光影

我们一向认为南宋衰弱，是个腐败的朝廷。我却在一次展览中看到南宋文化的张力。2010年台湾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文艺绍兴”展览，除了本身的藏品之外，还有从日本和大陆各地，包括浙江、福建借调许多考古文物在内的展览品。展品的内容让我非常惊讶。这些出土的文物有很多出自一般士人家族的墓葬，但其陪葬品的精致，让我惊觉以前从政治层面看到南宋弱的一面，是有偏差的。有鉴于南宋精致多样的文化和富裕的社会经济力，我开始关注有关南宋文化的研究。宋代，尤其是南宋，文化表现为多元、深度、雅俗并存，形成近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基底。从社会来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雅的文化？第一，科举提拔了大量小康以上的家庭成员进入仕途，文艺修为与实物是支撑文人官僚的文化活动的重要资源；第二，科举只是士人入仕的一个途径，要升迁，和别人建立人际关系，需要很多外在的资源，这就需要一定外在的社会力量，支撑多元化的东西存在，所以各种文物与雅集在宋代士人官僚之间的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

南宋“馆阁”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充分研究，且其变化过程非常重要。馆阁是宋代培养政治精英的机构。它要求进士出身，经过馆阁的考试，才允许进入馆阁体制之内。北宋的馆阁是培养知识分子成为“论道经邦”人才的途径，馆阁之士可以参与国家很多的重要盛典。南宋的秘书省，除收集文献、金石、档案、艺术品等资料，兼培养各类型艺文人才。秘书省官员培养具 “论道经邦”的能力，还有人文涵养、文艺素养。进入馆阁体制的菁英，参与贡举、修史、编书与鉴识文物的工作，受到当时官僚的重视，彼此形成或大或小的群体，这使得精致文化可以保留在高级知识分子养成的体制中。另外，中下阶层也开始出现新的转变。读书人除了科举考试外，也有诸多职业可供选择，其谋生途径较为宽广，可以让拥有不同技艺的士人在社会上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传统认为术数背离了儒家的核心价值；儒者如何解释儒和术之间的关系，在南宋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南宋，儒家不再将术数当做异端，给予其比较大的解释范围，术数成为博学的知识之一。儒家经典虽是士人立身的根本，但是“博学”，除了儒学，还有其他学习领域，变成士人学习、成长的重要涵养。如果单从一个角度观察，这些文人、官僚都是承袭儒家的知识，

那就很难解释其他的学养。如何合理化地论述儒学与术数间的融合，并融入学习之中，儒者提出兼容性的论点。除此之外，南宋的学术面向，不仅多元，且有许多新发展；其中之一就是结合文献与现实观察所留下来的记载——谱录。谱录是以物为对象，通过比较，将观察与文献进行知识性的整理，以突显其价值。而这种知识的呈现，正是南宋移动社会形成的。宋和以前中国社会的很大不同就是移动，经商贸易要移动、官僚定期轮调要移动、军人要移动、科举考试要移动，人在移动的过程看到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和新奇的事物，将之纪录下来，并进一步与旧有的图书、文献加以比较，重新整合分类，建构新的知识体系，变成各种谱录。谱录正是将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却能彰显特性的东西记录下来，雅俗都有，其出现和流行，表现南宋文化朝向多元化且专业发展。此外，这种雅俗多元的文化也呈现在多种文学体裁上，如诗。南宋有不同的诗体，如击壤诗、江西诗派、江湖诗派等。这些诗文派别是不同时期的士人面对社会环境差异，追求个人生命价值的一种展现。

宋人生活品味更具多样化。在南宋可以观察到一个家族成长的过程——个人通过科举成为官僚，参与政治、追求高位之外，也使家族成为地方望族；富盛之家注重养生，收藏文物，以衬托其家境优势和社会地位；其子弟也可荫补为官，这些后辈因家族的庇荫，一生下来就拥有名位与竞争优势，生活条件优渥，重视文艺修为、医疗养生，在这样家庭出生的士人，由于家境优越，未必以争取科举功名作为唯一的选项。于是，出现了大户人家在富盛之后，钟情书画文物搜藏，讲究养生、重视生活品位或出版先人文集，成为风尚；但在几代后就出现家族没落的现象。特别要说明的是，宋金的战争多是局部的、规模较小，江南社会大部分都是升平、繁荣的景象。即使到嘉定以后的中晚期，荣景依旧。

五、社会关怀与乡里意识

这个问题在我提供的论文中即有涉及。需要补充的是：士人虽在南宋进入朝廷、参与政治，但群体间争权夺利的情况并不比北宋少，他们在朝或在野的角色转换相当频繁。由于一个人并不能长久在朝做官，有相当多的时间回到乡里；加之，南宋进士多，官职少，很多官员需居家待阙。回到家乡后，不论是待阙或退休者，既有官员的身份，地方官与他们维持良好的关系，加上同乡、同学，土亲人亲，强化了他们和乡里的关系，使得他们对乡土的营建更为重视和积极，其关注点分别表现在地方书院、寺庙的兴建与请求赐号等方面。地方书院固多由地方官府和士人共同经营，向朝廷申请赐额；地方寺庙的赐额，更能突显地方势力的重要性。神宗以前朝廷赐额给地方寺庙较少，徽宗后渐多，且多在东南地区。地方寺庙和地方家族密切相关。地方家族借掌控寺庙在地方发挥实质的影响力。此一生态改变了长期以来的祠庙活动，即北宋中央在地方设置的各个官方的祭祀系统，如社稷等，到南宋时期被冷落，反而是由地方大姓共同支持的地方寺庙，变成地方重要的活动中心，显示出地方势力的伸张。还有极少数富盛家族通过地方向朝廷争取祖先庙额，凡此都可以看到南宋士人家族在经营地方的过程中，推动了地方的建设并实质扩张其在基层社会的影响。

我之前有一篇文章谈到：北宋以后中央的权力不断伸入地方，但过度伸入的同时，反而让地方力量得以扩张，其中，地方士人与豪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除地方势力伸张之外，士人的群体意识也在增强。他们注重的已不仅仅是家族，而是超越家族、标榜士人价值的理念。简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地方士人为了宣扬地方文化的成就，一方面通过地方志，纪录州县进士的人数，彰显地方特色与价值。同时，在地方也出现由士人相互支持、相互资助举业的经费，体现了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的认定，以及借立乡贤祠，标榜有功乡里教育的乡先生，甚至筹措经费帮助教养地方先贤的后裔，如子游的子孙。编纂地方志，更是大家所了解的，不再阐述。在南宋救灾的过程中，也看到士人照护乡里的情怀。刘子健教授于1980年在北大学报上有一篇文章《刘宰和赈饥——申论南宋儒家的阶级性限制社团发展》，

对南宋赈灾的情况，作了很具创建性的说明。我最近在日本也发表了一篇补充刘教授论点的文章。以往学界认为地方人物经营乡里、基层，是明代以后的事，这种看法是需要修正的，士人在地方活动及角色，绝不是从明代开始的，而是南宋肇其端。

最后，我想简单地做一个结论：我虽标榜南宋的重要，是要纠正以往历史工作者过于从政治、军事的盛衰，评价朝代的研究价值。若能换个不同角度去看待南宋历史，南宋并不是我们以往所想的那样令人却步。我之所以抛砖引玉，无非是希望大家可以从新的视角进一步去发掘、研究被忽视的议题或朝代——像南宋，这是我很期待的事情。非常感谢大家！

（作者系长庚大学专任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