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感谢杭州文史研究会给了我这次机会来这里向大家报告有关1942年河南大灾荒事件的学习与研究心得。

作为一个河南人，我小的时候就听过关于1942年河南灾荒的事情，而在座的各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大多应该是通过冯小刚的电影《1942》。在中国近现代史或者民国史上有关1942年河南灾荒这件事鲜有记载，令人不解。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们生活的记录，但是一场导致30万人死亡的大灾荒，长期的研究中竟然少有提及，诸多《中国近现代史》、《民国史》著作难以有所记载，想想都是件很费解的事情。

在此要感谢媒体，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影视作品的影响力真的不能低估。大众通过艺术作品了解了历史事件，是我们时代很有意思却并不少见的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学家在涉及民生、重大政治事件等问题上缺位了，艺术家站出来了。问题在于，这一现象可说是有利有弊，好的是大家因此开始重视一些逐渐被人们所遗忘的历史，不好的是，不少人对一个历史问题的了解及其知识是真假参半的。

一、灾荒严重与救济困难

习惯上所称的1942年河南灾荒，发生时间自1942年夏秋直到1943年春夏，主要是因夏粮、秋粮连续歉收，酿成饥荒，而春荒难捱是农民心知肚明的事。因此，严格而言，这场灾荒应该是1942年夏秋至1943年春夏的河南大旱灾，不能以1942年大灾荒简称。此外，灾荒也并非沿省界展开的，河南灾荒严重，周边几省也有灾害，河南也涉及当时国统区、中共根据地及日占区的80余个县。更重要的是旱灾持续扩大，河南各地多是大旱，再加上蝗灾、冰雹等，持续的大规模灾害，造成粮食严重歉收，相当一部分地方的收成只是往年的三四成甚至二三成，个别县甚至绝收。大批灾民被迫逃向陕西等地，灾民死亡约为30万人。

了解这场大灾荒，首先要了解当时河南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理位置。由于河南地处中日对峙的前线、三面交通断绝，特别是平汉铁路、陇海铁路的中断，日军持续不断的袭击，给河南国统区的救灾造成重重困难，再加上当时条件有限、地方预测灾情不准、延迟报灾等因素，致使灾情进一步的恶化。在救灾中，一些地方官员贪污腐化，国民政府及河南省各级政权管理缺失，致使救灾不及时，从而加剧了灾情。河南省12个行政督察区虽然采取了紧急下拨赈款、设置粥厂、减免征实征粮等措施，但对于持续扩大的灾情、众多灾民的需求都只是杯水车薪；国军第一战区也采取了向邻省借粮、各部节粮救民的行动，但收效有限。

1942年10月后，灾害日渐严重，国民政府及河南省曾做过多方努力。由于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平汉铁路河南段的南北两部分均被日军占领，从而造成南北截断，救济粮无法从湖北、河北运输；与陕西相连的陇海铁路，也在黄河北岸日军炮火的不时攻击中时断时续，由陕西甚至西南、西北诸省的救济粮要想运至河南，需要人力、畜力运输，旷日持久；加上河南与安徽交界处或是日占区、或是1938年花园口决堤造成的黄泛区，难以获得粮食救济，河南事实上处于四面难援的状态。

电影中有一个画面：当时河南灾民乘火车逃荒陕西，结果在潼关火车被拦截，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当年通过陇海铁路进入陕西的难民大概有150万，但是没有从任何资料看到陕西方面拒绝河南难民进入的行动。相似的事例发生在湖北省与河南省南阳地区的交界各县，为求自保，湖北与河南接壤各县受灾虽轻，但大量灾民涌入也是无法承受，他们只得组织民团驱赶灾民，禁止他们入境，这种行为在饥荒难熬之时也是可以理解的吧。美国记者白修德曾拍摄了一组照片，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河南饥荒的残酷性，但从照片可知，各县灾情的严重性是不一样的，灾民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但确实相当数量的百姓生活极其贫困。

二、灾情认识与救灾博弈

当时的河南省长是李培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是汤恩伯。他们对河南旱灾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1942年春天，河南开始干旱，日久无雨，严重影响了二麦出穗开花，但当时无法确知6月初小麦收割时会有多大的歉收，此时报灾是需要承担谎报风险的。原本可以有一些收成的县，在即将收割的半个月内，又发生风灾、雹灾，从而加剧了灾情。

6月上旬，河南省政府对于灾情认识大变。6月18日，李培基电告蒋介石：“灾情之重为历年罕见”，请求减免一切负担。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并非我们习惯性想象得那么冷血，从当年河南与中央往返电报可知，最初河南报灾的电报一般都是当天收到后，他即批发给行政院，要求马上派人去核实灾情，如果灾情属实，要尽快援助。因为河南是中日双方战争的最前线，如果出现重大问题的话，应该马上进行救急，否则会影响军队的战斗，拒不救灾是不可想象的。

李培基曾多次发电报，向蒋介石报告河南灾情要求减免军粮，由于战事吃紧，蒋介石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电影中有不少地方表现河南省政府想方设法瞒报灾情，但从利益角度考虑，夸大灾情才能获得更多灾款、灾粮或减免征粮，瞒报现象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在当时应该是不存在的。战时，全国各地均有部分省县通过谎报灾情来减免征粮。从蒋介石与李培基的往返电报来看，蒋介石十分重视河南的问题，国民政府也派人核实了灾情。

8月9日，蒋介石到西安召开会议，把李培基叫到西安商量救灾。会谈中，李培基希望蒋介石全部减免河南全省一年的负担。蒋介石说，这怎么可能呢，河南一年500万担军粮要供给第一战区70万军队，全部减免了，军队吃什么？不减免又会加重灾情，在抗战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如何选择是非常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河南省与国民政府间围绕着到底增加多少救济款、减免多少军粮一直在博弈。最后，蒋介石决定减免1942年河南省200万担军粮的负担。

有关征购军粮，从历史发展而言的理性认识与基于道德和同情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应该摆脱征购军粮就是国民政府不顾死活的粗浅理解。回到历史现场：1937年—1941年，河南省征兵数为1343036人，居全国第一位。当时第一战区有70万军队，蒋鼎文说：“70万军人如果没有粮食，就是70万土匪！”“如果粮食只给灾民吃，军队没了，河南就是日本人的；如果只给军队，灾民饿死了，河南还在中国人手里！”这是一个血淋淋的现实，也是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更是一个残酷的生存法则。

必须承认，河南省政府在救灾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他们利用外援，利用电报、参政员、报刊多种方式上报中央、扩大影响以请求减免；在内部实行自救“六大原则”（停办不生产事业、筹集平粜基金、筹办赈粮及运输办法、各县以富养贫、中等民户贷款、牲畜喂养保育）、“两靠主义”（上靠中央、下靠地方）；直接寻求蒋介石的帮助（减去200万大包）；采购粮食，监督播种200万担二麦种子；接受国内外社团及个人捐款救灾，开设粥厂，收容难民等。即使有多种问题，但也要肯定河南省救灾的努力。

三、到底谁率先披露灾情？

如前所述，河南省各方自6月初后一直在利用各种场合、形式向重庆方面反映河南灾情的严重性。 在媒体上公开披露灾情是《大公报》。

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刊出王工碧长篇通讯《河南灾荒目睹记》，分5个部分详述河南灾荒的严重性，同时配发王芸生的社评《天寒岁末念灾黎》，向国统区公开披露河南灾荒的严重性，声称“‘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一类写灾文字的滥调，已不足以形容豫灾的严重”。

1943年1月17日，《大公报》派驻河南战区的记者张高峰，把在采访基础上写就的以《饥饿的河南》为名的长篇通讯，发至重庆《大公报》社。2月1日，《大公报》社将题目改为《豫灾实录》发表。2月2日，王芸生所撰社论《看重庆，念中原》在《大公报》发表。两文刊发后，国统区及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过去称蒋介石因报道损及政府形象、担心影响军情而惩罚《大公报》停刊三天，实际上却是由于《大公报》此时批评限价政策被限令停刊三天的。时间上的巧合导致这一传说一直在发展。当然，张高峰的确是被驻扎在叶县的汤恩伯逮捕（实为软禁），但汤并没有难为张高峰。张氏此后一段时间仍在为《大公报》撰写各类采访报道。

由于《豫灾实录》的发表，张高峰的报道在向全社会披露河南灾情并掀起救灾热潮、迫使政府提高救灾效率方面居功至伟，但同时也暴露了军情；由于河南灾情的披露，导致正在美国访问寻求资助的宋美龄大受影响，对中国抗战的形象也有不少负面影响。他对于河南灾情报道中也有不少道听途说，把汤恩伯视为河南“四害”并不恰当（汤部在南阳而不在洛阳地区）。

2月初，具有职业敏感的白修德在读到《大公报》有关河南灾情报道后，即与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一起飞赴陕西宝鸡，然后转火车去河南采访。沿陇海铁路一直向东时，白修德时常看到无人掩埋的尸体与肥壮的野狗，看到了灾民吃树皮、吃野菜，听闻了人吃人的惨事，他也听到了政府银行克扣灾民救济款的无耻，了解到部分军队卖余粮给灾民而大发国难财。白修德估算，有500万灾民已经饿死或快要饿死，确信

此次河南旱灾是“近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他通过洛阳电报局发出稿件，按战时规定，出自战区的电讯需要通过重庆国民党中宣部审查。或许是商业电台管理不严格，或是具有良知的报务员的帮助，“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3月22日，白修德题为《等待收成》的文章登上《时代》周刊，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4月中旬，由于白修德的报道及在美国产生的影响，许多记者都要求到河南实地考察情况，国民政府不得不同意一批中外记者到河南实地采访，当时记者见到灾情确实十分严重，蒋介石立即下令尸体均需深埋五尺以下。此后蒋介石手谕，批评各地滥讲灾情：“非谓收少征多，饿殍载途，即谓妇女自杀易子而食，种种张大其词，以我国家族伦理观念之深厚，决无杀儿自食之事，根本不近情理。”批评各地所以夸大灾情，在于“希冀免粮免役，多得赈款赈粮，诚如钧电所示，凡略有灾情之地皆然”，要求各地赈济团体不得随意通报灾情。

四、救灾中的温情一面

在地方救灾上，我们看到的是两方面截然不同的情况。一方面地方救灾系统不畅，救灾账目混乱，贪污事件屡有发生，保甲长营私舞弊。另一方面则有如第一专区王专员事必躬亲，荥阳县长左宗濂无法完成军购而痛哭，郑县县长鲁彦为农民自杀而跪地磕头，赊镇区长曲令驿等全力救灾，年长乡绅熊伯乾辛苦晕倒，唐河县富绅李子吴捐资救灾……其实历史是一个多面的东西，一定要强调哪个方面是主要的，显然是不太重视对历史复杂性的思考。

此外，驻扎在河南的第一战区汤恩伯、胡宗南各部，均有对灾荒中难民的捐粮救助活动。

从以后的诸种回忆录中可知，国军对地方民众的捐助，并非是虚构的，对于灾民脱离灾荒甚至大面积死亡，发挥了难以想象的重要作用。这是必须要予以重视的。

五、大灾荒中死亡人数的估计

最后，是关于河南大灾荒中死亡数量的问题。电影《1942》最后有一段蒋介石与李培基的对话，谈及1944年4月—6月日军发动“1号作战”在豫西作战时，有河南民众帮助日军攻打国军，据称有3万国军被缴械。从电影中人物衣着看，应是冬秋季节，也即1944年秋冬季节，但7月下旬李培基被免河南省长之职，所以对河南死亡人数的对白是靠不住的。

据编剧刘震云讲：2011年广电部批准拍摄《1942》时指示：1.拍摄时要把握住1942年摆在我们国家首位的应该是民族矛盾，不是阶级矛盾；2.表现民族灾难，也要刻划人性的温暖，释放出善意；3.影片的结局应该给人以希望；4.不要夸大美国记者在救灾上的作用，准确把握好宗教问题在影片中的尺度；5.减少血腥场面的描写和拍摄。

然而，刘震云显然没有真正贯彻广电部的要求，甚至在一些具体事实上进行了令人费解的安排。如他声称在其老家河南省延津县进行了大量实地采访，但难道没有一位老人告诉他，自1938年至1945年间，河南省延津县一直处于日占区？为什么要让新上任的河南省长去日占区救灾呢？可能吗？为什么要把救灾不利的责任完全推到了国民党头上？由灾而荒的根本原因在于战争导致征粮连年持续，在于战争截断交通难以救济，为什么不提呢？因为战争，陇海铁路自洛阳以东全线中断、平汉铁路基本中断，灾民西逃并没有遇到陕西省的抗拒，为什么要编造陕西截断火车的段子呢？河南省政府的确对灾情估计不足，但并非有意隐瞒；国民政府的救灾不力，并非毫无人性的拒绝，而是战争时期资源短缺、铁路运输不畅、地方官员贪污诸多原因造成的；为什么要刻意丑化国民党？河南各地国军大量调拨军粮救济灾民且效果显著，为何把中国军人写得比日军还坏？自1942年6月，河南省利用多种渠道向国民政府反映灾情，为何要颠倒时间顺序把美国记者白修德看作是灾情公开的第一人？为什么要用白修德仅凭推算的灾民可能300万的数字，视为1942年河南饥荒死亡人数的最终数字？

据1943年和1944年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河南省政府的两次调查来看，河南大灾荒的死亡人数并不是300万人，而是148万人（1943年）和28.8万人（1944年），1943年的数字里可能有逃荒人数加入进去。死亡数量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但至少不是300万则是毫无疑问的。

六、若干思考

一部反映史实的电影，是艺术作品，允许虚构，但如果缺少历史责任感而对史实肆意修改，电影影响越大，问题越大。它会误导没有时间深入学习历史的民众，使其形成错误的记忆及史观。这种状况在对中国革命史、中日战争史、“大跃进”史、“文革史”的描述中屡屡出现，值得深入反思：

一、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表述上，常有一些诸如1942年河南灾荒的记载令人不解。一些重大的灾害及其他事件（比如1946年反苏运动），常常不见于史述，公众对此一无了解，以电影为代表的影视史学，却以虚构与史实相间的方式传播所谓的“历史”，并由此形成了公众知识。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影视史学与历史研究间的关系？

二、历史学家的史观与史识应该如何定位？如何从以往传统的记述观念中走出来，在强调民族国家立场同时，真正将民众视为历史研究的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历史记载却是英雄史观），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三、在对一些重大灾荒的记载中，报刊、当地政府的记载多有夸大成份，中央政府多又以减轻灾害程度的记载为中心，双方利益清晰表达、明显有别。不可轻信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史料（报刊、档案）的完全真实性。

四、史学的思考与书写，不应在预设立场上去进行（恩格斯语），如此只能远离历史真相。类似例子很多，亟待细加梳理。

五、历史记述真实性的努力，不仅在于史学研究的本质所需，还在于让公众具有正确的史实知识，知晓历史的复杂性及独立思考，更在于其具有改变或重塑国民历史观的重要性，偏见多了会影响时代舆论、思潮及人心，甚至对是非的价值判断，也会误导价值观与世界观。

六、有关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的研究成果之少，令人尴尬且不解。倒是电影《1942》的上映，引发了广泛关注，由此，史学家应该反思：本不应缺位的史学界，究竟是如何理解史学本质？什么是足以载入史册的历史事件？怎样记述历史苦难？不关注民生和重大事件，史学有无出路？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