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尽脑汁自造工具 

我很欢喜看书，但是当时没钱买书，我就通过提合理化建议赚钱。浙麻厂每年都让工人提一些合理化建议，然后按照解决问题的重要程度、可行性指数等指标给建议评等级，最高级可以拿到100块钱。 我那时候年轻，想法多，提出来的合理化建议也蛮多，所以这方面赚到了不少零花钱。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整个国家的工业刚刚起步，机器设备都是很老、很落后的，物资也极其匮乏。当时我们厂里用的是从英国买进来 的齿轮，因为机器是英制的，所用的齿轮必须是和这个英制机器配套的才行。有一次用完了要买，但是根本就买不到，就连上海那个最大的华东物资厂都买不到。 这个时候只有想办法自己造、自己生产。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几乎每天都拿书啃。我用通过合理化建议赚的零钱买了一本《齿轮原理》，这本书我到现在都记得，分上下册，是苏联人写，中国翻译过来的，40元一套。要知道，那个时候40元能吃很久的饭了，但我还是没怎么犹豫就买下来了。 

杨文熙在车间工作 

那个时候我已经学过机械制图了。通过钻研书本我开始自己画图。别看一个小小的齿轮，这里面牵扯到的东西很多的，比如三角函 数、机械原理。做齿轮要用到的卡版也是我自己做的。因为大家都不 会，也没办法问前辈，只能自己钻研，最终经过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特制的齿轮就生产出来了。 

印象很深的还有一次，是“大跃进”期间的一个会战。会战除了打仗的意思，也有集中各单位力量做事情的意思。“大跃进”那个时候会战很多。当时国家大炼钢铁，浙江也要炼。钢铁炼出来之后需要 打成各种形状，那就需要轧机，要我们生产的就是轧机上的轧板。轧板非常重，一块就差不多一两吨。那时候工业部召集了杭丝联、车辆厂还有我们浙麻厂三个单位共同生产轧板，一共需要生产12块，那么 分下来每个单位生产4块。但到最后，其中的11块都是由我们车间生产的，车辆厂用龙门刨勉强做出了一块，杭丝联一块都没有做出来。 

在生产工具都不够的情况下要造那么大的东西确实很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正当我们小组犯愁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叫“蚂蚁啃骨头”的工作方法，其实这几个字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我有一 天在《机械工程》这本杂志上看到后得到的启发。“蚂蚁啃骨头”说白了就是用小东西做大东西。我们中国工业基础薄弱，那只有用土办法来攻克眼前的困难。我是做铣工出身，所以像铣刀这些基础的工具 我都是可以自己制作的。通过马达、机头等组装串联，轧板便可以自动生产出来了。 

车辆厂是用一个大的龙门刨加工出来的。这样的效率很低，结果我们11块都做出来了他们才做了一块。也因为这件事，我们车间受到了省里的表扬，从此之后，只要一有会战，省里面就会想到我们浙麻 厂车间。接下来就参加了第二次会战——造单晶炉，也就是炼单晶管的炉子，我们车间当时造了10台左右的单晶炉。会战那个时候真的是 特别辛苦，连轴转，站着都想睡觉。有一次我坐着厂里唯一的那辆吉普车去拿货，那时候因为大兴工业，到处在造路，路面都是大石块，非常颠簸，司机都要被震起来了，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还打着呼噜呢， 这当然是司机后来跟我讲的。 

铣工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小有名气了，开始有徒弟找上门来。我带过的徒弟现在数也数不清了。杭州重机厂的第一个铣工就是我的开山徒弟，后来，云南、新疆等地相继建立麻纺织厂，这些厂里的铣工几乎都是到我这里来学过的，学成之后回他们工作的地方成 为师傅再带徒弟。我记得最多的时候，一下子来了7个徒弟。那个时候机械这行里，不少人都知道浙江麻纺织厂有一个姓杨的人铣工活做得蛮好的。

杨文熙在杭州职工业余大学的学员证 

半工半读业余大学 

1965年，我被厂里保送到杭州职工业余大学读书。我们是学校开办后的第一届学生。那个时候国家比较注重培养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我们又是第一届，所以省市领导对我们都格外重视。我记得开学 典礼是在一个大礼堂里开的，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来为我们做开学报告。这在当时也算是蛮重要的一条新闻，《浙江日报》《杭州日报》都刊登在头版的。 

“文革”的时候，大部分的学校都停课了，但是我们职工业余大学没有停。当时社会上很多老师都没有地方去上课了，我们学校就在这个空当让几位学生代表到浙大去请老师，浙大不少老师都愿意过来给我们上课。当时听到浙大的老师要来，我们都非常开心。老师课上得特别好，加之我们是技术工人出身嘛，所以课堂氛围比较活跃。

杨文熙近照 

顾名思义，业余大学就是半工半读的形式，白天工作，晚上上课。读了几年后我就毕业了，到现在50多年过去了，我们杭州职工业余学校第一届的同学每年还会召开同学会，一起聚一聚，我都去参加 的，只可惜这几年来的同学是一年比一年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