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澎湃新闻 蒋立冬画）

《唐研究》第23卷出版之际，荣新江教授在编后记中说：“我自1995年以來，受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和罗杰伟先生委托，承担大型学术年刊《唐研究》的编辑工作。二十三年來，可以说恪尽职守，保证了每年按时出版。现在已经出版了23卷，多少为唐研究做出些许贡献。今年夏季，我決定在完成第23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后，辞掉《唐研究》主编一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读书、研究、考察、写作上。”陈尚君教授在微信朋友圈写道：“荣新江教授主编的《唐研究》，为中国学术保持颜面，始终不苟且于时俗，功莫大焉。”

《上海书评》近日采访了荣新江教授，请他谈谈编辑《唐研究》的甘苦。

能不能先谈一谈《唐研究》的缘起？

荣新江：我其实跟罗杰伟先生不算太熟，所以只能简单说说情况，很多都是道听途说。罗杰伟本来是个IT企业家，三十九岁就拿到专利，他以前的公司在北京的赛特大厦上有一整层楼。他的企业非常成功，有一年他来北京，大概因为对中国投资的贡献，还被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接见过。他来中国发展生意的时候，就爱上了唐朝，他说其他朝代都不喜欢，只喜欢唐朝。以前也有别的杂志想请他资助，他说：“我只姓唐。”还有拍杨贵妃的剧组找他投资，但是他很听我们这些学者的话，我们跟他说还是支持学术研究更合适，他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成立了“唐研究基金会”（Tang Research Foundation），专门资助学术。开始时，唐研究基金会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唐研究基金会丛书”，出了十几本，二就是创立并支持大型学术专刊——《唐研究》的编辑出版。

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接见罗杰伟的报道

我出任《唐研究》主编其实是很偶然的，当时罗新担任了基金会在中国的秘书，有一天他拿来他们几位约来的第一卷稿子请我审稿，我说请我审还不如让我编，他说那你就编吧。1994年12月，经过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的正式讨论，通过由我担任主编。所以说，我做主编其实一切都是很突然的。不过我当年三十五岁，浑身干劲，此前几年又在国外一些学术机构走访，刚刚回国的人都是有干一番事业的冲动，所以我当时也正想做点学术推进的工作，《唐研究》正好是可以实现我的某些学术抱负和理念的地方，于是我就勇敢地接手了这个专刊的编辑工作。刚开始的组稿工作很困难，也很匆忙，一位好心的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有句俗语，叫“三期刊物”，你要小心《唐研究》不要办成“三期刊物”。我说，哪怕三期也好，只要是为中国学术做出点滴贡献，哪怕编一本论文集也好。1995年12月底，《唐研究》第1卷如期出版。

《唐研究》第1卷

池田温先生在《东方》杂志上第一时间介绍《唐研究》

能不能说说你所了解的唐研究基金会主席，也就是《唐研究》的赞助人罗杰伟（Roger E. Covey）先生？

荣新江：罗杰伟是个非常好的赞助人，他既有资本家的素质，也有学者的素养，非常尊重学者。我当时向他提出办刊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经费要充足，当时我一口价问他要的钱，今天还够用，可以想象1995年的人民币现在已经贬值多少，就知道我当年是狮子大开口（事先还是预算过的），但他没有任何犹豫就同意了。第二个条件就是他不能干预编务，就是他只管出钱，不干预我的任何编辑工作，既不推荐文章，也不对文章的取舍发表意见，这些他都答应了。之后我和罗杰伟的交往不算多，基本只限于每年的圣诞节他从美国来北京的时候。那时每年这个时节都开唐研究基金会的年会，他十分尊重学者的决定，基本上不参加讨论“唐研究基金会丛书”的会议，他说哪本书值得资助出版，是你们专家的责任，你们说了算；至于每本书出多少钱资助，由他说了算。那时的会议总是找一个和唐朝有关的地方开，长安、洛阳、成都、扬州，记得唐朝两京之外，所谓“扬一益二”，我们都去过。在一起考察的路上，我们有时候攀谈一下，每次说到《唐研究》，他都是表扬和支持。

我记得2002年4月，美国耶鲁大学韩森（V. Hansen）教授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中国发现的粟特墓葬研讨会”。我发现他也从芝加哥赶来纽黑文听会，当时他拿着一本新出的《唐研究》，一个劲地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唐代研究期刊。我看他一副相当自豪的样子，因为他支持的《唐研究》总算是站住了，而且每卷五六十万字，规模相当可观。我们知道美国也有一份期刊叫T’ang Studies，中文名叫《唐学报》，也是一位喜爱唐朝的实业家斥资支持的，内容略偏文学，发表很多重要的文章，如杜希德（Denis Twitchett）、麦大维（David L. McMullen）、柯睿（Paul W. Kroll）等人的大文。《唐研究》无意与《唐学报》比高低，但罗杰伟和他的美国同仁之间，或许有那么点儿较劲的意思，从规模和气势上来说，罗杰伟略占上风。

唐研究基金会在洛阳考察（1997）后排左起第九人罗杰伟，第三人作者。

罗杰伟后来退出企业经营，在芝加哥大学注册，跟随范德本（Harrie A. Vanderstappen 1921-2007）教授，攻读艺术史的硕士。他跟我说：他三十九岁以前都是在研究计算机，没有读历史书，现在开始读，怎么读也赶不上你们了。但他对图像的东西比较有感觉，所以他选择艺术史，研究中古时期的金银器、造像等。但大概因为起步较晚，罗杰伟的学问做得不太成功。他很爱辨伪，正面著述不多。我记得他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是《北周拉梢寺艺术中的中亚主题》，巫鸿将其收入他主编的《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出版。事先巫鸿觉得写的不错，征求过我的意见，我看后也认为颇有新意，用他对于中亚艺术的知识，判别出前人不太留意的拉梢寺壁画中的一些中亚因素。罗杰伟去世后，他的一小部分有关中亚、中国艺术史的书入藏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图书馆，我翻检后觉得，如果罗杰伟循着这个路径正面研究中古中国艺术中的中亚因素，会有很大的成绩。

但他似乎陷入了“疑伪思潮”不能自拔，我在《唐研究》上发表过他的两篇文章，一篇是2004年出版的第十卷中的《金银器说铃》，罗新译成中文发表；一篇2009年出版的第十五卷的“The Symbolics of Authority：Four Cases in Tang and Liao Silver”，都是关于金银器的辨伪之作。其中前者所辨伪的一些美国收藏的金银器，是他曾资助出版的《唐代金银器研究》一书中用作标准器物的，我曾十分犹豫这样发表出来，是否让我的朋友感到不爽，但本着学术争鸣的办刊宗旨，我还是勇敢地发表了他的文章，虽然我也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比如他认为日本山中商会倒卖到美国的金银器，大多数是假的，但我考察过同一商会倒卖到美国的敦煌绢画，则确凿无疑。（山中商会的问题，我很想单独写篇文章。）

另外，罗杰伟2012年发表了一篇质疑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所藏洛阳孝子图石椁真实性的文章，即“Canon 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ese Art History”（载Original Intentions, Essays on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Arts of China, edited by Nick Pearce and Jason Steuber, Gain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2, pp. 38-73）。这件石椁经过中国艺术史权威索珀（Alexander Soper）和史克曼（Laurence Sickman）的论证，已经被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专家们看作是一件标志性的作品，在他们关于中国美术史、早期山水画和石椁葬具的研究论著中反复使用。罗杰伟认为这件石椁刻绘的图像过于精致，难以置信，于是从树、石、山、水及宫廷女性的图像细节，找寻“破绽”。这些努力，后来受到专家的批判，这就是朱安耐（Annette L. Juliano）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藏6世纪早期石椁之真伪——兼论中亚的石椁和石棺床》一文，收载在我和罗丰主编的《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一书中，读者可以自己分辨谁是谁非。

我觉得罗杰伟是有眼力的，也有很多机会观察实物，比如他等到所有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从山中商会购买的金银器全部撤展到库房后，一总观察全部藏品，同时也看过美国其他藏家收藏的同一来源的金银器。我曾和他一道去小雁塔下的西安市博物馆（今西安市博物院）看馆藏的金银器，有些东西他一掂量就说的出产地是哪儿。可见他对实物的考察非常仔细，因为他看的东西多，他的金银器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他一直没有能够完全静下心来做学问，公司事务缠身，私人生活波折，在学术道路上也很挣扎。如果假以时日，他能够从辨伪走到正面阐述，那他的学术天地会很大，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上，他有其他学者所没有的不少机会，但他还没有来得及把握，就离开了人世。

《唐研究》的体例是不是参考了《通报》？它跟西方的期刊有什么异同？

荣新江：1984-1985年，我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进修学习了十个月，汉学院是由一个兵营改造的，里面是个天井，汉学院的老师和一些研究生上午喝咖啡，下午喝茶的时候，有时候会谈到《通报》和上面刊载的文章。我出国前就常常翻阅《通报》（T’oung Pao），该刊1890年创刊，由法国、荷兰各出一位著名汉学家联袂主编，内容涵盖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中亚和马来西亚的历史、语言、地理和民族学等方面，后来转向以中国学研究为主，主要发表学术论文、书评。我知道许理和（E. Zürcher）教授是主编之一，他是我在莱顿大学的指导教授。但我到莱顿才知道，《通报》的编辑部就在莱顿大学汉学院，这段时间让我更多地了解了《通报》的编辑理念和编辑方法。

许理和教授每个月会安排一次和我谈话，指导我的学业，回答我的问题。说到《通报》，他当时就跟我说：“我办《通报》，标准有两条，或者有新材料，或者有新问题。”因为当时欧美汉学界对于唐长孺先生为首整理的吐鲁番文书不甚了然，所以他约我给《通报》写篇文章，介绍这些新材料。这表明一位主编对新出材料非常关注，他当时还约张广达先生写一篇关于孔望山佛道造像的文章，也是这个意思。很遗憾，我的这篇文章到现在还没完成，很对不起他。当时是1984、1985年，简装本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还在陆续发表中。因为《吐鲁番出土文书》按墓葬为单位发表文书材料，我是按主题介绍，一个主题的资料在还没有出版的墓葬中也可能出现，就算我当时写完了，后面可能还有新的东西冒出来，所以虽然他们很想知道新出吐鲁番文书都是什么内容，急需英文的介绍，但我一直犹犹豫豫的没敢交稿。其实我的文章基本架构是写好了的，没交稿的另一个原因是《通报》水平太高，我当时只是个研究生，文章不够格，不敢拿出来。

我在莱顿汉学院看到一位秘书小姐整天在办公室里打字，有次喝咖啡的时候我就问她，你在打什么呢？她说：“我在把英语不是母语的作者的文章改成通顺的英语。”许理和先生给她发工资，就做这么一件事，可见《通报》对于文字的要求之严格，要专门雇一个英语为母语而且文字功底好的人，来把法国人、德国人，甚至美国人的英语，改成纯正的英语。其实，这也是出版《通报》的博睿（E. J. Brill）出版社的严格要求。最近若干年陈怀宇和我编辑张广达先生颂寿英文论集，博睿对于我们这些非英语为母语的作者要求之严，难以想象，因此书一拖再拖，今年终于要出版了。我编《唐研究》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也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改文章，有些作者的文字很不讲究，我都得给他们重新顺一遍，甚至重写一遍。给二十三本《唐研究》改稿的时间加起来，我大概可以多出好几本书。

我一直鼓吹学术是个很高尚的事业，学术要严守写作规范。所以为了追求这种高尚，《唐研究》每页排版不超过一千字，这是很奢侈啊，现在哪个刊物能做得到呢。许多刊物都要收版面费，能多排一点儿就多赚一点儿，字都挤在一起，看起来忒费劲。

西方和日本的学术期刊我比较熟悉，《唐研究》的基本结构和工作方式我是借鉴了《通报》的，所以我基本上只发表论文和书评两类文字，这是国际通例。欧美的学术刊物重视书评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期刊一期只有一篇论文，其他全是书评，论文可能只有该领域相关的几个人读，书评是人人都要读的，要了解学界的最新动态，就得通过书评。国内在书评上是做得很不够的，所以我编《唐研究》，发誓自己要多写书评，希望学习伯希和（P. Pelliot）编《通报》，戴琼（J. W. de Jong）编《印度伊朗学刊》（Indo-Iranian Journal）那样，利用自编刊物，多写书评。当时的想法，是看完一本书，不写篇书评就不算看完。在《唐研究》前几卷中，我写过不少书评，评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Alfredo Cadonna & Lionello Lanciotti（ed.），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Elfriede R.Knauer，The Camel’s Load in Life and Death、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有的批评的也比较猛。记得当时有年轻的同事说，吴玉贵老师看了这书评不要跟你玩儿命呀，我说已经给吴玉贵看过啦，没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学者比起老辈来是能够接受批评的。老先生一般自己不写批评文章，也不太能受得了被批评。陈尚君教授就一直坚持给《唐研究》写书评，从第三卷评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考校》，到我编的最后一卷（第二十三卷）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非常棒，而且有功力。中国很多学术刊物都有编者的话、编后记，过几年可以单独抽出来出本书，我不爱写这些文字，我觉得学术刊物有论文和书评两块就够了。不是因为我没话说，而是我觉得应该让作者说。

如果请您自己总结一下，《唐研究》有哪些显著特点？

刚刚担任《唐研究》主编的作者（1997）

荣新江：我虽然是隋唐史出身，但很多年都在搞敦煌学，敦煌学跟很多别的学科比如宗教、考古、美术史、文学、语言学等等都有交集，《唐研究》也是一样，不光关乎唐代历史本身，也关乎唐的各个方面。我编《唐研究》，很想推进美术史、考古这些方面的研究，所以编法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模仿的是《通报》。我希望利用《唐研究》，推进唐史研究，也推进唐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刘后滨教授最近在《改革开放40年來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中说：“1995年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标志着有了一份汇集以唐代为研究对象的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古代文学、语言学、艺术史学和宗教学等各个学科的成果的学术专刊，构成了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多学科交流的新起点。”这个总结，说出了我办刊最想做的一个方面。

《唐研究》第9卷

一份刊物就是一个阵地，《唐研究》一卷有五六十万字，可以推进我想推进的方面。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是我出国次数最多的一段时间（看我们中心的网页），也参加很多会议，友人葛兆光兄曾告诫我：“不要成为会油子！”其实，我有我的打算，就是了解学术动态，探索学术发展方向，通过交流得到哪些学者在写什么文章、研究什么课题的信息，这些对于我编《唐研究》有莫大的帮助。经过思考，我们从第九卷（2003年）开始，用一些专号的方式，推进唐研究甚至中古史研究的某些方面，比如第九卷是“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研究专辑，虽然还不是整本的专号，但从学术史上来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安学”的开始；第十一卷是邓小南和我主编的“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推进或者说回应唐宋变革论的研究，其中有张广达先生的宏文《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第十二卷有“《天圣令（附唐令）》研究”一组文章，第十四卷则是刘后滨和我主编的“《天圣令》及所反映的唐宋制度与社会”研究专号，以推进新发现的《天圣令》及所附唐令的热点研究；第十三卷是侯旭东和我主编的“从汉魏到隋唐：变迁与延续”研究专号，希望打通汉唐，与唐宋一卷相呼应；第十五卷直接打出“长安学”研究专号，希望更进一步推进长安研究；第十六卷是“唐代边疆与文化交流”研究专号，推动探讨唐代边疆、外交、文化交流等方面；第十七卷“中古碑志与社会文化”研究专号，利用我们整理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的成果，推进利用碑志研究中古社会文化；第十八卷是“中国中古的信仰与社会”研究专号，这也是我很想促进的一个方面；第十九卷有“从地域史看唐帝国——边缘与核心”和《葛啜墓志》两个研究专栏；第二十一卷“唐代长安及其节庆”研究专号，是我们对长安研究的又一贡献；第二十二卷是“从高昌到奈良——丝绸之路上的写本”研究专号，是增进写本学、丝绸之路研究的努力；第二十三卷是陆扬和叶炜执行主编的“文本性与物质性交错的中古中国”研究专号，则是着眼于文本的物质性的讨论。《唐研究》这些专号，不敢说对唐代研究领域起来多大的作用，但我的主观愿望是想开拓研究领域，拓宽学术视野，利用《唐研究》比较厚重的篇幅，以专号或专栏的形式，做一些普通期刊做不到或力度不够的事情。

《唐研究》第22卷

另外，前面已经提示过，《唐研究》的特色之一，就是较一般刊物字数要多。我们一年只出一卷，在一些专刊应新闻出版署进入核心集刊的要求纷纷改一年两期的时候，我也坚持不改。原定一卷五十万字，但我能加就加，最多时有约七十万字的篇幅，尽可能把一个专题，一篇文章，在一卷中解决，一篇文章绝不发上下篇。所以，在篇幅上我们也比较自由，比如一般的期刊都有字数限制，不能超过一万五千字，大锅饭搞惯了，不能让一个人独占版面，现在《文史》和《中华文史论丛》稍微放松了点，也就两万字。我们就可以不管这些，我给定的最高限度是八万字。八万字的文章我发过两三篇，有上面提到的张广达先生写的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还有林晓洁的论文《中唐文人官员的“长安印象”及其塑造——以元白刘柳为中心》，脱胎于她的硕士论文，写得太棒了，但她要去中学当老师，很可惜没有留在学界，我就把她的论文一口气全文发了。

再有一点是绝对按期出版。虽然我们是“以书代刊”的学术专刊，出版周期定为一年，一般来说可以稍早或稍晚出版，但我坚持每年12月底见书。除了《唐研究》，我差不多同时还在编《敦煌吐鲁番研究》，这份刊物挂的是季羡林、周一良、饶宗颐先生主编，实际编务是我负责，后来编了六卷实在顾不过来了，就交出去了。这两份杂志，我戏称一个专制，一个民主，专制的我说了算，民主的编委会说了算。后来我发现编杂志还是专制一点好，两份杂志同时创刊，都是一年一本，现在《敦煌吐鲁番研究》只出到第十七卷，我们则保证一年一卷，出了二十三本。大概只有一两次例外，如第十一卷因为等张广达先生的文章到12月18号才交稿，当时我和邓小南在京都大学访问，收到稿子我们把一切工作都放下，审完再发到巴黎给张先生修改，然后回来定稿排版，那一卷稍稍拖了几天。一个刊物如果按期出版，那就逐渐建立了学界对你的信任度，作者投稿以后，明确知道自己的文章年底会出，心里会很踏实。

（本文原题为《荣新江谈<唐研究>》，因字数原因，特将本文分两期上传，因此本期标题改为《荣新江谈<唐研究>上》。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