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岛湖（新安江大移民）前世今生-似水年华-杭州文史网

《新安江大移民——国家特别行动迟到五十年的报告》（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份特别的书面报告，一份作者倾注了20年心血、作了大量调研所写的真实报告。它又是一部年轻共和国在初期工业化道路上水库移民安置方面成败得失的史记，是反映浙江淳安、遂安两县三十万水库移民无私奉献和坎坷经历的真实写照。

浙江因水而名，古称浙水。上游新安江，中游富春江，下游钱塘江。新安江起源安徽歙县，穿越淳安全境。富饶的资源孕育了两岸的人民。在水库形成前，淳安曾是浙江西部的甲级县，其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人均收入均为浙西各县之首。新安江水库的兴建使这里发生改变。因为新安江蕴藏着丰富的水利资源，而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工业化的宏图大业急需能源。《新安江大移民》所记载的史实，首先就是年轻共和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对电力的急需，以及各方对开发新安江水电资源的决策与规划。本书第一章用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和调查资料，揭示了新安江水电站建设的一幅幅历史画面。经过四年（1956－1960）的建设，这座“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终于建成并开始发电。这无疑对华东地区工业发展乃至全国民生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农民历来有怀土重迁传统。然而，为了祖国建设的需要，以淳安、遂安两县为主旁及安徽歙县、浙江建德的30万移民，在短短一两年内，扶老携幼迁离了祖辈生活了千百年的故乡熟土，风尘仆仆地走向陌土异乡。本书分别用了“三十万人大迁徙”、“遭遇大饥荒”、“十万移民重迁江西”这样的标题记录了新安江移民的迁徙、倒流、重迁、创业的悲壮历史，重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期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历史场景，提供了大量的调查案例与统计数字。本来，如果不是仓促迁移，如果不是遭遇血吸虫病的夹攻，移民们遭遇的困难不会如此之大。正如作者开篇第一页所感叹的：“中国的农民是最值得信任的农民。他们是中国工业起步、发展的奉献者。”

本书作者童禅福，是身历其境的新安江水库移民。他在13岁那年，从昔日富庶古朴、铺满石板路的淳安威坪松崖村迁到开化县青阳公社的血吸虫疫区，“一家6口人，祖孙3代,男女老少,住在20多平方米的一间屋里……”他读书成才，大学毕业后先在基层工作，后来当了记者，当了全国劳模，并成为省信访局局长、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政府参事。他行程数万里、走访三省三十多个县市和二百多个村镇、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卷宗，书写这段具有典型意义的悲壮移民史，读来令人震撼。他在书中叙述了一个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也展示了党和国家新一代领导人以人为本的亲民、爱民政风与政策举措。当我读到本书所载谭震林副总理、周恩来总理关心移民的内容，特别是近年政府出台并下发“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费”时，又发自内心地为那些得到扶持的父老乡亲们感到喜悦与庆幸！

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调查、研究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这方面，本书至少有两点反思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以人为本”是民生工程的思想前提，也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比起新安江水库移民来，今天的三峡水库移民得到的种种优惠安置要幸福得多了。而新安江移民如今也得到了国家发放的“移民后期扶持款”，得到了经济的补偿与心灵的安慰。由此可见，决策者和执政者确立“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对于和谐、小康社会的建设是多么重要！

第二，实事求是、缜密规划、科学决策是确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的关键。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是新中国工业起步的大举措。从工程设计到施工完成，就技术层面而言大体是成功的。但就移民工作而言，在当时特定背景下，从规划迁移地点、移民规模到安置政策、思想动员、善后工作等等一系列环节上偏离了原定规划，放弃了科学决策，提出了“多带新思想，少拿旧家具”等错误口号，出现了“一次次的重复转迁的无序迁徙”，也造成了移民以后又出现“自流潮、倒流潮、滞留潮”的三潮并涌现象。这是违反科学之错。由此我们也更加体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制定政策、进行规划的重要，体会到强调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

故土难离，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观念。在顷刻之间，痛别自己祖祖辈辈生活、劳作的家园，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场艰难的抉择和心灵的考验。

三峡移民是悲壮的，或许应该说移民都是悲壮的。其实，50年前的浙江，就有一场国家特别行动——30多万人参与的新安江大移民。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李白曾有诗云：“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是啊！荡漾的千岛湖底，淹埋了多少生离死别的故事。

童禅福，就是三十万移民中的一员，他丹心华发二十载，为中国移民史上这些被忘却的新安江移民同乡立传，他把这部纪实作品命名为《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

1965年，童禅福考上了浙江农业大学。临行的那天，乡亲们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再三叮咛：“禅福啊，你将来要是当了官，千万要记得为我们说话。让党中央晓得我们新安江移民的苦……”

时隔24年，通过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邵华泽的帮助，童禅福在《人民日报内参》发表了《江西省新安江水库移民调查报告》，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历史真相和现实境遇，首次得以向中国高层直陈。

此后20年，童禅福没有停下脚步，他始终铭记邵华泽等淳安父辈对他的谆谆嘱托：写一部书，记下几十万新安江人的悲壮移民史，这是一座大坝的历史，更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

2009年1月，随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以下简称《新安江大移民》)一书的问世，一段淹没在美丽千岛湖底的沉痛往事，终于浮出了水面。

《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樊国安认为：“这部书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真实的原则，记载、叙述了新安江水电站从设想到行动的一幅幅历史画面。这里有周恩来总理亲临建设工地，亲手调配水泥，以确保建坝质量的生动场面；也有那些大坝建设工人日以继夜、流血流汗、赶工赶期的飒飒英姿。经过4年的奋斗，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终于建成并开始发电。这无疑对华东地区工业发展直至全国的民生作出了大贡献。”

《光明日报》评价此书：它是作者倾注了20年心血、作了大量调研所写的一份真实报告。它又是年轻共和国在初期工业化道路上水库移民安置方面成败得失的一部史记，是反映浙江淳安、遂安两县三十万水库移民无私奉献和坎坷经历的真实写照。

“开卷一读，便欲罢不能，这本书迫使你用心去读，用情去读，甚至用泪眼去读。亲历者感叹往事不堪回首，旁观者难以置身事外。”浙江财经学院副院长、经济学者邵鸿烈撰文感慨。

一位新安江移民在读这本书时写满了批注，他说：“我总觉得，我们的移民故事惊天地，泣鬼神。可歌可泣，很值得代代传颂。”

省政协常委鲍钢在《联谊报》上撰文说：“我含着眼泪读完了此书，这是一部极具史料性、真实性和公民心的著作。”

看完此书，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慨然写下：“这本倾注了20年心血的巨著，将以其特有的价值载入史册。”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一位中国高官对这本“说真话”之书的肯定。

3月18日下午，《新安江大移民》的作者童禅福在杭州文晖大厦接受了衢州日报记者长达3小时的独家专访。

64岁的童禅福精神矍铄，不时爽朗大笑，但每每谈到移民的辛酸往事时就会叹气，陷入无尽的沉思，他说：“许多时候，我只能默默地流泪，我能做什么呢？我想，我只能呐喊，把移民们心中的话设法说给天下人听！”

中国的农民，是最值得信任的农民。他们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奉献者，他们也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牺牲者。

记下父辈们的悲壮，一直是我这位淳安游子的夙愿。我的目光在千岛湖的水下，为了父老乡亲的重托，我必须如实反映这段历史。

1988年，43岁的童禅福被任命为浙江省广电厅总编室副主任。消息不胫而走，四面八方的乡亲们闻风而动，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来找他了。老乡们说，盼了多少年，总算盼到我们的移民当了官。他们把童禅福当成了“救星”，渐渐的，童禅福的家几乎成了淳安移民的上访中转站。

虽然帮不了太多的忙，但童禅福每次都会认真倾听，很多时候，他的思绪也会不自觉地回到那段非常岁月。新安江水电站开工那年，他只有11岁，对一个少年来说，这是不能承受的沉重记忆。

童禅福出生在淳安县松毛岭脚下的松崖村。这个如今已沉睡水底的村庄，在他的心底曾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

松崖村四面环山，一条长渠穿村而过，村内的大巷小弄全用青石板铺砌，平坦得没有一个台阶。童氏是这里的最大宗族，童氏宗祠第一大厅的柱子要两个成年人才能环抱，雕梁画栋，极尽辉煌。

　安详宁静的千年松崖古村，直到1959年3月25日才被惊醒，当晚，村里召开了动员会。说是动员，实际上是下命令，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简单，干脆，做事只需一级一级地往下传命令。可是，这日子来得太匆忙了，留给我们只有短短的20天，能做什么呢？什么都来不及了。

来不及的，何止是松崖村，对生活在新安江两岸的农民来说，大水几乎瞬间就漫上来了。情愿和不情愿，都是几天之间的事，甚至来不及向祖宗道别。

1958年，以高指标为特征的“大跃进”在农业领域全面铺开，原先花了几年时间精心制定的新安江水库移民规划，在一次会议上就被推翻了，缺乏科学性的移民计划却被批准，安置经费一降再降。

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谁敢讲真话？后来，水电部和浙江省委又提出，要与规模相仿的美国普列斯托滩水电站比速度。于是，新安江水电站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比原计划提早了20个月，为了这超常规速度，移民们付出的是更大的代价和牺牲。

你要知道，仅从1958年到1959年的两年时间里，移民时间只有7个月，但却完成了12万人的搬迁任务。怎么搬？每天都是军事化的“大行军”，从新安江街口到富春江、钱塘江，尽是白帆点点，公路上，扶老携幼的移民肩挑背扛，来去匆匆，烧木炭的大篷车不时地穿梭往来。

我的开化中学的班主任厉汉杰于1959年10月应邀去淳安中学观摩运动会。他告诉我，从开化到淳安的路上，一片凄凉，几十公里的公路两侧，都是被遗弃的各种各样的木制家具和数不清的坛坛罐罐，像万国博览会又像临潼斗宝。厉老师还说，那天的运动会，没有欢笑，只有悲伤，因为运动会一结束，淳安中学就要搬走，老县城贺城就成了一座空城，一座废城，一座水下之城。

无奈的离家，可迎接他们的是什么：未完工的劣质安置房，无孔不入的血吸虫，与接收地居民不断激化的矛盾，重复的迁徙，望眼欲穿的安置费……疾病、饥饿、死亡、赤贫、纠纷、上访，从此如影随形，伴随着大多数移民的后半生。

我赞同鲍钢书评中所说的，新安江移民工作，是那个特别年代的“国家特别行动”，为了经济快速发展，早日建成新安江水电站，千万普通的农民没有自己的选择，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考虑的时间，更没有诉求的地方，他们举家的走向，全都无条件地服从于电站大坝的建设进程，服从于发电机组工期的严格要求，那是国家意志、领导人的决策，一个普通百姓只得听从上级的安排。

我常想，中国的农民，是最值得信任的农民。他们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奉献者，他们也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牺牲者。新安江水库移民，是在特殊背景下的国家特别行动，如果不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如果不遇到那三年自然灾害，新安江的移民们也绝不会经历那么多的辛酸。

30万移民，这么多的问题不断地叠加，总有一天会引起党中央高度重视的！

1989年9月，受省广电厅厅长杜加星委托，我到北京请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的邵华泽来浙江讲课。坦率地说，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官，正当我为怎么开口而费尽思量时，邵华泽却先讲话了。

那是一口浓重的淳安普通话啊！一问才知道，原来我们老家就在两个隔壁乡。乡音，让我们拉近了彼此距离，我们很快进入新安江移民的话题，我递上了自己采写的《江西省新安江水库移民调查报告》。

我注意到邵华泽的神情，他眼睛一亮，很兴奋，一口气把文章看完了，然后对我说：“你这个稿子写得很不错，我会把它发在内参上。移民问题，确实很值得关注，我们国家有800多万生活在贫困线下的水电移民，没有他们的牺牲和奉献，也就不可能有快速发展的中国现代工业……”

邵华泽感叹，新安江水库移民为祖国建设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他们在心灵上所受到的震动，在重建家园中遇到的艰难，是不曾亲历过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壮举将永世继承下去，可这方面的历史还没人写过。他突然问我，“要不，你来写，怎么样？”

就这样，我踏上了为新安江移民著书的漫漫长路。记下父辈们的悲壮，一直是我这位淳安游子的夙愿。我的目光在千岛湖的水下，为了父老乡亲的重托，我必须如实反映这段历史，报告这迟到50年的真相。

写下这一切，就是希望后人在领略千岛湖那涟漪荡漾的湖光山色的同时，别忘了曾在水下那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们。

爸爸说，我现在就带大郎上坟去！水电站开工那年我11岁。对一个少年来说，那是不能承受的沉重记忆。

松崖四面环山，一条长渠穿村而过。大巷小弄，平坦得没有一个台阶。通道上是横铺的青石板——淳安人祖传有“不走泥路”的习惯，沙洲相连的田畈，邻里相通的里弄，都铺青石板，富村横铺，穷村直砌。我们村的石板路一直通向最高的松毛岭，上下六千多个台阶全部用最好的青石板砌成。

50岁那年，我带着妻儿重返松毛岭，小船穿岭而过，当年的六千多个台阶，全都沉入了水下。

我们村里，还有四位童家太祖太公建的大宗祠，雕梁画栋，极尽辉煌。据说，水库拆房队见到后都不愿下手。宗祠前有一排四株千年翠柏。家族老人讲：“当时看到新安江水库的水一天天上涌，那四株参天柏树和童家宗祠一天天往水中沉，心真如刀割一样痛。”

昔日淳安，古树连片，毛竹成林，村庄临溪而筑，依山而建，黛墙青瓦。昔日淳安，有耕牛开春尝鲜的习惯，我六岁开始放牛，立春之日，全村百头大小黄牛被赶上东山尖，牛主人把牛鼻套全部卸下，让牛完全自由。那一个多月，是淳安牛最快乐的时刻。

故土难离。20多万水库移民，近10万个家庭，几乎家家户户都可以写一本移民的书。我家，就是10万家庭的一个缩影。

1959年4月15日，这一天我们全村人必须全部移走，今后走集体化道路，吃饭在食堂，不该带的东西都不要带。只给20天时间准备。

我和爸爸妈妈忙着一起搬家具、农具，最后一只大橱柜，爸爸跟我说：大郎，你妈腰不好，这只大橱柜就我们两个人抬吧。

从松崖到息村埠码头上船有5里路，当时身高不到一米五的我，抬着100多斤重的柏木橱柜，翻过了松毛岭，不知歇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

4月14日晚上，奶奶和爸爸妈妈坐在堂前的土油灯下，默默流泪。那一晚，村里家家点着灯，家家一片呜咽声。半夜，奶奶突然发话：“我最担心大郎爷爷了，他的坟还在松毛岭脚下，水漫上来，首先淹到他爷爷啊。”

我随手拿起了作业本。在爷爷坟前，我点着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替代香纸。我们拜了，念叨了，把作业本都烧尽了，爷爷原谅我们了么？

当我们吃完最后一顿早饭，爸爸拿起柴刀，砸下铁锅一周石灰的一刹那，奶奶“扑通”一声跪在灶头前，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这口灶，伴了奶奶40年，抚育了儿孙两代人，见证了奶奶孤儿寡母的辛酸和苦痛。

特殊背景下的特殊国家行动，时称“移民工作突击放卫星”。如果换个年代，绝不会经历那么多的辛酸。

我到桐庐寻访第一批移民时，他们反映，当时移民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到位的，尽管刚迁来时，移民的房子都没有造好。但移民说：“我们该搬的东西都搬来了，损失么是有一些。社会主义建设嘛，我们理解的。”

当时的口号是：国家不浪费，移民不吃亏。如果能用好每位移民558元的安置费，执行好初步方案“山区移民移山区，平原移民移平原”，那么新安江水库移民会是一项成功的事业。

然而，随着1958年的到来，花了几年时间精心制定的移民规划，在一次会议上就被推翻了。从此，移民行动陷入了无产、无序的一团乱麻。

缺乏科学性的移民计划被批准了，安置经费却一降再降，20多万移民每人大致拿到二百八九十元移民费，最低的只有50元，有的移民甚至至今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移民搬迁叫“洗脚上船”，又叫“行动军事化”，像战士般带上被褥衣服就走。那段时间，新安江上一千多只木船白帆飘动，公路上移民大篷车穿梭往来，公路两旁，携儿带女、肩挑背扛的移民来去匆匆。

水库原计划1960年截流蓄水，1961年发电，施工期限5年。当时美国普列斯托滩水电站也在修建，我们提出要和美国比速度，结果比原计划提前20个月发电。这样一来，7个月内要完成12万人的移民安置，让已经无序的移民工作雪上加霜。

我从淳安移民办的档案里看到，仅1959年2月24日至4月30日的66天内，平均每天迁移186户，736人。时称“移民工作突击放卫星”，当天晚上开会动员，会要开到天亮，早晨开始整理东西搬迁，中午12点钟，全村各户把东西全部搬上船，下午两点，移民的东西运到茶园码头，卸船后装上汽车，当天连夜全部搬迁到富阳。

我的中学班主任厉汉杰告诉我，1959年10月初，他去参加淳安中学运动会，从开化到淳安的路上，几十公里的公路两侧，尽是各式各样的木家具和数不清的坛坛罐罐，像万国博览会。平时难得一见的稀罕物也出现在公路边——明清两朝的千工床，黄花梨木的凉榻，都歪歪斜斜地遗弃在干结的泥田里——当时提出，移民要“多带好思想，少带旧家具”。

我们全家八口人，七人得了血吸虫病。爸爸的棺材起杠了，我捧着爸爸出工不离头的草帽，送他上了山。

翻开当时的记录，真叫人心头沉重：原计划五年完成20余万移民任务，压缩到四年完成，原来确定移向金华、嘉兴、建德三地29个县，一下子主要集中在淳安、开化、桐庐、建德的4个县。从1959年开始，从来没有听说过血吸虫病的五万多新安江移民，被安置到了最贫困，又是重点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开化、常山等地。

我们松崖乡六七百人的大村，被安排在开化县青阳乡几个自然村里。我家和五六户人家，20多人挤在一幢房里，全家人只有一间房。一日三餐，五六个灶头烧起来，整座屋里黑烟弥漫。

淳安人不怕吃苦，怕的是毛主席说的那个“无奈的小虫”。威坪镇蜀埠公社古虹大队移民到常山，大队老会计徐志林伤感地说：“我们蜀埠山清水秀，泉水丁冬响，人人都健康。到了这里，这片土地上到处有钉螺，水中无数看不见的血吸虫让人防不胜防，也不晓得怎么防。不到半年，我们村上六百多人，四百多人都得了血吸虫病。”

1971年，是一个多么撕心裂肺的年份。前一年，我还在大学读书，家人却跟着乡里乡亲搬迁到江西。我知道他们是在开化待怕了，穷怕了——除了奶奶，我们父母兄妹7人，全都得了血吸虫病！直到今天，我的肝脏里还有血吸虫卵。父母起早摸黑，开荒种地，也不知为啥，田里就是不长粮食，我妈挺着肝硬化的身体，风里雨里地摘野菜。一年下来，家里要吃下三百多斤的蕨菜干，只为从嘴里省下米饭，供我们上学。我的知识，是父母用血泪堆积的！

迁到江西，生活并没有好转，母亲却在1971年的8月9日，因为肝硬化去世了。她才48岁，我那曾经那么健康的母亲！

不料61天以后，我又走在奔丧的返乡路上——这次是我父亲，他才50岁！

父亲是突然死去的。奶奶向我哭诉：你妈死后，你爸像丢了魂，特别是9月份开始，村上的移民开始建房，而你爸自从医了两次血吸虫病后，身体就彻底垮了，他看到别人上山砍树，背回来一根根屋料，他就坐立不安，想自己背不动屋料了；又经常从抽屉里拿出剩下的移民安置费，不停地数，不停地自言自语：只剩下二三百元钱，这房子怎么造啊，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大前天早上，天还没亮，你爸点起煤油灯，又拿着那叠钱数，后来就靠在床沿上不动了。

爸爸的棺材起杠了。身为长子，本该捧着父亲的肖像。可怜我父母，一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给我们留下。那天早晨，我捧着爸爸出工不离头的草帽，送他上了山。

移民们的家搬了一次又一次，最远的，到了新疆石河子。逃洪的人只要饭有得吃，柴有得烧，就满足了。

我遇到的移民，几乎都说：“我们不怪政府，只怪自己遇上的时代不好，移民高潮时正碰上大跃进，而后又连着三年困难时期。”

跃进式的转迁，超常规的安置，使得移民缺田、缺地、缺山林、缺房、缺粮，住草棚，从此积累起大量难以破解的难题。

1959年，移民进入了高潮，对安置地不满意，或者被血吸虫吓坏了，很多移民偷偷回到淳安，掀起了“倒流”浪潮。到1967年，回来的人达到两万人，他们在水库周围搭起了茅棚，到了晚上，点点闪闪的土油灯和煤油灯像星星一样布满了水库四周和山凹、山坞。

那些被移民的惨状吓怕了、不愿意搬迁的村民，水位一上涨，就往山上搬，这叫“后靠移民”。搬家没几日，水就涨上来了，再往更高的地方搬，这山搬那山，一年搬好几次。他们住窝棚，种非法的地，没有一分钱移民费，最后沦为“黑户口”。

我曾经穿过72道山坑，爬上一座岭，找到了1962年从淳安下洋洲搬迁上来的许文涛老人。他指着已经剥裂、残痕累累的泥墙，伤心地说：“我们移民已经50年了，从淳安的沿江边搬到了山头尖，从淳安的砖瓦房住到这泥墙屋。下山参加生产队劳动，踏着过去只有牧童和砍柴的人踩出的一条山路，每天要走破两双草鞋。”这里的生活现在依旧困苦。

“文革”开始了。1966年，也是淳安人灾难沉重的一年。那年暴雨不断，新安江水库的水位达到了历史之最。没有搬迁的4100户、1.93万人，被迫逃洪。逃洪的淳安人，后靠的水库移民，眼看着自己的房屋一座座倒塌，

那年的12月25日，两列货车哐当哐当，沿着浙赣线向南奔驰。车厢里混装了人、畜和农（家）具。逃洪灾民和经历过多次移民的淳安人，安静地啃着从淳安带来的豆腐干和苞芦稞。他们的目的地，是地处福建、江西交界的黎川县德胜关垦殖场。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奢望了，只要饭有得吃，柴有得烧，就满足了。

第二天，火车在江西与福建交界的广泽火车站停下。四千多男女老幼走下列车，面前白茫茫一片，厚厚的大雪阻挡了去路。那一晚，他们用床板在火车站旁搭起了床。

现在73岁的吴菊花老太太含泪回忆：那晚，我们露天睡在雪地里，六岁的女儿正在出麻疹，受了风，病情加重了。我们被分到德胜关垦殖场的店口分场。爬了两个多小时的雪山，才来到店口。只见几幢竹篾房，糊着泥土。当天晚上，我女儿就死了。第二天一早，我丈夫用破衣包住女儿，带着两个儿子上山。他们扒开雪，挖开一个洞，想安葬孩子，却全身发麻：一大堆冬眠的蛇蜷缩在一起。两个儿子用柴棒拨开数了数，足足有100多条。丈夫紧紧抱着女儿的尸体，自言自语：“这个地方，不能住，不能住。”

淳安人有一句古话：跌倒都要抓一把泥土回家。浙江移民肯吃苦，敢开拓，在穷山恶水中创造奇迹。

50年过去了，新安江移民的数量已经增长到50万人。改革开放的政策，让他们的生活出现了转机。移到徽州的老移民方善贤说：“一句话，国家苦，我们苦；国家好了，我们的生活也好了。”

淳安人有一句古话：不论遇到什么事，跌倒都要抓一把泥土回家。

他们就是凭着这种精神，在缺山少地、穷山恶水中创造出一个个奇迹。开化县树范大队有个“大炮轰不走湖坑人”的故事——淳安湖坑村是个富裕村，当年全村移民到开化，第一次看到肚子像妇女十月怀胎、皮肤像杉树皮一样粗糙的血吸虫病人，吓得生产队长带着大家就往老家逃，半路被拦了回去。没有了退路，他们下定决心要灭钉螺，拼了命开出三百亩田，消灭了血吸虫病，把芒草沙洲变成了良田。邻村的当地人眼红了，想用土炮把他们轰走呢。

不管是在江西还是在安徽，当地人都从内心捣出一句话：你们浙江移民肯吃……（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