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龚延明，男，浙江大学古籍所暨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教授。

唐代皆以建都之地为府，实为京府。至宋代，府数建置增多。首先，一个重要原因是潜邸继位皇帝后，升所在州为府［1］9381下［2］卷八六2132［3］甲集卷九169。其次，在南宋，于驻跸之地升州为府者，如杭州升为临安府、越州升为绍兴府等。宋代地方行政管理府的管理体制中，有不同等级，大体可分为：京师府、陪京府、都督府、次府、余府五等。京府具有特殊性，虽位于路级之下，又不全听命于路；既与次府、州、军、监平级，同属州府地方行政管理等级，其体制又不全同于次府、大藩州。故特将京府予以专门研讨。本篇为南宋行在所临安府之专论。

关于临安府城市研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日本学者梅原郁《南宋的临安》，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朱溢《南宋三省与临安的城市空间》，等等①。本文在参考、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侧重对南宋行在所建置、行政管理制度，作较系统的梳理与阐发，并论证南宋临安府“街巷”兴起，开始形成厢、坊、街巷分区管理制，这是唐宋以来城市坊巷制发展的一个新突破；并对南宋行在所之设官分职与北宋东京开封之差异进行辨析。本文之观点，以期有助于宋代城市史研究的推进。是否可取，或有商榷处，尚祈方家的批评。

一、行在所临安府沿革

临安府本杭州，余杭郡，节度州，太宗淳化间，军号改宁海军节度。古杭州，禹贡扬州之域。春秋为越国之西境，越败，属吴；吴败，又属楚国。秦、汉属会稽郡。东汉中期顺帝时，分浙西为吴郡。南朝陈置钱唐郡。隋文帝平陈，废郡，开皇间始置杭州；炀帝大业初，改曰余杭郡。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复称杭州。天宝元年（742年）改称余杭郡，升镇海军节度。五代为吴越钱氏王国，以杭州为都城，别称西府；会稽为东府。宋仍称杭州、余杭。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俶纳土。淳化五年，改军号镇海军节度为宁海军节度，分浙东、西为两路。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升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定都于临安府，不称京师，“今日以临安府为行在所”。领县九：钱塘、仁和二县为赤县；余杭、临安、富阳、於潜、新城、盐官、昌化七县为畿县［4］卷一1-2［5］卷二二630［6］卷九〇4121［2］卷八八2174［7］卷一3241。

南宋初，高宗定都于何处，举棋不定。建炎元年（1127年）九月十日，高宗曾降手诏：“荆襄、关陕、江淮皆备巡幸。”［1］9283上因抗金派力主收复东京，反对南逃、西移。然而南宋军力实在难以抵挡金军骑兵凌厉的攻势，高宗与六宫只能一味向河湖港汊密布的南方逃跑。其驻跸次第，可谓是南逃次第［8］卷一3356上-3358下。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称帝，所谓“即位于府治”。而后，迫于金军南侵，高宗步步南徙，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至扬州；三年二月庚戌（十三日），驻跸杭州，称行在所。迫于舆论，五月乙酉（八日），移驾江宁府，升江宁府为建康府。但高宗恐惧建康府濒临长江，不安全，身在建康，心向杭州。七月辛卯（十五日），升杭州为临安府。十月癸未（八日），又由建康返回临安府。可是金军紧追不放，要活捉高宗，高宗不得不继续南逃，壬辰（十七日）至越州，十二月己卯（五日）至明州，后经舟山泛海。金军派舟师赶至沈家门（碕头），为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率水军击败，才保住赵构未被活捉。建炎四年正月甲子（二十一日）高宗抵温州港口［9］卷二十八656-657。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金军北撤，在镇江遭韩世忠拦击，形势缓和下来。四月癸未（十二日），高宗返回越州。明年正月一日，改元绍兴，是为绍兴元年（1131年），升越州为绍兴府，建行宫。十一月，诏“以会稽漕运不继，移跸临安”［8］卷一3356上、下［10］卷一6718上、下［9］卷四九1021［2］卷二十六484。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壬寅（十日），高宗发绍兴，丙午（十四日），回临安［9］卷五一1047-1048。或传说高宗自温州回杭后，听说县名仁和，联想起太祖自陈桥驿入东京开封，自仁和门入，甚喜，对侍从曰：“此京师门名也！”始有驻跸杭州之意［11］卷二11。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一日，高宗在平江府（今苏州），下诏：“移跸建康。”在建康建太庙、正社稷之位，大有定都建康府之意。其实高宗是作秀，建康府迫近前线，他心中并不踏实［2］卷二十六528，530，531。

绍兴八年二月戊寅（二十二日），高宗终于又由建康行在所返回临安府，此后车驾未再移徙。三月下诏定都临安府，但诏书未敢以京师称，仅称“移跸临安府诏”：（前略）朕荷蒙祖宗之休，克绍大统，夙夜危惧，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抚绥淮甸，既已申固边圉，奖率六军，是故复还临安。内修政事，缮治甲兵，以定基业。非厌霜露之苦，而图宫室之安也！故兹诏谕，想宜知悉。［7］卷一3241高宗初建南宋朝廷之初，形势凶险，前途未卜，确如诏书所称“夙夜危惧，不常厥居”，驻跸无常，“高宗初元，自汴幸扬，已而周旋江浙，然后定都临安”［12］卷五一八五33。高宗改杭州名为“临安”，意为临时图宫室之安，诚如德国学者迪特·库恩所分析：“这个名称反映了宋朝希望有一天能收复华北失地，重返开封京城。”②故公牍移文，临安府称行在所，不称京师，寓不忘收复中原之志。南宋《乾道临安志》《咸淳临安志》均标以“行在所”。

高宗最后选择东南一隅的杭州为宋王朝都城，基点是出于安全考虑，是宋、金战与和的时代产物。然而，在士大夫眼中，对把这样一个不被看重、远离王朝政治中心的偏居城市作为一朝之都的做法，多心存疑虑。田浩《功利主义儒家》引陈亮“至于挈中国礼乐衣冠面寓之于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予以发挥说：“临安是寓于远离世界之中心——传统上中国腹地的边缘，南宋面临失去正统权利的危险。”③

李纲、陆游、陈亮等士大夫多希望建都于建康。高宗定都临安近半个世纪之后，陆游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作《上二府论都邑札子》，慷慨陈词临安为都之不便：闻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天造地设，山川形势，有不可易者。车驾驻跸临安，出于权宜，本非定都，以形势则不固，以馈饷则不便，海道逼近，凛然若有意外之忧。［13］卷三2000朱熹分析最为实在：建康形势雄壮，然淮破则止隔一水，欲进取则都建康，欲自守则都临安。［14］卷一二七3055宋高宗决策是守，必然选择定都杭州。日本史家梅原郁对此予以肯定：冷静地看一下当时的现实，要恢复北方近似画饼，而与目前尚存着一定危险情性的建康相比，以临安作为国都，在经济上也是有难以动摇的优越性。此后，早然还不时地有人提出建康国都论，但直至景炎三年（1276年）三月被元朝伯颜占领为止，临安表面挂牌“行在”的招牌，实际上却一直作为南宋的国都存在。④自从临安府成为南宋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后，其处于东南沿海的交通、物产、吴越古都文化的积累等优势得到了极大发挥，加上北方士大夫大量涌入，北宋中原文化，特别是东京的都市文化，对南宋临安及以后杭州的城市发展，产生极大影响，“使临安府的都市文化有了一个质的飞跃”⑤。南宋杭州飞速发展，成为当时世界最大都会、最先进的城市之一。其后，历经元、明、清，扎根于中原腹地的中国礼乐衣冠和中华文化传统，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恰恰是通过杭州薪火相传，在南宋高度繁荣的文明基础上，得到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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