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奥地利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明信片，这种颇具艺术感、使用简便、邮资低廉的通信方式迅速普及。

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并从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逐步延伸至内陆地区。西方人用相机摄下他们眼中的中国，山川名胜、风土人情、百工百业、时事见闻……百年前的历史瞬间被明信片定格，又被他们寄给万里之外家乡的亲朋好友，寄托乡愁之余也介绍自己在异国的见闻。

机缘巧合，一百多年后，它们又在意大利的跳蚤市场上被一个中国人发现、搜集，并回到它们的出发地——中国，走完了一趟奇妙的时空轮回。

5月16日上午，“百年记忆——明信片上的近代中国：旅意归侨陈伟荣先生藏老明信片展”在杭州江干区笕桥街道的江南锡器博物馆开展。展览由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杭州江南锡器博物馆主办，将持续至8月15日。

这是一场很值得一看的展览，它既是一个消逝年代的残影，也告诉我们许多看似遥远的记忆，其实依然深刻，并不陌生。

●山川物产、风土人情都是明信片的主角

展览分为“中国各地风景名胜”、“社会生活 历史事件”、“人物面貌 百工百业”、“香港”、“云南”等几个部分。

一张张泛黄的明信片上，展现着长城的雄伟蜿蜒，紫禁城的富丽堂皇，各地区各民族独特迥异的建筑服饰，还有壮丽奇妙的山川景色、热闹丰富的街市物产……当然，也有杭州的断桥、岳庙和苏小小墓。你似乎还能看见当年的外国人最初接触这一东方古国时，惊叹的目光。

△断桥边钓鱼的男子

△岳庙

△苏小小墓

 △大运河

同时，皇帝的施政、官员的办公、民众的生活，还有市井百态、各行各业、各式人等……这类反映晚晴民国时期中国社会面貌的片段，同样也是明信片热衷表现的题材。于是，你能看到端坐在龙椅上的同治或者光绪皇帝在百官簇拥下接见外国使节；女子学堂里，女学生在黑板上写着“万福玛利亚”；原告和被告跪伏在戴着墨镜、补服朝珠的官员脚下，边上是叼着烟管的师爷，而公堂也远不是清宫戏里的豪华，看上去倒有一种戏台上布景的即视感……

让人有些意外与不适的是，明信片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展现的是晚晴时期行刑的场景，从木枷、站笼到最残忍的凌迟都有。还有几张，主角则是上海和苏州的妓女，还有文字标明她们的身份。

“这一时期中国明信片的发行方，既有上海的中国人开办的邮政公司，也有外国在华机构、洋行等开设的代邮机构。前者会选择中国的自然风光、城市面貌中认为可以吸引外国人的因素，比如娼妓的广告；而后者则是外国人自己眼中的中国，更偏爱异域风情以满足猎奇心态，因此收入八国联军侵华或行刑这样的场面，也就不奇怪了。”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周东华教授对钱报记者说。

●收藏者说，在明信片上看到一个百年多难的祖国

这些明信片的主人陈伟荣先生，出生于1973年，老家是侨乡青田。“我的太爷爷1920年代就下南洋了，颠沛流离，最后落脚在意大利。我14岁时离开家乡，到意大利与父母团聚，在米兰生活了25年。算起来，我是家里的第四代华侨。”陈伟荣说。

陈伟荣八九岁时爱上了集邮，这一爱好也被他带到了国外。每到一个城市，跳蚤市场是他必去之地。一次偶然的机会，十几岁的他在一个小城的蚤市上，发现一张老旧的明信片，上面的照片是北京城门外的场景。“我当时就眼前一亮，过去只在历史课本上看到过的文字记述，第一次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

打动他的，还有明信片上的一段手书，那是一个意大利人写给家人的：“我们收到了你1月10日的信，谢谢上帝，我非常高兴收到全家人的好消息。对这门语言（汉语）的学习，我一点点在进步……我的身体健康，此外我将非常高兴能收到你的相片，代我抚摸孩子们，并拥抱你。”

从此陈伟荣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这些发自中国的明信片，随着藏品数量的不断增加，他觉得自己身上有了一种无形的责任。“我认为保存下这些影像，有朝一日带回中国，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早些年在国外买古董的国人少，价格也便宜，一张明信片三五欧元就能买到，现在买的人多了，价格也涨了十多倍。”

收集明信片几乎占用了他的全部零用钱，“最遗憾的一次，是一批正面有龙的图案，能是清政府向洋行定制的明信片，一共五十张。那时候我才十七八岁，没那么多钱，眼看着被一个日本藏家以每张50美元的价格买走了。”陈伟荣说，当时买卖双方一张张点钱的场景，始终在脑海中抹不去。

△云南马帮

陆陆续续，陈伟荣收集了500余张中国清末民初时期的明信片，这次展出的是其中的430多张。和观众们一样，这些发黄的影像传递给他的情绪，或明媚，或抑郁，有时哑然失笑，有时满腔愤慨。

“一个老华侨对我说过：国不富强民受难。在明信片上我看到一个百年多难的祖国，旅居海外，我也真切地体会到强大的祖国带给我们的尊严和幸福。”2012年，陈伟荣携家人回国定居，他说自己最自豪的就是始终没有放弃中国国籍。

●一张不起眼明信片，道出日本侵华史实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汪林茂，研究中国近代史几十年，但他对钱报记者表示，这次观展依然让自己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冲击。“我们平时接触到的史料，多数是文字性的。而这批难得的图像资料，却能给我们对那个时代直接的、生动的、具象的认知。”

汪教授说，比如北京东交民巷，过去我们只是从书本上知道它是使馆区，但明信片却把当时的建筑、街景活生生地展现在了眼前。“还有关于当时中国各大城市商业区的影像，也有极珍贵的史料价值。中国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进程，文字描述得再详细，终究没有照片这么真实、具体，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是‘一图胜千文’。”

“今天，我们在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但许多旧时的文化要素已经湮灭难寻。但是外国人当年出于猎奇，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少今天已经看不见的东西。建筑、手工艺、曲艺、服饰……都为后世的研究和还原提供了底本。”汪教授说。

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周东华则特别留意到，一张并不起眼的清太宗皇太极昭陵的明信片上，沈阳被写成了奉天。“1928年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改奉天为沈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被侵华日军改回奉天。这张明信片虽然用中文标注，但发行方却是‘东亚书药局’，很显然是日本人的机构。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日本侵华的史实。”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些记录了历史场景的明信片，静静地讲述着1900年前后至抗战爆发，那个中国近代史上变化最剧烈的时段。西风东渐、政体更迭、治乱交替以及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苦乐悲喜。“这也为史学界提供了一种思路，旧时中国的影像反而可能更多地留存在西方的某个角落，它们能为杭州乃至中国的国际化进程，提供很好的参考路径。希望像陈先生这样的爱好者、有心人越多越好，这于国于民都堪称幸事。” 周东华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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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明信片”的由来

明信片是一种不用信封可直接投寄的写有简单信息的卡片，因内容公开不涉隐私，而被称为明信。

1869年10月1日，奥地利邮政部在维也纳邮局正式发行明信片，成为世界上最早发行明信片的国家。明信片一问世，就因使用简便、邮资便宜而深受欢迎。奥地利发行明信片仅3个月，就投寄了300多万张。随后德、英、法、瑞士等国也相继推出。在英文中，它被称为POSTCARD，“邮政卡”的意思。

19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人将这个外来词汇释为汉语“明信片”，创译者是个精通英文的中国人，名叫李圭。他23岁时担任宁波海关副税务司秘书，是中国近代邮政的倡导者之一。他将英文的《香港邮政指南》译成汉语，同时又拟写了《译拟邮政局寄信条规》。在“明信片”一节中提到：“邮政局有印就厚纸片，其信资图记也印于片上，由局出售，以便商民凡寄无关紧要之信，可就片面写姓名住址，片背写信，不用封套，价更便宜。各国信馆皆有此片，谓之明信片。”汉语的“明信片”一词即首见于此。（《这些你没见过！去这里，看明信片上的百年中国》。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