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教授自己的简笔画

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数百年来，这首民谣在我国广大地区祖辈相传，妇幼皆知。它饱含了遍布各地的移民后人对祖先、故土的思念之情，寻根问祖是人的天性，所以洪洞大槐树被当做“家”，被称为“根”，成为亿万人心目中神圣的故乡。

缘起

关于从洪洞迁民的缘起，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普遍流传着《胡大海复仇》《燕王扫碑》和《三洗怀庆府》等传说故事。

《胡大海复仇》说的是元朝末年胡大海在河南要饭,遭到当地人的侮辱。胡大海深感这个地方人情太坏,立誓要报此奇耻大辱。后来胡大海投入朱元璋的军队中,屡建奇功。朱元璋即位后大赏功臣,唯独胡大海不接受赏赐。朱元璋觉得很奇怪,问胡大海要什么,胡大海将在河南讨饭时的遭遇讲了一遍,请求朱元璋允他去河南报仇雪恨。朱元璋踌躇再三,答应他杀“一箭之地”。胡大海刚到河南地界,恰逢一行鸿雁飞来,胡大海飞箭离弦,正中最后一只雁的后尾,那雁带箭向前飞去,胡大海也统兵向前杀去,那雁飞过河南,又飞向山东,造成了河南、山东尸积如山。朱元璋后来只好下令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往没人的地方迁民。

 胡大海(?-1362年)，字通甫，泗州虹县人，明初朱元璋手下军事将领。

《燕王扫碑》说的是明朝河北、河南、山东广大地区闹“红虫”,把人吃光了,才从洪洞大槐树处往这儿迁民。这个故事与“燕王扫碑”造成人烟稀少有关。碑实际上就是南京城的功德碑,即明朝皇族的祖宗碑。朱棣起兵靖难,造成中原、江北地区“千里无人烟”的局面。燕王的军队都头戴红巾,所以百姓们都称之为“红虫”。“红虫”含有瘟疫的意思,所以民间有“红虫”吃人的传说。不久朱棣又把都城迁到北京,并下令从洪洞大槐树下移民到山东、河北、河南、浙江一带开荒种田,发展农业生产。

 燕王朱棣即明成祖(1360年-1424年)

《三洗怀庆府》说的是今天的河南修武、武陟以西,黄河以北地区,明朝时为怀庆府所管辖,元末天下大乱,朱元璋的军队与元军在这里展开了拉锯战,双方都让百姓在门面挂上拥护他们的牌子,老百姓苦于应付,叫苦连天。这时有一个年轻人想了一个既省事又方便的办法,在牌子的正面写上拥护农民军,在反面写上拥护元军,这样不论何方攻过来,只要一翻牌子就可以了。有一次农民军攻来,有一块牌子从门上掉下来,恰巧落在常遇春马前,被常遇春识破了机关,便把此事报告给了朱元璋。朱元璋正因战事毫无进展独生闷气,一闻此事更是火上浇油,立即下令常遇春把怀庆府地区的百姓斩尽杀绝。怀庆地区的百姓都被杀光了,朱元璋继位以后便下令从人口密集的洪洞县往怀庆府移民。

民间艺人

与这个传说类似的是《大槐树下迁民的故事》,说的是建文帝与朱棣争夺皇位,百姓对双方都不敢得罪,便在门前挂的牌子的正反面各写上双方的名号,被建文帝方面发现,杀得黄河地区百姓所剩无几。

传说

其次是关于移民过程的传说。官府强迫或欺骗迁民的传说较早即见之于世,如署道光癸卯年(1843)十一月的河南偃师市《滑氏溯源》中记:“或有问未迁之先,祖居山西何地,故乡尚有何人?熙曰无据。老人相传,自洪洞大槐树下迁来。一说山西迁民不迁洪洞,故人多逃聚此邑,骤然行文,独迁洪洞,所以传至今,凡属迁徙者,各族皆有此说。”由此说敷衍成的传说即所谓《迁徙记》。

该故事说明初由于灾荒和战乱,黄河流域居民大为减少。统治者便从人口稠密的山西往这儿迁民,洪洞县大槐树处就是明政府办理迁民手续的地方。附近各县的百姓,都聚集在大槐树下,往别处迁发。山西境内有个凤凰窝村,村内有许多人在朝里做事。此处人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所有人的脚的小拇指趾甲分为两半。朝里有人好办事,皇上下令凤凰窝的人不迁,别地的百姓都要迁,于是人们都纷纷逃往凤凰窝投亲靠友,安家落户并且人越来越多。这样一来,朝廷着了急,又发布圣旨说:“凡是凤凰窝的人必须外迁,不然灭族。”聚居在凤凰窝的百姓都傻了眼,没有办法,他们被官兵押解着办理了迁民手续,奔向黄河流域的各个角落。

 古大槐树处旧貌

对此,河南安阳市的传说是,当时负责选民的后军都督佥事李恪,采用多种方法,诱迁不愿意离开故土的农民。有次他扬言：凡自愿迁籍的农民可到广济寺内办理手续,凡不愿迁籍者可到寺左侧的大槐树下等候裁定。此言一经传开,应迁农户多数挤至大槐树下。结果，凡到树下的农户，全部被迁徙。据说,当时大槐树上有个鸦巢,被迁农民望着鸦巢,触景生情,纷纷说:老鸦尚有个窝,咱到什么时候才有安居之日啊!由此,广济寺侧的大槐树,便成了先人忍别故里的标志。

山西沁水县的传说是：沁水县瑶沟村的人都姓王。听上辈人传说,在几百年前这个村的老百姓不姓王,而姓丁。传说大约在四五百年前,家乡遭了大旱灾,不多长时间,全村尸骨蒙野,鸡犬未留。唯有一户姓丁的财主,带妻室儿女逃往外乡。几年后,家乡土地荒芜,房屋坍塌,一片荒凉。当地的官府就把这件事上奏朝廷。朝廷立即张贴告示称,凡愿到山西沁水瑶沟种田者,三年不纳皇粮,但没人愿意远离故乡。后来朝廷就到处张贴告示:在十天内,各地百姓必须全部聚集到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后到者为迁往沁水瑶沟之人。老百姓都怕迁往沁水瑶沟,于是都按照指定时间,纷纷聚集到洪洞大槐树底下。这时朝廷派那个献策的大臣到洪洞大槐树下办理此事,当众宣布圣旨,结果就把那个最后到的姓王的百姓强迫迁到了沁水县瑶沟村。从那以后,瑶沟村的百姓就全都姓王了。

赵世瑜教授正在查阅族谱

河南林县(今林州市)的传说包含了前面两个方面的内容以及“打锅牛”分家的传说,如《胡大海血洗林县的传说》说:

元末有个姓胡的举子上京赶考。走到一座山下,一只母猩猩扑来,把吓昏的举子背到洞里。日子长了,猩猩生下一子,起名叫胡大海。胡大海长大了,力大非凡,举子就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儿子。一天,趁母猩猩出洞捕食,胡大海掀开洞口巨石,父子俩跑了出来。胡大海走村串户,以乞讨为生。当时那一带叫林县,属河西北路彰德府管辖。胡大海丑得可怕,林县一带的人们见了他都是躲着走,称他为“毛老虎”。后来,胡大海成了明朝的开国元勋,启奏皇上要到林县雪耻报仇。朱元璋念他开国有功,准奏他杀“一箭之地”。部将王虎一箭射在老雕身上,老雕带着箭飞遍全县,王虎带兵也杀遍全县,造成尸骨遍野、血流成河的惨景。事后,皇上下旨泽州、潞州一带居民迁往林县。山西居民不愿背井离乡向河南迁移,官府便下令:“凡不愿迁移者,限三天内集合到洪洞县老槐树下。”人们齐往老槐树下跑,很快就集合了很多人。这时,官兵将他们围住,给这些人加上违背圣旨的罪名,强令其迁移。其中姓牛的一家弟兄五个,就有四个跑到了老槐树下,临别时,兄弟五个依依不舍,打破了一口铁锅,分为五块,各执一块,作为后代认亲的标志,称为“打锅牛”。林县民间有“洪洞老槐树下是咱老家”的传说,其实这与胡大海血洗林县是有直接关系的。

另一个类似的故事把发生地放到了河北邯郸市的鼓山,而把胡大海的父亲编为山下胡庄的一个樵夫,叫胡樵,其他情节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胡大海杀人一直杀到洪洞,只因地名与洪武年号相重,这才住手。

 田野中的赵世瑜教授与大家一同读碑

在各地流传最广的还有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传说。传说官兵强迫聚集在大槐树下的人们登记,每登记一个,就让被迁的人脱掉鞋,用刀子在每只脚的小趾甲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以防逃跑。至今,移民后裔的脚的小趾甲分为两半,据说就是砍了一刀的缘故。官兵强迫百姓登记后,为防止逃跑,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绳连接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被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路上就经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在前述河南安阳市的传说中,被迁农民多把自己初生子女的双脚小趾甲咬裂,以示纪念,这是一种主动的说法。另一个《小脚趾的传说》是说洪洞大槐树的迁民中有刘姓三兄弟,为了解救三姐妹,杀了官差,只好分道逃走,临别之前为了以后辨认方便,用石头在脚趾上砸下印记,日后他们分别落户到河北的安次、通州和武清。另一个故事《双趾甲》则说这是轩辕黄帝子孙的特征,而黄帝是洪洞县孙堡人。

山西晋祠附近的庙宇

此外,关于迁民定居的传说也不少,如《“一家庄”的来历》等。

以上传说,在各地流传甚广,它们与地方风物和历史相联系,数量以千百计,但版本大致相同。此外,其共同点一是粘连着许多后代文人学者的观念和意识,二是除了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等传说外,与洪洞大槐树移民本身的关系非常勉强。而恰恰是这些传说,构成了“洪洞移民”后代的祖先故事。

传说的世代传承的特性,决定了它的非个人性或群体性,而移民传说的内容本身亦加强了这一特点。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发现传说如何通过传奇性的故事成为集体记忆的重要渠道;我们也可以发现集体的历史记忆,尽管记忆的历史并不见得一定是传说中的主要情节或母题,但我们会发现其他重要的历史侧面,从而证明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关于“历史重构不依赖社会记忆”论断的片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发现,正如哈尔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说,记忆是由社会所建构的,个体记忆依赖于集体记忆的框架,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集体记忆影响,甚至取代个体记忆的过程——当然,我们或许还可以看到在这个影响、取代的过程中个体记忆的残留物。

本文选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4月出版之新书《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作者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教育部跨世纪人才首批培养人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专家，曾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历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1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及民俗学史。主要著作有《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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