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打造浙东唐诗之路和钱塘江唐诗之路”。 这是袁家军省长于2018年1月25日在浙江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战略举措。 “浙东唐诗之路”概念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提出,对其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它是指从杭州萧山的闻堰、渔浦一带出发,经绍兴,自镜湖向南经曹娥江,沿江而行,入浙东名溪,溯江而上,经新昌的沃江、天姥,最后至天台山石梁飞瀑,全长约200公里。在《全唐诗》收载的2200余位诗人中,就有321位诗人游历过这条风景线,在这条“浙东唐诗之路”上,写下了1000余首佳作。这条古道何以赢得唐代诗人如此青睐?原来,这里自古便是佛家圣境,道教福地。沿途有许多美妙动听的神话传说,颇具魅力。唐代诗人之所以热衷于漫游剡中,重要原因便是追慕魏晋遗风与汉前文化乃至于史前传说。 “钱塘江唐诗之路”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此一之前称之为“唐诗西路”。我在《“唐诗西路”话桐庐》一文中作了初步阐释:“唐诗西路”或称浙西唐诗之路,其实就是“钱塘江——富春江 ——新安江”这条浙江的母亲河。它东起杭州的钱塘江渡口与萧山的闻堰,西至与安徽交界的新安江口,经杭州、萧山、富阳、桐庐、建德、淳安一直到安徽,其中最精华的一段,便在桐庐县境内,因而桐庐拥有“唐诗西路”的命名也是恰如其分的。(载2015年第 9期《杭州政协》,2016年第12期《走遍中国》杂志) 浓似春云淡似烟,参差绿到大江边 这一概念,是2015年6月正式提出的,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之所以将其落户于桐庐,是因为桐庐是“唐诗西路”的重要节点。省诗词与楹联学会在《关于授予桐庐县“唐诗西路”称号的决定》中指出:“我们认为,相较于浙东‘唐诗之路’,桐庐县的‘唐诗西路’也是客观存在,应给予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这对于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发展旅游经济都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正是基于以上考量,特授予桐庐‘唐诗西路’称号。” “我们还应该立足桐庐放眼整个钱塘江流域,去追寻唐代诗人的足迹。”现在看来,我当初的判断还是恰当的。我们应该对于“钱塘江唐诗之路”给予深入的研究。本文作点初探,以期抛砖引玉。 家家都在画屏中 一、钱塘江唐诗之路概念的界定 所谓钱塘江唐诗之路,是以钱塘江为主线,以唐朝诗人和其题咏钱塘江流域唐诗为主题的一条文化之路。 这条唐诗之路与钱塘江有关,我们便首先应了解钱塘江。“钱塘江古名浙江,亦名渐江或之江,她既是浙江的母亲河,也是我国东南沿海一条独特的河流。”(《钱塘江全书序》杭州出版社)“历来的习惯称呼,上游称新安江,桐庐至萧山闻堰称富春江,闻堰至杭州闸口称之江,闸口以下称钱塘江。此外,兰江、金华江、浦阳江、曹娥江、分水江、乌溪江、江山港、练江、横江等水系,都是钱塘江支流。”(《钱塘江风俗.前言》,杭州出版社)“钱塘江有北、南两源,均发源于安徽省休宁县。流经安徽、浙江,入海口位置为浙江省海盐县澉浦至对岸余姚市西山闸一线,进杭州湾,入东海。全长605公里。”(《钱塘江航运》,杭州出版社) 由此可见,钱塘江流域是一个很大的地域范围,涉及浙西、浙中和浙北,甚至还有浙东一部分。如果把钱塘江唐诗之路比作一棵树,从杭州湾树根一直往上,到建德梅城分为两条树枝,沿途还有条条枝桠。这条唐诗之路,几乎覆盖浙江的半壁江山。当然,其主线,应在浙西一带。 新富春山居图 周保尔摄 二、钱塘江唐诗之路的内涵及其重要内容 钱塘江唐诗之路这一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是所有钱塘江文化的集大成者,唐诗则是其代表与象征,是其呈现形式。当然,钱塘江唐诗本身就成为一种文化遗存。 钱塘江唐诗之路的重要内容有:钱塘江潮文化、富春江山水文化、严子陵钓台隐逸文化和浙西地区民俗文化。我以为应着重对这几个方面加以研究。 钱江潮这一独特的自然现象形成了独特的潮文化。唐诗中便有不少咏潮诗。著名者有刘禹锡《杂曲歌辞·浪淘沙》,罗隐《钱塘江潮》和贯休《秋过钱塘江》。其中刘禹锡诗最负盛名:“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富春江天下独绝的奇山异水,使其成为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富春江、新安江和兰江理所当然成为唐朝诗人涉足最多的地方,留下了大量山水诗。最著名者有孙逖《夜宿浙江》,孟浩然《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宿建德江》,李白《清溪行》,章八元《新安江行》,戴叔伦《兰溪棹歌》等。尤以李白“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孟浩然“风鸣两岸叶 ,月照一孤舟”“野旷天低树 ,江清月近人”等名句为千古绝唱。 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图 位于富春江上游桐庐县境内的严子陵钓台,是古代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严子陵毫无疑问成了唐朝诗人追慕的偶像。许多唐朝诗人纷至沓来,登钓台,谒古迹,写下大量怀古诗。《富春严陵钓台集》(百花出版社)精选了45位唐代诗人的60首钓台诗。其中李白《古风》“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白居易《新小滩》“江南客见生乡思,道似严陵七里滩”,方干《题严子陵祠》“先生不入云台像,赢得桐江万古名”,罗隐《秋日富春江行》“严陵亦高见,归卧是良图”等,都是名句。 潇洒桐庐郡,严陵旧钓台 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长安,相较于中原繁华之地而言,浙西地区是个偏僻的蛮荒之地,然而,这里纯粹的自然环境,纯朴的民风民俗和纯正的人文积淀,孕育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并诞生了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睦州诗派”。这里不仅“多文学之士”(《明.一统志》),更吸引各地诗人慕名而来,唐诗中便大量出现以浙西人文风情为主题的田园诗、唱和诗、赠别诗、风俗诗等。著名的有杜牧的《睦州四韵》,李白的《酬崔侍御》,白居易的《宿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孟郊的《送无怀道士游富春山水》,张祜的《七里濑渔家》等。 二、钱塘江唐诗之路有关诗人 钱塘江流域因为天下独绝的奇山异水、得天独厚的水上交通、独一无二的钓台古迹、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独领风骚的“睦州诗派”,吸引唐朝诗人前来尽情游历,纵情吟诗。 钱塘江唐诗之路相关诗人主要分来过的和本土的两大类。 来过钱塘江流域的唐朝诗人就太多了,有人统计约有120余人,其实应该远远不止。来过的唐朝诗人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一类是在此做过官的,如任职杭州的白居易,任职睦州的刘长卿、杜牧等。第二类是曾经隐居于此的诗人,如严维、皎然、贯休等。第三类是来此凭吊严光、游览名胜、探访故人的,这一类占绝大多数。这其中有的恐怕只是途经钱塘江流域,有感而发写下诗篇。来过这一带的著名唐朝诗人有孟浩然、王维、李白、崔颢、刘长卿、严维、孟郊、张继、韩愈、张籍、白居易、张祜、杜牧、陆龟蒙、吴融、杜荀鹤、韦庄、王贞白、皎然、贯休等。 另一类本土唐朝诗人也有相当数量。有名的有越州永兴县(今杭州萧山区)的贺知章,杭州新城县(今属杭州富阳区)的罗隐,睦州桐庐县的方干、章八元、章孝标、章碣,睦州分水县(今属桐庐)的施肩吾(其出生地后又划归新城县)、徐凝,睦州寿昌县(今属建德市)的李频、翁洮,睦州新安县(今淳安)的皇甫湜等。 桐君山下望层城,万顷烟波一叶轻 在本土诗人中不得不说一说“睦州诗派”。 南宋时严州人翁衡编选睦州10位诗人的作品并取名《睦州诗派》。谢翱欣然为之作序:“惟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间,以诗名凡十人,视他郡为最。施处士肩吾、方先生干、李建州频、喻校书凫,世并有集。翁征君洮,有集,藏于家。章协律八元、徐处士凝、周生朴、喻生坦之,并有诗,见唐《间气》及《文苑》诸书。皇甫推官以文章受业韩门。翱客睦,与学为诗者,推唐人以至魏汉,或解或否,无以答。友人翁衡取十先生编为集,名曰睦州诗派。”(《四库全书.睦州诗派序》)这十人中除新安人皇甫湜,寿昌人李频、翁洮,桐庐人方干、章八元,分水人施肩吾、徐凝归属较为明确外,其他则生平不详,说法不一。但几乎都与桐庐和分水有关,如喻凫毗陵(江西南昌)人,流寓分水;周朴其籍贯有福建长乐、浙江湖州、湖南慈利诸说,唐人说他“生于钓台,而长于瓯闽。”“则周朴本贯应属桐庐。”喻坦之在《唐才子传》中只介绍:“喻坦之,睦州人。⋯⋯同时严维、徐凝、章八元,枌榆相望”。“枌榆”乃故乡之意,今人推测他是桐庐或睦州时分水人。 《睦州诗派》一书尽管只选了十位诗人的作品,但“睦州诗派”作为一个诗坛流派概念,应该包含更广泛的内容。章八元之子、之孙章孝标、章碣显然应是。后人甚至把宋朝本地诗人也归入其中,如明朝大学者宋濂在徐舫墓志铭中写道:“先是睦多诗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频、施肩吾,宋有高师鲁、滕之秀。世号为‘睦州诗派’。”由此可见,睦州诗派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钱塘江唐诗之路提供了独特的史学与文学支撑。 云遮雾罩画城新 总而言之,以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以及南源兰江为主体的浙西山水,风光独绝,如诗如画,是一条充满诗情画意的水上画廊,历来被称“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唐代,秀丽的浙西山水成为唐朝诗人“壮游吴越”的必经之地,他们或行或吟于江上,或寻踪于奇峰秀谷之间,留下了数百篇脍炙人口的诗篇,而他们吟咏的诗句,徜徉的足迹,踩出了一条闪光的浙西旅游之路。这条“钱塘江唐诗之路”与目前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是一致的,与钱江源之旅也是吻合的。做深做透钱塘江唐诗之路研究文章,对于助推钱塘江流域旅游产业发展和杭州市拥江发展战略,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当然,唐代究竟有多少诗人来过钱塘江流域,这一带究竟有多少本土唐朝诗人,又有多少与钱塘江流域有关的唐诗流传于世?期待着专家们去深入研究。(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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