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喜欢读禁书，前人有所谓“雪夜拥炉读禁书”之语，这句话就是十分形象的说明。禁书以明清两代最为严酷，弄得不好就会人头落地，例如康熙初年湖州南浔的明史案，为了一部书究竟多少人头落地？有说几十人，有说二百多人，有说在一千人以上的。我对这个问题做过研究，有关情况写在我所著的《浙江印刷出版史》这本书里。此类禁书杀人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乾隆朝禁书多数是这个原因，这好理解。

到了清代道、咸、同治年间禁书范围扩大，一些所谓涉及风化的书也明令禁了，不同的年代禁红楼、禁水浒、禁西厢、禁明代的白话小说，所谓淫书。反正凡属看不顺眼，长官一纸命令，附上书目就可下令禁绝。我研究中国藏书史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众多藏书家的书目中，除极个别的外，小说一类的书是没有的。当然，也有可能藏了小说，但不入书目，因为书目是要拿给人看的。我晓得从前有许多藏书家，在他们的书橱中就藏有春宫图。说是藏书最怕雷火，一旦雷公菩萨发威要到你家里来放火，但见到春宫画就掩面而去，藏书就能保全。端的如何，我也不知道。

我在民国年间生活过十二年，虽是一个小学生，但知道国民党也禁书，禁得很厉害，凡有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常要查抄。在书店里发现这些书，轻则官府没收，重则捉到衙门里坐班房，有的甚至被秘密杀掉。私人家里如发现“红”书，也照此处置不误。后人将这段历史称为“白色恐怖”。但是那时不禁武侠小说，遍布杭州大街小巷的有不少的租书摊（租借连环画与小说书），我在一些文章中读到上海也如此。其主要出租的小说可概括为三类，即武侠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当然也有一些实用书，如《写信不求人》之类的。

小学三年级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省下早晨上学的烧饼油条钱的一半，用来租书看，几乎将还珠氏写的书能找到的全读遍，后来扩大到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王度庐的《宝剑金钗》系列，郑证因的《鹰爪王》、朱贞木的《七杀碑》等等。

可是到了1951年前后，街头的连环画书摊依旧，然而小说摊不见了，当时不明所以，后来一个熟人告诉我，上述这些武侠、侦探、言情书，书店里无货可进，断了货源；再是有关部门通知这些租书摊停业。此事现在想来我觉得做得比较文明，没有搞疾风暴雨式的运动，是动员摊主停业，书可以折价收购，其实那些书因租借者多，破损得不像样子，值不到几个铜板。也有例外的，如果摊主坚持自己保管，只要不租，也是允许的。我有个小朋友，哥哥很爱看上述三类小说，买了不少。后来到外地工作，他母亲就将这些书拿出来摆了个租书摊，挣几个油盐青菜萝卜钱也是好的。待到上面动员，母亲写信告知这方的儿子，儿子回信坚称有些书他有用，要回家整理后再处理。这样有关部门也允许他们将书拿回家去。我说当时做法文明，即缘于此。

后来我的那位小朋友曾偷偷地拿出些武侠小说给我看过，这就是所谓的“禁书”。对此书我曾想去查档案，搞清端的，但想想可能查不到档案也就算了。

不过，从此以后以上三类书在中国大陆是绝迹的了，有的武侠小说作者撰文在报纸上检讨，写此类小说是毒害人们的灵魂，书局不出，断了书源。舆论普遍认为读这些书对年轻人没有好处。中国大陆的武侠小说就是这样既糊里糊涂，也明明白白地没有了，说不上是“禁”，却确实是禁了！

武侠小说的“开禁”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是过了三十年后，那时我任一所高校的中文系教师，晚上办了个业余大学的中文科，学生的来源大多是“文革”前老三届的高中生，多数是机关干部，活动能力强，路子也多。有天课后一位学生对我说：顾老师，我有套托朋友从香港带来的武侠小说，你有兴趣看吗？久违此君长远了，当然想看。打开一看原来是金庸著的《雪山飞狐》，过几天又拿来一套《射雕英雄传》。过不多久听说有国内出版社也在出了，后来竟然有多家出版社竞出，成蜂拥之势。之所以如此，后来确凿的消息证实是邓小平同志托人从香港购买了金庸的武侠小说来读，于是武侠小说之禁闭闸门自然而然打开。这也没有什么红头文件的。历史似乎和我们开了个大玩笑，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武侠小说在大陆沉寂了三十年，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台湾却十分红火，走的是当年大陆的老路子，先是报刊连载，然后是结集出书，真是书种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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