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3日晚间从在京的友人微信中获知傅璇琮先生逝世的噩耗，甚是惊疑。前不久曾和他通过电话，说是身体尚可，只是腿疾不良于行，很想来杭州，但不能成行，要我代为向有关邀请单位请假并表示谢意。怎么忽而驾鹤西去？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但这毕竟是事实。那天晚上思绪万千，夜不成寐。

傅璇琮先生的主要学术活动和成就是在唐代文学研究和中华古籍整理方面，可以称得上其功也伟。我想说的是他在中国藏书史研究、著述方面的开拓和践行。我国第一部《中国藏书通史》就是在先生主持下于2001年完成的，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自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读书活动的兴起，传统的藏书研究也在复苏，这其间的盟主是宁波的天一阁。记得1996年12月在宁波召开了“天一阁与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会议期间有人倡议编纂中国藏书通史之议，并在小范围内酝酿过，正式启动是在1999年4月。记不清这是一次编委会议，还是作者会议，地点是在宁波的联谊宾馆，距天一阁不远，处在闹市而又安静。这次会议是由傅璇琮先生主持的，他谦虚地谈了对编中国藏书通史的想法，开会前将他的一部著作《濡沫集》题写了“志兴先生惠正，傅璇琮谨奉，一九九九，四，宁波”赠我。以前虽曾和他多次见面，但这次是近距离的接触，我谈了对先生的仰慕之情，他也夸奖了我对浙江藏书的研究，但多属礼节性的话题。

我和先生真正相知相亲，是在《中国藏书通史》的撰写过程中。这次会议决定由我负责撰写这部书的明代编。我写书有个习惯，即是征引文献，家中有文人别集的就按专集上的文字引用，但因撰写涉及的范围很广，又怕忘记，所以先用各种选本上的文字，待得定稿前再集中去浙图古籍部找出有关文集一一核对，加以订正，并注明所引用版本及卷数等。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这个主编并非是挂名的，而是每章每节必细看，并与作者当面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他事先读了我的初稿，见我引用的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写的标注是《浦江县志》某卷，就提出了疑问，我向先生说明我的写作习惯，他笑笑说：这也是个办法，家里哪能什么书都有呀。

我在写到明代宫廷藏书的影响一节时，初稿比较单薄，不够充实，曾向傅先生请教。他建议不妨从《四库全书总目》检索一下有关资料。我一拍头说：“怎么没有想到呢！”在先生的启发与指点下，我查阅了有关史料，并细读了《总目》的有关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目，撰写了“南宋后不传之宋人文集，赖明宫廷藏书保存而得传世”和“清修《四库全书》所收宋人佚失别集多赖《永乐大典》辑出得以传世”两个子目，使这部分书稿内容得到充实，这实端赖先生之指点。如今翻检我的这部《总目》，有关部分的多种记号，如闻先生謦欬。在宁波联谊宾馆里修改书稿，倾心交谈先后至少有三四次。有次谈到夜深了，第二天他回北京，我回杭州，互道晚安，无意中脱口而出：愿他日“对床夜话”。他说：对，异日“对床夜话”，再作畅谈。

自那以后的十余年间，我与璇琮先生的联系和文字缘更多了，这是一种缘分。2000年后宁波天一阁曾多次组织藏书文化的讨论会，我都应邀与会，会间多次与先生相会。记得有次穿插了一个小会，就是先生将其部分著作和手稿赠与天一阁收藏，他胸佩绢花作了简短的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对他热爱家乡、热爱天一阁的精神十分钦佩。

宁波是个文化之邦，积淀深厚，鄞州区曾邀同先生任博导的清华大学国学院联合在近年召开了两次学术讨论会，最终目的是整理宋代宁波学者王应麟的全集。会前先生都给我们来信，邀我与会，第一次会议还指定我写一篇关于浙东藏书与浙东学术的论文。他邀我与会除了进行学术研究外，有机会见面也是目的之一。每次见面，他很忙，看望的人很多，会间也有闲聊，但“对床夜话”之约终未践。这两次会间，傅先生总与天一阁联系好，让大家去天一阁看看。我和他来天一阁较多，常常乘其他先生参观之际，在这个圣殿的园林里或漫步或小憩聊聊天南地北。我们虽然各居京、杭，但屈指算来这十来年几乎每年有一次见面的机会。

我与璇琮先生的多次见面，有好几次是在杭州。记得大约是2004年前后，有次我和时任杭州出版社副总的徐吉军先生一起在天一阁开会。那时杭州出版社计划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傅先生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高华先生都是热心这件事的人，我们在天一阁会合，一起到杭州论证这一工程。我们四人同车从宁波联袂到杭。我们一起在浙江图书馆的善本室浏览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原抄本和丁丙抄本，以及民国间钱恂和张宗祥两位先生的补抄本。我记得很清楚，在浙图善本室看书时，我向馆员小苏打了个招呼：只是看书，不要惊动馆领导。结果馆长程小澜和古籍部主任丁红还是来了。我笑说还是惊动了你们。程馆长说：“两位大家来了，我们请也请不到，应该来看望的。傅先生还为我们一本书目作过序，更要当面感谢。”我们一起参与影印《四库全书》的论证，那时我撰著的《文澜阁与四库全书》

一书刚好出版，就分赠两位先生求请指正。会间忙里偷闲，我们一起泛舟游览了西湖三潭印月，还合了影。

我那时已完成《浙江藏书史》的初稿，吉军是本书的审定人。我和他商量拟请璇琮先生赐序。我知道傅先生主要的名山事业和道德文章是唐代文学研究和中华古籍整理。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已关注中国藏书史的研究。我记得《中国藏书通史》第一次编委和作者会议上，他谈到当年编《学林漫录》就曾想到过这个问题，所以当徐吉军先生代我求序的时候，他慨然答应作序，但要求将全部书稿交他一阅始能动笔，这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先生严谨治学的风范。过了一段时间，傅先生寄来了序言的初稿，并附来一信，大意是序已完成，但总觉得收笔匆匆，意犹未尽，请吉军和我看看，似尚可补叙几句话。吉军对我说：“顾老师，我看收笔还是你动手吧，傅先生的思路是很清楚的。”既然如此，我就增写了一段民国时期以宁波为例谈浙江藏书的话。稿子重新寄回北京，得到傅先生的首肯。后来我们相遇，他对我说：

“你补得很好，正是我想说的话。那时事烦，总感到意犹未尽，这层意思你代我表达出来了，我们想到一起了。”我说：“哪里，哪里，我是貂尾狗续。”

傅先生对中国藏书史研究的关心，我还可举出一件事来。2004年，他与南京大学徐雁教授合作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策划主编《书林清话文库》丛书，共收当代藏书家韦力等研究藏书的著作12种。书前系以先生代序。这套书出版前，先生致我一信，说是有这么套书，将由出版社直接寄下。阅后希望我撰一文交他，已约四五篇文章，将由《光明日报》发一专版，以推动藏书文化的研究。所以我一直以为，傅先生晚年对藏书史和藏书文化的研究和推动是有功绩的，是他学术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他逝后我读到的一些纪念文章似未见提及，我要特别说一下。

傅先生对杭州的文化建设事业也是十分关心的。应杭州市有关部门的约请，他担任了由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同志主持编纂的《西湖通史》《西湖文献集成》《西湖全书》的顾问组成员，总顾问是乔石前委员长。2013年《西湖通史》成稿后，有关领导正在考虑请谁作序的问题，这个想法传到我这里，我思考了一下，此序非傅先生莫属。这是因为，一是傅先生的学界声望；二是他主编过《中国藏书通史》和家乡的《宁波通史》，对通史的编纂积累了经验；三是傅先生对杭州文化的热爱和关心。我的这个意见由有关同志转达到主编王国平同志那里，得到了首肯。我向傅先生转达了这个意向，得到他的慨诺。于是2013年11月间趁傅先生来杭的时机，时任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阮重晖和副研究馆员王露女士偕同我到他下榻的常青园拜访了傅先生。阮重晖先生说适逢王国平同志外出开会，他受委托向傅先生请序。我知道傅先生作序的习惯，他要通读全稿而后动笔，就让王露准备有关材料，我则表示对全书写个提要性的介绍，供先生作序时参考。这样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在是年底傅先生已撰好序文寄到王国平先生处。他的序文简明扼要，对通史的定位准确，对《西湖通史》不啻是锦上添花。序文先在国务院参事室的一份内刊上刊出，而后在《光明日报》上全文转载，引起了学界对国内首部一个名湖的专史的关注。

据我所知，傅先生生前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他对年轻人的培养是十分认真的，为他们选择研究的方向，修改论文，并尽可能帮助他们发表研究成果。清华大学国学院与宁波市鄞州区合作的王应麟专题研究，最终成果是整理出版王应麟全集。有些工作就是由他的研究生承担的。我记得2013年第二次王应麟学术讨论会的地点是新恢复的桃源书院。这次会间，傅先生送我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刚出版的《傅璇琮先生学术研究文集》。先生正要握笔题写赠语时，我说这书具有纪念意义（我计算了一下年份，大概含有纪念先生八十寿诞的意思），我的外孙吴昊今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旋即参加国考进入外交部工作，他学的是国际政治学，但对先生的道德文章十分敬仰，多次要我向先生要本签名本，这书就请赠送于他，请你写几句鼓励他的话吧！傅先生说：“真的吗？搞外交很好，而又爱好中国文化更

好。”略一思索就在书上题写下了如下一段话：“谨供顾志兴先生参阅，并转呈吴昊同志。欲尽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互勉。傅璇琮谨奉。二〇一三年八月。”回来后我将这部书当作珍贵的礼物转送给我的外孙吴昊，让他珍藏，这是位学术前辈对90后年轻一代的期望和鼓励。

2014年和2015年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杭州研究院）有两项活动都盛情邀请先生与会，但皆因先生病腿不良于行而作罢，留下遗憾。2016年初，我致先生信中，还请他身体许可的情况下来杭走走。王露女士写了本《西湖景观题名文化研究》的专著，征得傅先生同意为之作序，先生家人来电嘱我写个此书的提要供先生参考，以便作序。但我写好提要，正拟寄京之际，1月23日晚突然读到北京友人微信，说先生已于是日下午3时14分仙逝。我简直懵了，这是真的吗？于是思绪起伏，写下了“对床夜话约未践，至今思之一泫然”这样一句话，如今成了这篇纪念先生文章的题目了。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杭州文史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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