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年代：不是科班出身，没有改行去艺术系

在校参加了一年多的“革命运动”后，1967年底我终于走出了校门，踏上了工作岗位。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下，我被“照顾”分配到北距杭州80公里的某气象站。它坐落在离县城有一定距离、拥有千百亩地的农场当中，一溜十三间开面的平房在一片平畴上显得格外突兀。平日，站里多者也就是四五个人在岗（那时经常要外出开会），节假日留站的人就更少。我们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观测、记录每天定时的“温压湿风云能天”，抄录、转发各级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三百六十五天周而复始天天如此。除碰上特殊性天气（暴雨、台风、大雪、冻害、雷暴、强对流等）外，工作单调、平淡，甚至有点枯燥。（但毫不夸张地说，站里的每一个人都怀有一份执着的坚守而十分敬业。）文艺生活基本是成了“绝缘体”，那时电视机还远没有普及，下了班去城里看一场电影是犒劳自己的一种享受。记得1972年下半年，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全国上映，我们当地的观众连日爆满，尽管电影院甚至采取了全天24小时循环放映也一票难求。我使出浑身解数，通过不同的渠道托人购票连看了好几场！那催人泪下的剧情、朴实动人的歌词、优美抒情的曲调，尤其是剧中主人公花妮、顺姬姐妹坎坷曲折的命运和声情并茂的歌声深深感动了我，给我留下了深刻而永恒的记忆——“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提着花篮上市场；穿过大街，走过小巷，卖花卖花声声喊……” 

其实，在这座气象站工作的十多年里，还是有许多东西是令我十分留恋的。每当夏秋的黄昏“晚霞烧红了西方的天空”时，站在天气观测平台上极目四望，稻田、阡陌、渠水、池塘、荷花、山林、村落绚丽无比，周边大自然中的一些小精灵不时发出的鸣叫声那么悦耳动听，胜比“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意境，更给予了我的感官以极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我们的田野》中所描述的景象真真实实鲜鲜活活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而且深深地沁入了我的肺腑心田！ 

打倒“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把我召回到了母校。那是在1979年初，我担任地理专业《气象学与气候学》课程的教学任务。毕竟是学校，文化教育氛围比原来的单位浓厚得多了。学生除完成日常的学业任务外，还定时或不定时地参加校系组织的各类文艺活动。“五四”青年节和“一二九”纪念日，学校往往会举办以系为单位的合唱会演，到后来干脆就把后一次以命名为“新生杯”的比赛形式固定下来，作为每一年新生入学教育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学校设立了艺术教研室，由赵老师（从浙江歌舞团调入，原为浙歌歌剧《江姐》主唱）和小陈、小毛、小周三位年轻老师担任全校的艺术指导，而由校团委（先后有潘、刘、何、周、王、王等老师）全面组织、策划、安排，全程具体操作。这是一项细致、繁杂、费时费力的工作，每一次他（她）们都拧成一股绳，认真出色地完成任务。一年又一年的坚持，“新生杯”合唱比赛成为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一张靓丽的名片。当时，校工会、校离退休处在开展文体活动的同时，也配合学校和上级领导的统一安排，积极组织全校教职员工（包括离退休在内）参加校内外的合唱比赛和联谊交流。在较多的时间里，他们也邀我参与一些辅助工作：规定候选比赛曲目、担任比赛的技术评委、帮助一些系

科和一些部门排练并担任他们的指挥，一般我都乐意参加。一方面可满足自己的业余爱好，有机会多接触音乐知识（我不会打牌、下棋，也不喜欢参加剧烈的体育运动）；另一方面，我总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恪尽职守对学生认真负责讲课，这是必须要具备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但在课余时，尽自己力所能及地参与学校的社会教育工作，也是应有的职责。

为了普及音乐知识，学校艺术教研室专门外聘浙江歌舞团沈老师来校开设《合唱指挥入门》的讲座，这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美事！我从头到尾认真地听完了他的课。同时，通过多次比赛，从各系各部门外请来的音乐专业导师（如陆、陈等先生）的教学理念和精湛技艺中也汲取了一些知识，使我更深地懂得了，当一个称职的合唱指挥并非易事，即使是业余的，也必须具有对歌曲原创思想的理解和艺术处理的能力。

在我的业余“音缘”中，还有两件事情是应该提一提的。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四校”（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之前，杭州大学着手筹建艺术系。学校组织部门有意调我去那边工作也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在表态服从领导安排的同时也坦率地说明本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音乐只是我的业余爱好。后来，因种种原因我最终没有实现“改行”，但前后约三个月里我参与了一些前期的筹备工作：布置筹建办公室（图书馆大楼西楼顶层）、刻制系办及系总支公章、收集应聘人员的个人资料和帮助举办艺术系成立的庆祝活动。（如设计宣传页、在邵逸夫科教馆举办校书画展。）在这段日子里，最让我高兴的是有机会结识了一批很有才华的中青年书画艺术家——任、黄、莫、池等年轻教师。今天，他们都在各自的艺术领域中大放异彩！这是其一。其二，20年前（1993）学

校组织了以老年教师为主体的杭州大学离退休教工合唱队，我被邀请担任指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曾多次在省、市级和校际的业余比赛中荣获佳绩。但到了我退休之后，我倒是完全退出了合唱队。领导曾多次挽留我，好多队友见了面也问：“方老师，你怎么不来了？”其实，我喜欢听唱歌曲的爱好并没有改变，但对参加会演、比赛、交流的活动已失去了兴趣。尤其是合唱队常带着既定任务进行定时（每星期四）练唱，而与我还在从事的业务工作（有时需要外出考察）在时间上发生了冲突，我深感力不从心。我十分清楚地知道歌唱者定时进行练唱，指挥与各声部不断地磨合，对于提高一个业余合唱队的水平是多么重要！而作为团体活动的一个保障，队里所制定的规章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每一个队员也必须是严格遵守的，于是只得“忍痛割爱”，两者舍取其一了。

2004年，我满60周岁退休；也是这一年，我们家添了一个金猴宝宝（2004为甲申年）——外孙女儿（小名童童）。她的出世给大家带来了无限的欢乐！记得那天（8月9日），我们与亲家一道在医院（浙江省妇女保健院）产房外的家属休息室等候。门开了，送出来一个宝宝，不是，门又合上了；门又开了，又送出来一个宝宝，也不是……“嗯啊……嗯啊……嗯

啊……”门没开但十分嘹亮的啼哭声从门后的过道里传了出来。门开了，一眼便看到面带微笑的女儿和她旁边依然在啼哭的金猴宝宝！一阵惊喜，好！好！太好了！我心想以后没准是块唱歌的“料”。童童六个月里是在我家哺养的，多次，我抱着她一边来回溜达，一边轻轻地哼唱着各种中外摇篮曲哄她入睡。我一直以为对襁褓中婴儿不断进行听觉上的音乐熏陶，有助于促使他形成今后在这方面的兴趣爱好。几年以后，童童从“孩提”长大为“总角”，六周岁入学成了我的校友。（她也求学于天长小学）虽说，她被吸收进学校的合唱队（担任低声部的队员），也曾外出比赛得过奖，但节假日来我这里，却从来未听她完整地唱好一首歌——我发现她似乎对跳舞比唱歌更加喜爱。

不过，有一次倒是例外，某个星期六，我在书房里边听着音乐边在电脑上写些东西。（我有这样的习惯）近中午，女儿一家来了，他们一进门我便招呼童童到我身边。她回答了我问的有关爷爷奶奶和学校的情况后，就迫不及待地想坐下来玩电脑了；我起身让她，并告诉她应该看一下中国第一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和他女儿一起演唱《我们的田野》的视频。她熟门熟路地输入了演唱者和歌名“百度”了一下，画面出来了：前奏起来的同时，身穿黑色演出服的廖昌永右手牵着他可爱的女儿廖敏冲，从容地穿过伴舞队群走到舞台中央……“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廖敏冲那带有稚气而极具天赋的童声甜美、清脆、亮丽，如同天籁之音富有很强的穿透力！童童一听便不由地耸了下肩膀，转过头来睁大眼睛与我双目对望了一下；也许刹那间只有一两秒，

可从她的眼神中，我却能看到透射出来的是突发的惊异、由衷的赞叹和些许的羡慕！ 

“童童——童童——快洗手吃饭！洗手吃饭！”外婆在书房外一次次地招呼；“噢，噢，噢——”她心不在焉地应付着，却纹丝不动仍然目不转睛地盯住电脑屏中的视频。当廖家父女偎依着合唱最后一段时，她的心肯定是被那充满深情而动听的歌声“震撼”到了！——“高高的天空，雄鹰在飞翔，好像在守卫，辽阔美丽的土地，一会儿在草原，一会儿又向森林飞去，

飞去……”

童童，虽然你是一个女孩子，但“巾帼不让须眉”，等你长大了，你也要像《我们的田野》中所唱的雄鹰那样守卫好祖国辽阔美丽的土地！

（作者系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