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黄仁宇（英文名：Ray Huang，1918－2000），湖南长沙人，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先生于1936年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后抗战爆发，投笔从戎；战后又负笈美国，以34岁的“高龄”回归校园，从新闻系到历史系，从学士一直读到博士。毕业后，先后在南伊利诺伊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哈佛大学等处任职，相继出版《明代的漕运》《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书。其著作在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受到广泛欢迎和好评，先后影响海峡两岸几代人，仅《万历十五年》一书销量多达300万册。

先生提出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最为深远。无论是先生力倡的“大历史观”宏论本身，抑或是先生一再赋予史学的“经世致用”关怀，又或是先生论著热销所引发的“黄仁宇现象”，都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和感悟。

近日，恰逢先生百岁冥诞，南开明史学公众号推出纪念特刊，发表有关先生学术之两篇评介，以表达敬仰和缅怀之情。

（蔡亚龙）

《万历十五年》与晚明时代

商传

黄仁宇教授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作为一部成功的历史学著作，出版20余年来多次刊行而不衰，其读者面也早已不限于文学界，这实在是一件值得文学工作者们思考的事情。黄仁宇先生是华裔美籍史学家，也是华裔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法国年鉴派学术代表人物。他的学术特点在于对历史的宏观把握，虽然从一人一事入手，从一个年份说起，所要说明的却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在对于人物历史活动的叙述中，他强调将人物与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且不放过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使那些本来被史学界研究得很深的人物得以以新面孔再现于读者面前。这大概也正是《万历十五年》获得众多读者的原因所在。

1关于“ 大历史”

关于“ 大历史”，黄仁宇教授在他1985年为台湾食货出版社第一版《万历十五年》所作的《序言》 开头写道：“《万历十五年》一书虽说只叙述明末一个短时间的事迹，在总设计上却属于‘大历史’ 的范畴，‘大历史’与‘小历史’不同，则是作者及读者，不斤斤计较书中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其重点在将这些事迹与我们今日的处境互相印证。也不是抓住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应竭力将当时社会轮廓，尽量勾画，庶几不致因材料参差，造成偏激的印象。 ”

这与我们过去传统的治史方法是有明显不同的。明明是要写一个相对宏观的历史时代，但是却似乎只是在写这一年的历史，而不是像我们常见的那样去论述一个时段，如某朝初或者某朝末，或某个盛世、 乱世等。明明是要以16世纪的历史为论述的目标，却从一些表面上看来是“末端小节”而“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入手。更为与众不同的是黄仁宇教授选择了万历朝一个通常被看作是绝非重要的年份开始了他对于“大历史”的勾画。

万历时代在明史上被称作为晚明时代。万历朝堪称明朝的多事之秋，当然已确有一些重要的年份，如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二十年援朝战争，万历二十四年矿监税使的派出，万历三十一二年间的“妖书案”，万历四十三年起的“三案”，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之战等。与这些年份相比，万历十五年虽然有海瑞、戚继光的去世，但终究只能算作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年份，也即如其英文版的书名：无关紧要的 1587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但是作者却偏偏选择这样一个年份入手，这也恰恰体现出了其用心所在。这不仅因为那些通常被当作历史上重要的年份其实恰恰是作者所说的那种“小历史”的重点，只有摆脱这些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束缚，才能够去找寻更为准确的历史时代特征。而且对于这个所谓“无关紧要”的年份，作者也有他的独到见解。

谈“大历史”从历史的细微末节谈起，从不大为史家们通常注意的史实谈起，这应该算得上是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一书的一个突出特色。例如他并不像人们通常的那样去批评万历皇帝的荒怠，而是将其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强迫他立太子的一种报复。黄仁宇由此而提出了一个看法：“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2几个历史人物的评价

书的名字虽然叫作《万历十五年》，但书中的章节却完全依人物而设，一共写了六个人物：万历皇帝、 首辅申时行、已经去世的张居正、清官海瑞、军事家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六人当中，除去海瑞、戚继光于是年去世外，其余诸人的活动，在万历十五年并不十分的关键。但是既然有是年的活动，也就可以由是年而引申，并透过这些人物的活动去表现万历十五年所代表的万历时代。

与选择万历十五年这个无足轻重的年份全然不同，作者选择了六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万历皇帝且不必去说。首辅申时行是当朝政府的最高文职官员。张居正则曾经在万历初期专权十年，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此时他虽已去世五年，这个世间已无张居正的时代却绝非没有张居正的影响。将海瑞称之为“古怪的模范官僚”，这很是体现了作者所持的历史主义眼光。在万历时代，面对腐败日趋严重的社会性的放纵，一个像海瑞那样追求传统模范的官员就不仅会被视作古板，而且会被视作古怪。戚继光以抗倭和驻守北方防线而闻名于史册，本书在强调他的军事天才的同时，特别称之为“孤独的将领”，这也就将他放置到了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中来作评价了。李贽作为一位思想激进的哲学家，对当时的时代表现出了明显的叛逆性，并因此而卷入了政治漩涡之中，书中对他的评价是“自相矛盾的哲学家”。

事实上作者选出的这六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虽然包括有皇帝、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但他们显然都对当时的政治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选择这些历史人物，就不仅要能够表现万历朝的历史，而且要能够表现出万历朝的那种英雄气短的末世之态。

书中几乎所有的章节都围绕着这样一种政治情绪，在《世间已无张居正》一章的开首便这样写道：“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的陷于‘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以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每况愈下，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

张居正的悲剧源于他以个人权威所进行的改革触动了整个文官集团；申时行的悲剧在于他不得不降低张居正的标准而被视作“首鼠两端”；海瑞则以个人对于制度的遵循去对抗全社会的腐败风气，当他再次提出用太祖时代的“剥皮实草”去对付那些贪污的官员时，大多数人自然也对他敬而远之了。戚继光作为一代军事天才，却由于受知于张居正，而在居正死后遭到政治上的打击。他所进行的军事改革也因此而付之东流。最后一个人物是哲学家李贽。万历十五年是李贽出家的前一年。黄仁宇先生认为李贽在王阳明哲学的影响下“存在着鼓励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导行动、而不顾习惯的道德标准这一趋向。1587年，李贽就走到了这条道路的交叉点。”

3关于晚明社会的历史结论

黄仁宇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总结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这一切都可以归咎于庞大而无效的官僚体制，尤其是缺乏财政能力。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说道：“从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应该在读我书时，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 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这样的看法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几乎随处可见。他甚至认为：万历十五年“去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如我们今日读英人魏黎所作《中国人眼里的鸦片战争》，可见1840年的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从晚明到晚清，中国社会到底有没有变化，这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黄仁宇因此而对晚明时代作出的结论却有一定的片面性。目前国外学者，包括部分中国学者（尤其是台湾学者）都将晚明时代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而大多数的中国学者也认为晚明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社会转型时期。

所谓社会转型时代的特征之一，是旧体制的日渐没落与复杂难解的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就晚明时代而论，它一方面表现出了政治上的腐朽，另一方面却表现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经济活跃。而这恰恰也正是社会转型的特征。这个问题在今天更加引起学界重视。其中至少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在西方列强进入之前，也有一个自身近代化的过程；中国在晚明时代社会转型期表现出了自身发展特征；晚明时代的中国在经济、科技、思想文化诸方面，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可以说晚明时代的中国并未落后于当时的西方世界。

倘若一定就西方近代化的道路来看待中国历史，那么晚明可以说是一团混乱；但是若以中国自身的发展来看，晚明仍不失为一个尚具生机的时代。

（文章原载《光明日报》200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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