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龚延明，男，浙江大学古籍所暨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教授。

三、都城规制——临安府府城厢坊布局

杭州古称钱唐，号称武林。公元前210年，已有钱唐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一月）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20］卷六328［21］卷二二348916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谓：故《地理志》曰：“谷水自太末东北至钱唐入浙江是也。浙江又东经灵隐山……山下有钱唐故县。浙江经其南，王莽更其名曰泉亭。《地理志》曰：会稽西部都尉治。［22］卷四〇994［21］卷二二3489说明两汉时期，会稽郡设钱唐县，置会稽西部都尉治所，王莽时改名泉亭县。至东汉顺帝，会稽郡分置吴郡，钱唐归属吴郡。

据南朝宋钱唐县令刘道真《钱唐记》记载：钱唐县，经常遭海水冲入，当时西湖尚未形成，一片汪洋。汉会稽郡议曹华信，要建造防海大堤，但缺钱。他做了一个广告：“有能致一斛（10斗）土者，即与钱一千。”结果，来者云集，塘未成，而谲不复取。也就是说，开始按斛付钱，后来突然宣布不再收土石方了。可是，远近郡民陆续运过来的土石方，难道再运回家去？那不是损失更大吗？出于无奈，都掷下土石走了。钱唐县防海堤造成了，此后，钱唐县改称钱塘县。东汉末，朱　　封“钱塘侯”，即是例证。［21］卷七一2310华信的做法固不可取，但钱塘海堤筑成，县境蒙利。防海大堤筑成后，首先县之南形成了一个湖。《钱塘记》曰：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县南江侧有明圣湖，父老传言，湖有金牛，古见之，神化不测，湖取名焉。县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22］卷四〇994

关于海塘位置，虽没有明确记载，但《钱塘记》却提供了重要信息，防海大堤建成后，县南有了内湖——明圣湖，至今西湖尚有金牛传说。不少学者推断，海塘筑成后，“西湖从此与海隔绝而成为湖泊，而且也便利了灵隐一带至湖滨一带居民往来，进而推动钱塘县治东迁至湖滨一带”17。顾炎武在《肇域志》中，也是含糊其辞地说：“海塘，在府治东南二里，相传郡功（议）曹华信所立。”［23］1939此“府治”是指作者所处明末、清初杭州府治、抑是古钱唐县治？在华信修塘时，并无“府治”之说，如意指县治东二里，那是比较接近史实。不论怎样，华信所筑海塘，不可能等同于吴越国时所修捍海石塘。华信筑钱塘海堤之后，西湖逐步形成，这应是可信的。

三国时，钱唐县属吴，吴大将朱异，钱唐人。吴大帝孙权分余杭县置临水县，说明余杭与钱唐并立。陈改为钱唐郡。隋平陈，废郡，改为钱唐县；省陈留为绥安县，又割吴郡之盐官、吴兴之余杭，合四县为杭州。州治在余杭县。开皇十年（590年），州治从余杭迁至钱唐城。十一年（591年），又迁州治于柳浦西（在今凤凰山下），依山筑城（即宋杭州余杭郡钱塘县所在）。炀帝初改为余杭郡。杭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步”，杨素督建，有城门十二［24］616［7］卷二3223下。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杭州，领钱塘、富阳、余杭三县。天宝元年，改为余杭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杭州，为镇海军节度［25］卷九三700。

自隋建杭州城，南北运河开通后，带动了杭州经济发展，在唐代，杭州已然成为“东南名郡”，“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说明运河船运繁忙，舟船绵延二十里，城中市肆三万家，贸易发达［26］卷三一六3206。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杭州武胜军团练使、苏杭等处观察处置使钱镠，率十三都军及役徒二十余万，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薄钱塘湖、霍山、范浦七十里，“其高若干丈，厚得之半”。自七月动工，至十一月完工，历时四个月。钱镠《杭州罗城记》称：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亦以此城。苟得之于人而损之己者，吾无愧欤！［27］卷二五九8565［28］卷七七1053-1054罗城，即外城。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杭州罗城周七十里，曰：“今杭州罗城，镠所筑也。”钱氏又在旧城南凤凰山下建筑“子城”，作为州治治所，先后二次扩建外城——夹城、罗城。夹城，拓展了州城西北和西南地区；罗城，扩展了旧城以东地区。这样，杭州城，在凤凰山下之东、之西、之北，环抱西湖，东连钱塘江，北接大运河，城市空间大为拓展18。

杭州之发展，吴越钱氏功不可没。钱镠于唐末扩展杭州罗城之后不久，称王建吴越，立国八十九年，以杭州为国都是。吴越王筑捍海石塘，增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16］卷二44。杭州已成为东南沿海商贸中心，海外贸易的港口。太平兴国三年，吴越王钱俶纳土于宋。北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五月，在杭州已见置两浙市舶司；真宗咸平二年（999年），置杭州、明州、广州市舶司，杭州成为全国三大海港之一［1］4242下。

南宋都城的建筑规制，与长安、开封方整的都城形制不同，其形势则南北展而东西缩，城垣东西狭、南北长，在五代时就有“腰鼓城”之称［29］卷一513。关于杭州城的范围，据《梦粱录》记载：“隋朝创立此都城，仅三十六里九十步，后武肃钱王发民丁与十三寨军卒增筑罗城，周围七十里许。”［18］卷七52北宋杭州城池，比吴越国时没有多少扩大。南宋临安府城外城城墙，“沿用北宋、五代吴越国时期旧城墙，大致范围约与北宋无异。仅东南外城范围略有扩大”。经考古工作者对南宋城遗址考古，南宋时外城城墙范围大致如下：

东城墙基本在今东河以西，东河为城壕；西墙墙基即为今湖滨路、南山路与湖滨公园一带；南面主体穿过今南星桥火车站，从包家山断崖附近折转，经将台山月岩附近北上，到钱湖门。19

上引表述是按当代城市地名指称。与梅原郁根据《梦粱录》所绘制临安外城图近似：东面外城墙至茅山河、贴沙河，城墙东北交会处为艮山门，沿东外墙向南经崇新门、新开门、候潮门，再西折至嘉会门；北面城墙，自艮山门向西延伸至西北城墙交会口——北关门（余杭门外）；西面城墙，自余杭门沿西湖东侧（西湖在城墙外）经钱塘门丰豫门（涌金门）、清波门（暗门）钱湖门；南面城墙，自嘉会门经包家山折向西、沿慈云岭山坡北折，至钱湖门。兜了七八十里一大圈。20城墙高达三丈、宽丈余，合今约高九米、宽三米［18］卷七53。

临安府城市管理，沿用汴京厢坊制。唐以来坊市制在宋代已逐渐崩塌，至南宋，都城临安，由于大批官员、士人、军人及北方移民如潮水般涌入，城区人口迅速递增，推动了城市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封闭式的坊、市、街分开的坊市制被彻底打破，形成了居民区与街铺毗连交错的新格局。日本唐宋经济史专家加藤繁注意到唐代中古坊市制的崩溃、宋代新的市场模式产生的城市史发展中的历史性转型：到了宋代，作为商业区域的市的制度已经破除，无论在场所上，无论在时间上，都没有受到限制。商店各个独立地随处设立于都城内外。但是另一方面，行的制度有相当程度维持着，以前存在于市内的同业商店的街区，到处看到超越了它的旧的界限21。

加藤繁认为唐代坊与市分开的坊市制，在宋代已经被冲破，但独立的市内行业街区还“相当程度维持着”，无疑是具有创见的判断，为史学界所公认。但他的考察侧重于北宋开封都城，而对南宋临安府市场与坊巷开始融合，并出现了以街巷为核心的新型城市结构变化认识不足。

北宋与南宋城市管理结构是有明显差别的。魏明孔《唐代坊市及其变化》一文就论及此点：唐代是坊市制度最为完备和成熟的时期，也是坊市制度逐步开始衰退和变革的阶段……延续到北宋才退出历史舞台22。

也就是说，唐宋坊市制在北宋已经结束，南宋出现了新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北宋坊墙倒塌了，坊市分界开始打破，但市中街区，尚未融入坊中。至南宋，情况大变，虽然城市管理亦实行厢坊制，但比北宋开封的厢坊制更开放、更自由，实际上已向街市、坊巷融合的新型城市转变，“中国城市由封闭式坊市制向开放式街市制的巨大转折完成于宋代”23。明确地说，完成于南宋。到了南宋，已形成大街小巷畅通、街市与坊巷交错的无坊墙阻隔的城市结构。考古学家杜正贤认为：“我国古代都城布局至宋代开始打破唐代里坊式的城市布局，转变为开放式的街巷布局。”24“街巷”取代“坊市”，这是唐、宋城市变革的重要标志。

南宋临安城街道迅速发展，主要街道为御街，是贯穿临安城南北的主干大街，成为沟通大内与中央重要权力机构及皇帝车驾赴太庙、景灵宫、青城斋宫郊坛等重要祭祀场所的通道，是皇权建筑象征之一，故又称天街。御街起点在何处?《咸淳临安志》谓：御街，自和宁门外至景灵宫前，为车舆所经之路。［8］卷二一3567下这是关于御街起止的记载。杜正贤参与过御街遗址考古，其著作《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对此表述认同：南宋时期的御街专供皇帝车驾通行，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御街自和宁门外开始，经由太庙、朝天门（今鼓楼）、众安桥，转向西面经礼部贡院，一直过新庄桥，最后到达终点景灵宫。目前考古发现了四段南宋时期的御街遗迹，基本展示了南宋御街的全貌。御街分为居中的主道和位于两侧的辅道。御街主道可能是所谓天街中专属皇帝行经的区域，而两侧的辅道则属于臣僚行走的区域25。

其中南宋东南部分外城，是绍兴二十八年扩建的。由于南宋皇宫所处凤凰山坡的地理环境局限，其礼制性建筑如郊台，处于外城慈云岭附近，御街不经过。此三年一次郊祀大礼，仪仗隆重庞大，车驾如何行进，是个大问题。绍兴二十八年七月二日，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即杨沂中）奉命扩展外城，在审阅了扩建外城图纸——《展城图子》后，提出新折方案：外城通十三丈（近40米），五丈（15米）作街路，六丈（两壁各三丈）为民居，二丈为城墙墙基，“将来圣驾亲郊，由候潮门经从所展街路，直抵郊台，极为快便”。九月二十二日，又将新修御路所经新南门（便门）命名为嘉会门［1］9292-9293。这条外城新修御路，自候潮门沿向南经嘉会门，再折往西南，经包家山、龙华寺直抵郊台（靠近今存杭州八卦田，八卦田为宋帝藉田）［8］卷三3372［15］卷六66。这条御路，长四里余，解决了皇帝亲郊车驾绕行不便的困难。但与御街（天街）有别。此御路，车驾并不常用，亦不经过临府府城市区。杜正贤认为：绍兴二十八年之后，南宋临安城完整的御街北面终点是景灵宫，南面的终点是郊丘，自北向南经中间过太庙、六部桥、候潮门西、丽正门外、嘉会门外等节点。26这个观点，把御街与御路相混淆，值得商榷，但却得到考古界同行专家秦大树高度评价，他在书评《对南宋临安城研究的总结性著作》一文中称：历年来先后发掘了四段御街遗址，清楚了御街的走向和建筑方式，证明御街不是传统认识的起于和宁门，而是向皇宫内延伸，纵穿皇宫后经皇城南门丽正门，直到嘉会门，从和宁门向北根据文献数据记载是到北城的景灵宫。27这个评价有点夸张。一、因四段御街遗址不涉及绍兴二十八年新开外城御路；二、作者专著也未提及御街穿过皇宫，书评却说“南宋御街向皇宫内延伸，纵穿皇宫后经皇城南门丽正门”，这个结论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御街遗址考古有证据证明御街穿过皇宫吗？其实，绍兴二十八年，殿前都指挥使（三衙管军，中央禁军最高长官）杨存中负责扩修外城新路时，明确地说：“将来圣驾亲郊，由候潮门经所展街路，直抵郊台，极为快便。”并称这是一条“御路”，既没有说是御街，又没有说穿过皇宫，何来天街由和宁门“纵穿皇宫经皇城南门丽正门”之说？

御街亦是划分府城左、右厢的中轴线。两侧坊巷林立。《都城纪胜》载：都城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余家，门列金、银、现钱，谓之“看垜钱”……又有大小铺席，皆是广大物货。［30］11其他街道有前洋街、后洋街、后市街。有的小街道，在坊内，如南新街，在清河坊内。可以说，南宋城市建筑结构，正处于大变革时期，以厢坊巷为主，团市迅速发展，街道正在扩展，坊巷与街市融合，朝着向都市街市坊巷制转变，这是对唐以来城市坊巷制发展的一个突破。

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揭出了临安府京城坊巷结构有以下持点：第一，无坊墙，坊表立街巷入口处。第二，以街巷为中心，组成坊巷聚居区。第三，彻底打破官、民分居的规制。第四，店铺四处开设，营业时间不受限制。28以上几个特点是符合史实的。如坊立坊表，立碑坊，取代坊墙，《咸淳临安志》载：“城北右厢：状元坊，北新桥南。端平二年，为武举状元朱熠立。”［8］卷一九3547《梦粱录》之“铺席”载：“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18］卷一三117《梦粱录》之“夜市”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鼓钟鸣，卖早市场者又开店。”［18］卷一三119

为便于城市管理，高宗朝府城之内设八厢：宫城厢、左一厢、左二厢、左三厢、右一厢、右二厢、右三厢、右四厢。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诏依知临安府俞俟奏请：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烟繁盛，各比一邑。乞于江涨桥至浙江置于城、南北左右左右厢。差亲民资序京朝官主管本厢公事。杖六十以下罪，听决。［7］卷二3223下

府城之外设二厢：城南左厢、城北右厢。孝宗朝，城内增为九厢，即将左一厢分为二厢：左一南厢、左一北厢。府城外增城东厢、城西厢，连原设的城南左厢、城北右厢共为四厢。整个临安城内外，共划分为十三厢。临安城外，城郊结合部，又设东壁、西壁、南壁、北壁管理区［8］卷一九3540-3543。城内九厢，置兵官七员，分领厢事；城外置城南左厢公事所、城北右厢公事所，厢官两员。

绍兴二十六年闰十月十七日，直秘阁、知临安府荣薿奏请：“本府城内虽有兵官七员，分厢领事，而兵官多昧文法，徇私容情。乞照城外亦置左右厢公事二员。以京朝官资序人充。所有兵官乞罢三员，存留四员，止令分地巡警。”朝廷从之，置临安府左、右厢公事官二员，分掌讼谍。可是不到一年，绍兴二十七年五月，为侍御史周方崇奏罢，城内词讼仍依前自行理决。复置兵官七员，分掌城内九厢巡警治安公事，不理词讼［9］卷一七五3354［8］卷一九3541下、3542上。城外四壁，东、南二壁公事归隶城南左厢；西、北二壁公事归隶城北右厢，临安府派总辖官统领四壁巡警捕盗，加强治安管理［8］卷一九3540-3543。

关于临安府厢坊分属建制，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有精详论述。他就陈振在《略论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变——从厢坊制到隅坊制、厢界坊（巷）制》一文中，提出的“厢界坊（巷）”新制提出质疑，并就南宋临安以厢统坊进行了深入论述，所谓城外两县“界分”，“就是钱塘、仁和两县在临安府城外相互间县境地界而已”，“不应该是一种地域分区制度”，这个结论是正确的29。

南宋京师临安府，基本上沿袭北宋开封府以厢统坊之制。但随着南宋临安水陆交会，南北辐辏，市场贸易与城市消费活动更为活跃，厢坊制正在发生变化，与开封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始将“街”纳入厢坊体制。这是古代都城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反映了南宋“街”正在崛起，构成了街巷制的新特点。

总体上看，除宫城厢在皇宫之内是特例外，城内厢均以御街为中轴分左、右。御街东侧为右一、右二、右三、右四厢，靠运河方向；御街西侧，为左一北厢、左一南厢、左二、左三四厢，靠西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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