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谦祠的旅游开发,可追溯到1996年的年底。当日时我在章太炎纪念馆工作,每到年末,照例总结上一年工作、制定下一年计划。在一个历史人物被置于纪念馆、博物馆时,已经盖棺定论,甚至拔高神化,下一年计划,无非围绕纪念馆的三个历史人物苏东坡、张苍水、章太炎逢五逢十生日、忌日,举办相应的活动。无意间,我想到了于谦祠。于谦祠位于三台山,原来归西湖区供销社、粮食局、肉店使用。上世纪90年代初章太炎纪念馆接管后,有过几次小打小闹的维修,但离章太炎纪念馆较远,单程走路大概40分钟,中间又隔了一个两三百米的斜坡,因没有对外开放,工作人员平时很少上山,只请临时工代为管理,似乎是被遗忘的角落。我查了《辞海》,蓦然发现于谦诞生在1398年,离1998年恰好600周年,这是干载难逢的机遇,就以书面形式向纪念馆馆长张振常汇报这一发现,得到了张振常的肯定。宣传于谦、祠墓维修、景区建设计划作为下一年工作的重点,我个人则被评为当年考核的“金点子奖”,虽然馆内有的同志不以为然,提出“金点子奖”不应归我个人。这一“质疑”确实很有道理,“奖”应该归于谦,因为有了于谦这个历史人物,留下了于谦祠这处旅游资源,才使我有了参与旅游开发的机缘。 
苏东坡纪念馆 
章太炎纪念馆 一项不被实现的主题定位
于谦祠的旅游开发,一开始就碰上了“倒逼”的尴尬事。当时国系统内部园林线、文博线的界线非常明显,普通职工、一般干部甚至少数领导都有惯性思维,认为公园、园林游客多,门票有保障,戏称“只要西湖水不干,总有钱赚的”；纪念馆、博物馆游客少,门票无保障,一年的收入只能养几个工作人员。于谦祠的旅游开发,表面上一定会得到各种赞许,但一且涉及动辄几百、上千万的投资,主管部门就会犹豫不决。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张振常做了一件看似很不合常理的事。1997年3月,他杭州师范学院李冈原在杭州市政协七届一次全会上,联名提交了《吁请市委市府予以考虑隆重举办纪念于谦诞生600周年纪念活动》的委员提案,得到市委、市政府、市政协的高度重视。于谦祠的旅游开发,最初以外力推动的形式进入议事日程,被要求在1998年5月17日对外开放,这一日是于谦的诞生,杭州将举行公祭。 
于谦祠建于明弘治二年(1489),正式的名称叫“旌功祠”，先有墓后有祠,祠墓合一布局。现存建筑是清同治八年(1870)重建的旧迹,拥有前、大殿、后殿三进,以及南、北厢房,约900多平方米。馆内决定由我与其他两位同志共同负责文字方案,就是按照纪念馆、博物馆陈列展的通常做法,定位每一个空间的主题,然后围绕主题定位,征集文物查找陈列资料、撰写文字说明。当时我们都这样认知,觉得纪念馆、博物馆为什么一直门庭冷落,游客稀少,原因在于没有东西给游客看,“坡柜加立柜”的陈列方式过于老套,声光电使用不够。近些年我参访了国外的许多旅游景区,包括纪念馆、博物馆,发现规划者、设计者的主观表现有时并不十分强烈,相反总是尊重游客的选择,即使景区内部的游览线路,也让游客先走,游客走得最多的，一定是最佳的游览线路,先期不需规划、设计。于谦以“意欲谋逆之罪”遭杀害,又被抄家,几乎没有留供展示的实物,怎样才能充实空间陈列内容、满足游容观光需要?规划、设计一方的徐征野提出了整体构想。徐征野从1988年开始涉足纪念馆、博物馆室内空间展示设计,至今在全国各地完成了150多家,我与他初识于1991年章太炎纪念馆展厅陈列改造之时。这次,徐征野提出了许多特别的设想,最大胆的一顶就是把大殿的主题定位在“百将厅”,设想利用大殿10米上下的高度,在内加一层,用画像或塑像的展示手法,陈列中国古代以来的100位名将。这一特别的设想被我们期待,想当然的,觉得定位空间主题如同保证了陈列内容、拥有了客源市场,干劲满满的,很快选择了100位名将,查找了画像,撰写了简介。后来因经费的缘故,这一旅游项目没有实施,大殿的陈列内容改成于谦全身塑像、大型壁画浮雕。当时我们都有些遗憾。后来反思“百将厅”的主题定位,不仅破坏祠堂格局,显得不伦不类,而且改变建筑格局,埋下安全隐患。这一旅游项目不被实施,应是一件绕幸的事。
一位作家带来的景区扩建
果然落入了“开幕式就是闭幕式”的怪圈。于谦祠对外开放时,旅游开发暂时停顿,尽管此前杭州市计划委员会在《关于同意于谦祠景区扩建的批复》中宣称,“经研究,同意于谦祠景区扩建,规划用地42000平方米,具体建设内容及面积在规划方案审批时确定”,但于谦祠的旅游开发重新热起来,已是2001年,与一位山东作家有一定的关系。这位作家叫位同亮,原来是位政府官员,曾任山东菜阳副书记、市长,烟台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出版局局长、社会不科学联合会主席等职,公务闲暇,喜爱写作,发表了300多万字的作品。2001年,他创作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于谦传》,上、下两册出版后,给当时的渐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寄了书,写了信,得到张德江的高度重视,并做出批示,大意是“弘扬于谦精神,激励全省人民为早日实现现代化而奋斗”。几天以后,又与省委秘书长张曦视察于谦祠。此后,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视察于谦祠,为的是即将启动的“西湖西进”工程,于谦祠是待整理的36处人文景观之一。当然我们不知道原委,以为省、市领导的频频视察,都因位同亮的一封信、一本书而起,这个谜底,到“西湖西进”工程启动时才得以冰释。但于谦祠区的扩建,毕竟比整个“西湖西进”工程先行了一步。
因为这个缘故,对于谦祠来说,位同亮有了特别的意义。园文局做出把他请到杭州的安排,成立由园文局宣传处、章太炎纪念馆组成的临时工组,宣传处处长蔡玲、纪念馆馆长胡清为组长,约七八人。在这次工作中,我算是一位“打杂”的工作人员。位同亮从烟台来杭州时,是这一年的西湖博览会期间,因为有一项活动安排到三潭印月参加烟大会。位同亮一行驱车千余里,到杭州时,已是傍晚时分,一与见面，没有想象之中山东汉子的高大,却有齐鲁文人的睿智。此前为了于谦祠的游开发,我写过几篇研究于谦的论文,他知道我。在章太炎纪念馆会议,蔡玲向位同亮询问了给张德江书记寄书、写信的事由,位同亮一点都不讳莫如深,坦率地做了叙述。我们才知道其中的细节,他为什么写信,写了什么内容,书、信是通过什么途径送达的?第二天的上午,在于谦祠北厢房接特室召开了小型座谈会,刚接任园文局局长两天的张建庭出席,可见重视程度。会上,位同亮侃侃而谈,提出于谦祠旅游开发特别是如何利用媒体宣传于谦、促销景区的设想,最吸引人的就是拍摄电视连续剧,我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当时谈得较多的是商业化运作的话题,建议由园文局下属的楼外楼餐馆、西湖游船总公同等企业共同投资,靠收视率收回成本。但后来于谦电视连续剧得到特别的“礼遇”,被浙江省委宣传纳入“五个一工程”,由中央电视台、浙江省委宣传部、杭州电视台、浙江长城影视公司联合拍摄,王庆样、严宽、高虎、归亚蕾主演,2003年上映。为吸引观众眼球,取名“大明王朝1449”,又叫“大明王朝惊变录”、“要留青能在人间”。我向位同亮谈了于谦祠旅游开发中缺少实物的苦衷，他略作思索,建议利用于谦的诗文、明代的元素做点文章,这些可以构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景观,后来于谦祠景区建了诗碑廊、摆了明式大炮、明式家具,与他的建议,似不无关系。
这一两年,于谦祠的旅游开发重在景区扩建、环境整治,占地面积从6000平方米扩展到31000平方米,拆除违章搭建829平方米,搬迁用户2家,栽种桂花、含笑、香樟、红叶李、五针松等,绿化面积28000平方米。又随“西湖西进”工程,占地面积扩展到42000平方米,折除各类房屋10600平方米,搬近西湖区双峰电子有限公司、西湖区供销社、西湖农村信用社、农贸市场,栽种桂花、杜鹃、五针松、鸡爪械、乐昌含笑等,绿化面积32272平方米。当时我的任务,是为即将新建的诗碑廊选诗,但选哪些诗、选多少首呢?没有谁与我说。我
苦苦冥想了几天,自己定了几条规则,一是按设计图上诗碑110.9平方米的占地面积,把每块碑确定在高1.4米、宽0.7米的尺寸,框算块数,嵌碑17块;二是除于谦本人所撰外,应有时人或后人的诗,用来反映人们对于谦的敬仰之情,又从吸引游客的角度考虑,不管写了什么内容,只看诗或作者的知名度。一座座诗碑廊里的17首诗,或许会长久地陈列展示,一个人就这样仓促确定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年的选择实在有点轻率、随意。
一则贴近生活的旅游品牌
可能受体制的影响,于谦祠的旅游开发一直重内轻外,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以为有了景观、有了配套,也就有了游客、有了市场,很少主动策划旅游活动、促销旅游景区,偶尔为之的学术研讨会、每年一次的青少年公祭,对客源市场、社会影响十分有限,说得夸张一点,似有自娱自乐之嫌,对于于谦祠旅游形象的提升,并无实质性的推动。不过,2001年下半年以来的一两年里,于谦祠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各色人马纷至来,大有“炒热”于谦之势。当时我在章太炎纪念馆从事学术研究、宣传教育工作,多次接待各类媒体,留下了好坏参半的印象。一次,中央电视台8套军事频道到于谦祠拍摄,把于谦定位为中国古代的一位名将，我以馆内专家学者的身份,出镜讲述于谦的生平事迹。这是江南地区最难熬的黄梅季节,潮湿闷热,拍摄的要求很高,一个从车上下来,走进于谦祠大门的场最,来回拍了三四次,汗水早已湿透,再看女主持,同样满头大汗,都不敢抬手擦一擦,否则脸上的全花了,不能上镜,拍摄就得中断。谁曾想到荧屏上光鲜亮丽的主持,拍镜时居然如此的艰辛,我们打心底里佩服主持、摄像、导演的敬业和严谨。另一次,某地方电视台为宣传“大明王朝1449”,到于谦祠拍摄花絮,制片与我沟通细节,一开口就说，“你能给我有们提供哪些服务?”语气咄咄，使人不快。我反问,“你需要哪些服务?”制片显然有备面来,一点都不客气。场地、布置、人员、保安、向当地派出所报批、给摄制组准备快餐。向我说了一大堆。事事都要落实,只字不提一个“谢”。当年有些年轻气盛,不习惯制片的“居高临下”，寻思向你提供“服务”,应该是有偿的,就按制片提出的事项,列了长长的费用单,传真过去。制片很诧异,到哪儿都是受捧。这次碰上不追星的,只得放下“身价”,再来与我沟通,谈定了各自的责任、义务,合作得以顺利展开。 
当然,记忆最深刻的是“我有一个梦想”旅游活动的策划。于谦祠祈梦的习俗明代后期就有,初期集中在每年秋八月二十日的前后几天,慢慢的,几平每晚不间断,所谓“殆无虚夕”。民国初年,浙江都督朱瑞又在祠内建了“祈梦殿”,求名者、求官者、求财者、求子者纷纷到于谦祠,祈求已被神化的于谦保佑自己。解放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浙江省彻底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联络站”专门成立“于谦问题调查组”,于谦及其相关的人和事统统受到株连。杭州的这一习俗,也被逐渐淡忘了。大概在2004年的三四月份,当时的浙江作家协会副主席王旭烽来馆,商谈如何利用祈梦习俗、策一则旅游活动,馆长与我接待了她。王旭烽的策划方案很明了,作家协会定位一个吸引眼球、又雅俗共赏的主题,负责邀请领导、国内知名作家、媒体,我们负责布置场地,联系后裔、中小学生。经过多次沟通,2004年5月25日下午,“我有一个梦想”旅游活动在于谦祠祈梦殿举行,作家、画家、后裔、学生以及经营杭州这座城市的人们,畅想了心中的梦。
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不论高尚还是现实,不论大还是小,不论为自已还是为他人。“我有一个梦想”旅游活动早已结束,但梦想在这里翩飞。此后,祈梦者慢慢多起来。到于谦祠祈梦,如同景点观光、公园休闲、湖中游览、寺庙朝觐,渐成杭州旅游品牌。
(作者系渐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杭州文史研完会副秘书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