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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冯其庸先生敦煌学二三事
来源:荣新江  作者:  日期:2018-05-08

今年初,備受我們大家尊敬的馮其庸先生與世長辭,劃上自己人生圓滿的句號。自馮先生走後,我一直想寫篇紀念的文字,但頭緒紛繁,不知從何處下筆,以致我推動編輯的《文匯學人》一組紀念文章,自己卻付之闕如,但思念之情,時時湧現。今借《敦煌吐魯番研究》紀念專號,略敘與敦煌學相關的二三往事,以表追念。

馮先生自己沒有很多敦煌學方面的論著,但他是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顧問,而且是一位難得的又顧又問的顧問。在他關心的大西北、大國學中,敦煌是一個重要的點,這裏既是向西域進發的中原文化起點,又是西方文明進入中國的首站,是大西北之學、是大國學不可或缺的關節點,而敦煌學也提供了大西北與大國學的豐富素材。

 

陪冯其庸先生考察楼兰(出发前)

 

我認識馮先生較晚,記得比較清楚的第一件事,是1995年8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在吐魯番召開“敦煌吐魯番出版工作研討會”,參加者是一些學會成員,還有一些出版過敦煌吐魯番著作的出版界的朋友,沒想到,已經是72歲的馮其庸先生卻現身夏季高溫的吐魯番盆地,與我們大家一起開會、考察,端着相機到處拍照,樂此不疲。我原本以為馮先生就是借這個機會來新疆轉轉,其實從同行的孟憲實、朱玉麒那裏知道,馮先生已經多次來新疆考察,足跡遍及天山南北、大漠東西。

 

与冯其庸先生在敦煌莫高窟

 

在吐魯番的會議之後,我們一起前往庫車、拜城一帶參觀,那時的公路和車輛都不能和今天相比,所以從吐魯番到克孜爾,要走大概整整一天的時間。我們一大早出發,大概在黃昏時分,來到庫車西面鹽水溝一帶,夕陽照在克孜爾山(紅山)上,層巒疊嶂,山體顯現出各種不同的姿態和色彩,大家紛紛拍照留念。馮先生舉着長筒相機,一邊拍照,一邊誇讚山色之美。我們隨後乘車繼續西行,天色黑暗下來,汽車沿着陡峭的傍山公路行駛,望之頭暈目眩,大多數人都閉目休息,直到午夜時分,才到達克孜爾石窟。沒想到,馮先生并沒有休息,而是在構思更為宏闊的壯麗山水畫卷,後來他用自己的畫筆,描繪出這裏一片片紅彤彤的山色,我每次看到他的《古龜茲國山水》《龜茲玄奘取經古道》《鹽水溝群峰》等畫作,都為之震撼。回想起這一片奇山異石,看馮先生筆下的色彩,再讀他的詩句:“平生看盡山千萬,不及龜茲一片雲。”(《題龜茲山水二首》之二)才能夠真切地感受到,在馮先生的心中,大西北的地位之高,真是難以用語言敘述的一種情懷。

 

冯其庸先生作品《龟兹玄奘取经古道》

 

第二件事,是1999年我在協助季羨林、周一良、饒宗頤先生編輯《敦煌吐魯番研究》年刊第四卷,這一卷的主要內容,是我與美國耶魯大學韓森(Valerie Hansen)教授主持的“重聚高昌寶藏”項目成果,其中一組是有關宗教方面的,有業師張廣達先生關於吐魯番漢語文書中所見的伊朗宗教蹤跡,韓森討論吐魯番墓葬揭示的信仰改變以及中國人是如何皈依佛教的,姚崇新論高昌國的佛教與佛教教團,孟憲實論高昌王麴文泰對玄奘西天取經的贊助,党寶海考證吐魯番出土的《金藏》大藏經殘片,我本人探索唐代西州的道教流傳和道教經典問題,馬小鶴研究摩尼教文獻,陳懷宇系統闡述高昌回鶻景教問題;另一組是歷史研究,有鄧小南從婦女史角度研究6—8世紀吐魯番的婦女,吳震研究高昌西州的胡人,李方以史玄政為例討論唐西州胡人的生活狀況,伊斯拉菲爾·玉蘇甫解讀吐魯番新發現的回鶻語文書,武敏探討吐魯番出土的絲織品,盛餘韻(Angela Sheng)討論6—7世紀西北邊境的紡織生產,胡素馨(Sarah Fraser)討論吐魯番的考古藝術品,斯加夫(Jonathan Skaff)研究吐魯番發現的薩珊銀幣和阿拉伯-薩珊銀幣,陳國燦討論唐前期戶稅。不論選題的廣泛,還是研究的深度,都可以說把吐魯番研究大大地推進了一步,而作者隊伍,也是集當時研究吐魯番的一時之選。然而,就在這時,出版資金出了問題。從創辦開始,《敦煌吐魯番研究》的資金就是由香港方面支持的,這筆資金原本是中華文化促進會資助饒宗頤先生每年出版一期《九州學刊》敦煌學專號的,我幫助饒先生編輯了兩期專號後,覺得這筆錢在大陸可以支持一個專刊,於是經過一番努力,把這筆錢轉而在北京創辦了《敦煌吐魯番研究》。到了第四卷的時候,不知何故資金沒有到位,幾位老先生也是一籌莫展。於是,我們想到馮其庸先生,由柴劍虹出面,向馮先生匯報了情況。馮先生一口答應幫忙解決,不久就安排了一位企業家與我們編委的幾個同仁開會,那位企業家聽了情況說明後,溜之大吉。馮先生聽說後很生氣,隨即自己掏腰包,給了我們出版一卷的全部經費,讓這一卷吐魯番專號按時順利出版,解了我們的燃眉之急。從這件事可以看到馮先生對於敦煌吐魯番研究事業的支持,如果沒有馮先生的雪中送炭,《敦煌吐魯番研究》恐怕到第三卷就會夭折,那樣就應了日本學者在我們創辦刊物時說的一句話,“有很多三期刊物”,就是辦了三期就辦不下去了。好在我們有馮先生,讓我們度過了難關。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

 

第三件事,是2006年洛陽發現一件唐朝景教經幢,上面刻寫着《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幢記》。早在1992年,我就和林悟殊教授合撰《所謂李氏舊藏敦煌景教文獻二種辨偽》,辨析號稱得自李盛鐸家的所謂小島文書《宣元至本經》為今人偽造,而李盛鐸所藏《宣元本經》即《宣元至本經》,是真品。景教經幢發現後,個別人散佈謠言,說新出經幢證明我和林悟殊的說法是錯誤的。事實上,傳這話的人對景教文獻毫無知識,新發現的唐朝景教經幢所刻寫的《宣元至本經》與李盛鐸舊藏《宣元本經》相合的地方,文字完全相同,只是敦煌寫本缺失後半,經幢又沒有下半截,所以各有所缺,但兩者對照,幾乎得見全經原貌,也在證明李氏舊藏《宣元本經》,就是《宣元至本經》,其名見於伯希和在敦煌藏經洞所獲《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後的《尊經》所列景教譯經名表,李氏舊藏是真經。

 

景教經幢出土不久,馮其庸先生就從洛陽友人、碑刻研究專家趙君平先生那裏得到一份精拓本,於是對照李盛鐸舊藏《宣元本經》圖版,撰寫了《〈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全經的現世及其他》,論證了經幢本和敦煌寫本《宣元本經》的同一性,肯定了李氏舊藏的真品價值,同時也經過對比小島所獲《宣元至本經》文本,與經幢本相去甚遠,從而堅定了我和林悟殊認為其是一件偽經的看法。這篇文章在《中國文化報》2007年9月27日整版刊登出來,我讀後備受鼓舞,也驚歎馮先生對於敦煌景教寫本研究之熟悉,他雖然很少直接寫有關敦煌文獻的文章,但動起筆來一點都沒有外行話。我們的文章原本發表在海外的《九州學刊》第4卷第4期敦煌學專號,雖然後來收入個人文集,但看到的人畢竟少。李氏所藏敦煌景教文獻的真偽公案,得到馮先生在報刊上的肯定,使得更多的讀者清楚地瞭解了學術爭論的來龍去脈,並且用新的材料,對我們的觀點做了進一步的闡發,把唐代景教研究向前推進。

 

冯其庸先生作品《古龟兹国山水》

 

馮先生的文章發表後,他讓我到他家去取這份報紙,同時送給我一份洛陽景教經幢的拓本。我後來聽說,洛陽的收藏家送他一份拓本,并請他在自己的一份拓本上題跋,他聽說這位收藏家手裏還有一份拓本,就自己買下,拿來送我。我輩學子在學術道路上常常受到長輩的愛護和幫助,其大恩大德,難以報答。更重要的是,馮先生在學術的真偽問題上,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立場堅定,而這對於我在敦煌學的道路上前行,是一種莫大的鼓勵和支持。

 

“當年豪氣未消磨,直上崑崙意更多。

踏遍流沙千里道,歸來對酒一高歌。”

(《當年》)

這是馮先生2001年作的一首詩。記得2005年我們隨馮先生從米蘭到樓蘭,再從樓蘭到敦煌,追尋玄奘歸國行跡,考察絲綢之路,以後一到秋末,家鄉的親人送來陽澄湖大閘蟹,馮先生就把我們幾個年輕人叫到張家灣的家裏,吃新鮮的大閘蟹,喝瑯琊臺高度白酒。我們一邊聽着馮老講述多次“踏遍流沙千里道”,一邊有如從西域“歸來對酒一高歌”。

 

冯其庸先生作品《看尽龟兹十万峰》

 

而今,我們又多麼想和馮老說:“莫負明年沙海約,駝鈴聲到古城邊。”跟着他,去敦煌,訪吐魯番,經龜茲、于闐,登帕米爾高原,沿絲路西行……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7卷,2017年)

 (作者工作單位: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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