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针织厂，原为六一织造厂，创办于1924年冬，是浙江省针织行业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厂家之一，也是解放前全国12家全能厂之一。1958年，在全国5809家大中型骨干企业中，有530家企业首批进行技术改造，杭州市有9家，其中包括该厂。

六人办厂 创业维艰

1919年秋，在法国东部爱比那市的棉纺织学院里，有6位浙江籍的青年留学生，他们是胡海秋（绍兴）、陈浩（奉化）、杨雨田（奉化）、金赤文（上虞）、秦炳珠（嘉善）、何浩翔（诸暨），其中胡是公费留学，其余为勤工俭学。异国遇同乡，格外亲热，遂成莫逆之交。常谈论各自的抱负，六人都是“实业救国”论者。 

他们学的是纺织专业，想在回国后，用能筹集到的两万元资金， 在上海办一家小针织厂。所以毕业后，就请学院院长介绍到爱比那市的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厂去当实习生。该厂很想同中国做生意，就以优惠价格，供应他们一批针织机器。时值1923年冬。次年春天，除何浩翔继续留法深造外，其余5人学成回国。1925年冬，在上海闸北选址，经过一年的筹备，于1926年初，正式开机生产。

 他们在法国留学时，曾集资买来一些纺织技术书刊，曾加盖“六一藏书”印记，“六一”者，六人一心之谓也。即以此为厂名曰“六一织造厂”。推胡海秋为业务经理，秦、陈、杨、金分别担任正副厂长、车间主任。

 由于上海五方杂处，较难应付，所以各人从家乡物色工人，除劳动强度大的工种使用男工外，其余都是女工。一共只有20余人。当时主要生产汗衫、卫生衫，年产量只百余打。那时闸北区尚无自来水厂，漂染用井水，技术又没有过关，生产的坯布色泽暗淡，甚至发霉变脆，无法同英、日货和国产老牌货色相比。到1926年底，仓库里堆满了成品，资金枯竭，工资也不能如期发放。大家看到，要打开出路，就不能再囿于“六人”的圈子了，必须向外吸收资金。

得人投资 迁厂杭州

胡海秋有个表兄叫徐宝琳，在杭州开设绸庄，资金雄厚，是杭州市大绸缎批发商。他虽是旧式商人，却很有见地。他说：“居间谋利的批发商业已不合潮流，但办工厂企业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他愿意投放六一厂需要的全部资金。后来，他叫徒弟陈海珊也来投资。同时根据他的意见改组原来的管理机构。经六人商定，推陈浩任经理，陈海珊任副经理，徐宝琳为监理，胡、杨、金、秦四人，从旁协助。 

六一厂扩资后，添置设备，对漂染用水采取一定的处理措施，改进了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有了提高，渐渐受到市场欢迎。

北伐战争后，在上海市的四大家族势力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工商业中大鱼吞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现象日益严重。像六一厂这样 一家新办的小厂，随时有被排挤、吞噬的危险。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徐宝琳提出迁往杭州的建议。杭州生活水平低于上海，工人工资也比上海低，兼以徐在杭州商界颇有声望，银钱界、工商界都很熟悉，是六一厂可以立足的地方。 

1927年冬，六一厂迁到了杭州中山中路643号。徐宝琳设宴招待当时的金融界领袖金润泉等人，并得到他们在贷款上给以方便的承诺。有了资金，就着手增添机器设备，铺设管道，引用西湖水来漂染。产品色泽顿时改观，产品质量可同上海各大厂产品媲美，销路很快打开了。

 经营有方 销路大开

徐宝琳绸庄的最大销路，是在东北各省和湖北、湖南等地，在这些地区都派有专人料理业务。六一厂也把推销产品的业务委托他 们办理。当时这些地区没有针织厂，因而不久都成为六一厂销售汗衫、卫生绒衫的主要市场。销路大开，产量逐步增长。为了进一步打开销路，工厂派人前往两地区了解业务，研究当地消费者的需要。东北地区气候寒冷，他们设计的新款式“双鱼”牌双绒特厚中式卫生衫，有领、有袋、全开襟、大袖（不是罗纹袖），大受当地消费者欢迎 ； 武汉地区夏天炎热，他们设计的“双鱼”“铁锚”商标的大袖口短袖汗衫，穿脱方便，也很受欢迎。六一厂的这两种新产品，在东北和武汉两地区供不应求，销路甚好。至此，工厂转亏为盈，开始发展壮大。 

可是好景不长，“九•一八”一声炮响，摧毁了六一厂的东北市场。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恨，在全国掀起了以抵制日货为主的“抵制洋货、爱用自货”的浪潮。六一厂响应 这个运动，在产品的包装纸盒上都印有“牢记九•一八耻辱，请用六一国货”“毋忘五卅惨案，请用六一国货”等标语。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六一厂为北伐军赶制卫生衫绒衣，产量大幅度上升。“九•一八”后的全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给一蹶不振的民族工业得以复苏的机会。六一厂产品在上海、武汉的销路，可以抵过在东北的损失还有余。当时，六一厂还参加了南洋地区的“华货博览会”，产品在南洋的华侨中也有声誉。种种因素促进了六一厂的扩大再生产，数次增添机器，增加工人，日夜开工，还是来不及交货。到1937年初，六一厂已有职工 300余人，机器150余台。新产品有条子衫、水手衫等。销售地区扩大到浙、闽、赣、两湖、京津等地，固定资产由2万元猛增至40万元。这是六一厂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