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军占领杭州，明军并未与之有过大规模的激烈交战。但城中百姓仍然免不了悲惨的命运，有记载说，在“薙发令”下，当时“杭人赴横河桥死者，日数百人，河流为之壅”。

杭州虽失，明军实力尚存，兵部尚书张国维、总兵方国安屯兵钱塘江东岸，虎视杭州，力图恢复。 顺治二年（1645）七月间，方国安等率部攻袭富阳， 收复余杭县城，进逼杭城。方国安侄子方元科求战心切，引兵直指六和塔一带，被清将珠玛喇、武拉禅所部骑兵击败。清军再遣铁骑八百间道清风亭，从横山冲出，方国安部猝不及防，全军败退，逃往钱塘江对 岸。此后，两军以江为战线，互有攻防。清军擅长陆战，不习水战，钱塘江一线天堑，清军一时间攻不过去。当时清军长时间驻扎在钱塘江岸边，归降的明军士兵素知钱江潮的厉害，认为清军兵营肯定会被按时而至的潮水淹没，可是奇怪，潮水竟连日不至，大家以为是天神在帮助清军。

确是天助清军。顺治三年（1646）五月间，天时大旱，钱塘江水位低落。有一天，清军兵士看到有挑盐担过江来的小贩，便逮住询问，得知钱塘江水位很低，竟可以涉江而过。清军大喜过望。博洛贝勒令图赖及前锋统领努山率军从七条沙（在古西陵渡口附 近，今滨江区西兴）上游夜渡钱塘江，突袭明军，明军弃船而逃，次日江上明军水师也一击而溃。清军大队人马由是全部过江。这一战，对浙江抗清形势极有关键。明军残部从此无险可据，一退再退。而对于清军来说，杭州从此转危为安，使清军得以从容经营杭州，使之成为进攻浙东、福建等南方地区的后方大本营。杭州八旗驻防即因此而设立。顺治四年（1647）清廷命副都统董阿赖率师驻防杭州，是为八旗驻防杭州之始。

杭州驻防是顺治初年清廷最先在汉人地区设置的三个八旗驻防之一，其他两个设在西安和江宁（今南京）。所谓“驻防”，顾名思义，是驻而防之。防什么？就是防止内乱，监督汉族地方官吏和汉人军队绿营兵；清代官方文献说“我朝定鼎以来，虑胜国顽民，或多反侧，乃于各省设驻防兵，意至深远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后来杭州驻防的最高长官杭州将军还有一个称呼叫“镇浙将军”，这一“镇”字就真实地反映了清廷在杭州派驻八旗兵马的用意。

那么，清廷为什么选择在杭州驻防八旗劲旅，为什么要“镇”浙江一下？主要基于以下三个考虑：一是从军事上看，当时，浙闽一带，明军势力尚有相当力量，各地民军此起彼伏，如张煌言、郑成功等抗清势力颇令满清统治者头疼，杭州作为东南战略要地和遣粮糈的重心，必须派驻重兵，以资弹压和保卫。 二是杭州地处“天下财赋之薮”的江南，又处漕运通 道京杭大运河南端，从经济上考虑也很有必要设兵驻防。三是杭州为南宋故都，风光绮丽，人员辐辏，社会繁华，人文鼎盛，不可不重点设防，以制服人心。 清军占领杭州之初，在杭州城东望江门、清泰门、候潮门一带安营驻扎，而所谓兵营，不过是圈占民屋寺观。杭城多少百姓因此流离失所，困苦万端， 而面对虎狼之师，不必说敢怒不敢言，甚至于怒也不敢怒，只能忍受宰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顺治五年（1648）。这年，清统治者考虑到兵民杂处，不免因冲突而造成事端，而且八旗士兵也容易为汉族文化所侵染，故为求长久之计，有必要另择一地建设驻防兵营。任务交到了当时浙江省最高长官总督张存仁、巡抚萧启元手上。

杭州城自元末张士诚改作城垣以来，在明朝近300年间，格局未变。城西濒西湖一隅最为繁盛，其次在吴山之麓，再其次则为城东望江门、清泰门一带， 只有城北梅家桥、水星阁一带，原是湖荡，后退化为场圃园林，比较空旷。张存仁、萧启元等到处踏勘比较，认为在城北一隅建驻防军营较为合适。其他不说，至少对城内百姓的影响可降到最低。但二人为汉人官员，能居此高位，已属不易，所以处处小心，唯恐不慎获咎，何况驻防营建设这样的大事。他们不敢决断，便含糊其辞，将皮球踢给了中央。顺治皇帝谕 令礼部、工部二部会议。京里的官僚们并不熟悉杭州的情况，一番合计，便选定城西濒西湖一带，作为八旗杭州驻防的营地。

为什么如此选择？驻防将领的意见肯定起了决定性作用。旗营之地，原是明时杭城富人聚居之区， 有记载说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被圈为旗营城，以示征服。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决定筑营城西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应该是此地的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用今天房地产开发商的话来说，绝对是一线湖景小区，全是景观房。出门跬步即花柳繁华之地西湖，站在城墙上，白、苏二堤，保俶、雷峰二塔，一汪湖水，远处高低错落有致的群山，无限风光，尽收眼底；至若春花秋月，夏荷冬雪，潋滟水光，空濛山色，四时景物，在在不同。八旗劲旅久惯沙场，戎马倥偬，如今得有如此绝佳的驻防之地、颐养之所，岂不喜出望外？只是这西湖是苏小小、袁子才们的故乡，宋高宗赵构与佞臣秦桧们乐不思蜀的行在，白乐天、苏东坡们吟赏买醉的地方，饶你八旗劲旅有多少英雄豪气，亦将软化销磨殆尽。后来太平军杀到，全军覆没；辛亥义军炮声一响，旗营殊无招架之力，又岂是始作俑者所能臆想？

然而，尽管如此，八旗劲旅驻防杭州，在清代前 期的确起到了制服、震慑东南的重要作用。顺治、康 熙之间，东南地区以张煌言（苍水）及郑成功等为代表的抗清势力非常活跃，严重影响了地区局势稳定， 杭州八旗驻防四出，或亲自征战，或监督绿营，终将抗清义军剿灭。康熙三年（1664）七月，张煌言在舟山一海岛上被清军捕获，在宁波关了一个多月，于八月解往杭州，关在旗营监狱，屡劝不降，九月七日被押至公衙门审讯，宁死不屈，被杀害于旗营平海门门口的弼教坊（今平海路、岳王路口附近）。说起这个弼教坊，可是个血光凶灾之地，此前一年，庄氏《明史》案的一大批人犯即从旗营监狱提出押至此地开刀。选择旗营门口的这个地方作为镇压汉人反抗的刑场，无非告诉汉人：有我八旗劲旅在此镇守，尔等好生作顺民罢，否则弼教坊将是你们的归宿。

八旗劲旅驻防杭州重地，军事行动自然是其最主要的功能。但在清代前期，杭州驻防官兵有那么几次，也像今日的军队一样，被派往执行与军事浑不搭界的民事任务。康熙四十五年（1706），根据皇帝旨意，从江宁、镇江、杭州驻防选派一些官兵，由副都统或协领带领，前往苏北里下河河工工地协助。雍正十一年（1733）八月，经杭州湾北岸海塘工程管事大臣要求，皇帝命令杭州将军阿里衮、副都统隆升选派驻防官兵前往海塘工地监修工程。乾隆四十一年（1776），杭州驻防官兵又被地方抓了一次差。这一年仁和县庆春门外钱塘江沿岸各堡一线发生重大蝗灾，将军宗室富椿派出驻防官兵协助仁和县当局捕灭蝗灾。

（二）

八旗驻防建置基本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专筑驻防营城，与原城中民居街巷完全分隔，太原、江宁、荆州驻防营等即是；一种是圈定一块区域，用栅栏、坐堆（相当于岗哨）等分隔，广州、福州驻防营等即是。杭州驻城营起初采取的是后一种模式，只是圈占民屋，北至井字桥，南至军将桥，西抵城墙，东至大街。这时，原居民并未被全部驱赶，被占民屋的居民往往并屋居住。这样于兵于民，都不方便，而且极易滋生事端。朝廷于是决定筑城。

筑城可是个大工程，主事者是浙江省的行政长官巡抚萧启元。先是跑马圈地，一彪满洲骑兵携着一捆捆三角小红旗，在杭州城西纵马跑了一圈，所到之处，插上红旗，红旗圈内，就是旗营的规划用地。 这个工作倒是简单，远不像现在规划行政部门的工 作那样繁难。这一圈有多大，竟横跨仁和、钱塘二 县。西自钱塘门起，一直到涌金门，东由盐桥到结缚 桥，南由结缚桥到丁丝桥，西由丁丝桥到溜水桥，北由溜水桥到盐桥，以今天的地名，大致范围相当于湖滨路—开元路—青年路—惠兴路—邮电路—惠兴里—岳王路—庆春路一圈，全城占地1400多亩（包括后续圈占）。经过约两年时间的建设，到顺治七年（1650），营城即告竣工。 驻防营城的修筑是动用了浙江全省之力。城墙分成许多段，各府各县各承担一段。具体的做法大概是各府县分别出资负责所属各段的修筑，具体工程应该是由统一的工程队来营造，不太可能由各府县分别派人修筑。工程完工后，各府县还要永久地为各自承担 的那一段负责，以后如有损坏，各自出钱赔修。

到了顺治十五年（1658），又有新一批500名甲兵 前来。营城内安置不下，将军与地方官员商量，决定 在营城外从涌金门至羊坝头一带圈占民屋安置。康熙元年（1662），朝廷又调拨一批满洲兵到杭，原拟安置在钱塘门附近，但因房屋倒坏，不堪居住，便动议在城北武林门一带圈拨民房居住。此事被居民获悉，爆发了一次“群体性事件”，差点不可收拾。

此事还没有完。自顺治十五年（1658）起已在营 城外驻扎了4年多的四旗官兵，因感到生活不方便， 希望进入营城，旗营将领也认为部分官兵另居城外， 在管理上也很不方便，于是动了一番心思，向兵部行文，图谋改变旗营城现状。兵部于当年九月奉旨同意“筑墙分界”，可能朝廷并不了解实际情况，“筑墙分界”的意思大概是在四旗驻扎地周围造一圈围墙， 使与民居分隔。这样岂不是又在旗营城外新建一所小小旗营？但这并不是杭州驻防所图谋的，旗营将领们真正的意图是扩建旗营城，将城外四旗驻扎地包括进来。将军（当时正式的官名称“总管”）柯魁假借朝廷旨意，向浙江总督、巡抚行文，要求将现旗营城墙统统拆掉，再按省城城墙样式重新筑建，城墙上宽至可容五马并行。这可是完全不顾杭城百姓死活的狮子 大开口，清初旗营将军的跋扈由此可见一斑。

如此过分的要求自然遭到了浙江地方官员的抗拒，但以地方大员的智慧，自然不会明言拒绝。浙江巡抚朱昌祚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先是算了一笔账，说重建旗营城需花费巨款（银30多万两），拆迁民房巨 量（8000余间），再说浙省近年因征调频仍、天时不顺，百姓困苦，流离丧亡，实在没有力量兴建如此巨大的工程，又说如果再行筑城，势必使众多百姓失去家园，此情此景，实在是值得怜悯的。这个奏折上去后，被朝廷采纳了，添筑界墙的事也就停止了。大概当时辅佐康熙皇帝的大臣们考虑到如果再像以前那样 强来，会激化满汉、军民矛盾，所以此事不做也罢。到了康熙八年（1669），朝廷终于下定决心，发布圣 旨：“凡驻防旗兵，嗣后永远不得居住民屋。”杭城 百姓总算大大松了一口气。后来，驻扎在旗营城外的 四旗兵马也移驻到城内，原房屋租给民人居住。杭州旗营城范围自此固定未变，一直到民国初年拆毁。

再回头来看那新筑的城中之城，还真是相当的高大威猛。城基用黄石垒就，上用长八寸、宽五寸、厚 两寸的青色城砖砌筑，城高一丈九尺（约6.33米），厚二庹（约3.33米），城上宽可容二马并行；城墙周长九里（约4900米），穿城二里（约1000米），城内有两条小河流过，城墙周边开了五个门，故晚清旗营诗人三多有诗云：“五小营门九里城，穿城河水最澄清。”今日沿旗营大致范围（不包括今日庆春路以北、环城西路以东、武林路以西一带的原旗营大校场），骑自行车以正常速度骑行一圈，扣除路口红灯停留时间，大致需要25分钟，以普通自行车平常速度每小时10千米计，25分钟所经过的路程差不多就是9里左右，可见古人的测量还是比较标准的。

旗营南门为延龄门，凭临涌金河，有吊桥（延龄桥）与外交通，后延龄路（今延安路）由此得名， 延龄桥南旧称营门口，是一处非常热闹的所在，后来俗称闹市口；东南门为迎紫门，也叫花市门，前临官巷口，即今解放路口，也是一个热闹的地方；东门为平海门，前为弼教坊，即今平海路口；东北门为拱宸 门，在井字楼，面临浣沙东河；还有一座承乾门， 在拱宸门西北。延龄、迎紫、平海三门，各宽一丈 二尺，高一丈六尺；拱宸、承乾二门比较狭小，承乾 门更被称为便门，是柴草入城的通道。原来钱塘门不是营城的门，门内原有大校场，系绿营汉兵习武之地，旗兵嫌原练武的地方、营城外西南湖边亭湾不方 便，便将大校场占了过来，将汉兵赶到候潮门附近的椤木营（今落马营）练武。旗人随即建筑设施，将原 营城北墙向北移建，将钱塘门纳入营城范围之内，只是这样，苦了汉人，汉人出入钱塘门，必须穿过旗 营，经常无端遭到旗兵刁难凌辱，妇女尤甚。原承乾门也随着城墙移建至东墙拐弯处，出此门（后俗称小营门），即可进入大校场；汉人要到西湖北山去，也先从此门进入旗营，再从斜对过的钱塘门出城。乾隆三十年（1765），为方便皇帝从旗营前往大校场检阅，将军萨尔哈岱在离钱塘门北向州城城墙不远处的 营城北墙新辟了一座门，取名建正门。至此，旗营城 总共有大小城门（陆门）七座。旗营另有三座水门， 一在军将桥东，西湖水由此流入城内；一在结缚桥西，东浣沙河由此向东北汇入小河；一在盐桥北，西浣沙河由此北向流入西河。这三座水门，都可进出舟筏。涌金水门在旗营城西南角，湖水沿营城南城墙向 东流入城。

旗营城故地原是杭城繁华之区，除民居外，还有前代传下来的许多寺观祠庙。被圈为营城后，一些建筑得到了保存，坊巷之名亦仍其旧。自北（承乾门）而南（延龄门），有一条大街贯穿营城，即后来所俗称的延龄门大街或营大街。大概因地理或房屋建筑的缘故，此大街中间段多有弯曲。康熙年间，为迎接皇帝巡幸，将大街铺设为石道，大概是铺成了石板路。 设想皇帝经过大街，千骑扈驾，马蹄疾疾，该是何等 壮观的场面；又或夜半单骑走在大街上，马蹄的的，声声入耳，又该是何等诗意。

这座高大威猛的旗营城，在杭州矗立了200多年，一直到咸丰十一年（1861）被太平天国军队毁坏，只剩下一段段残缺不全的城墙。这段让旗人伤心 欲绝的往事下文将有详述。

八旗兵马完全是陆战部队。清初水师基本上是绿营兵的职责。雍正二年（1724），皇帝采纳兵部侍郎牛钮意见，令江宁、杭州、荆州、京口、广州、福 州等处八旗驻防学习水师，以利水（海）战。次年第 一个水师营天津水师设立。雍正五年（1727）十月， 皇帝下旨，在滨江沿海地的杭州驻防兵丁应当学习水师。水师营该设立在何处呢？杭州将军鄂弥达、浙江总督李卫筹画许久，最终选择在嘉兴府平湖县乍浦地方建立驻防水师营。乍浦地处江、浙两省海道咽喉，明时为防倭要塞，交通便捷，且距杭州只有200多里地，一旦有事，可与杭州驻防相互接应。雍正七年（1729），皇帝命令杭州副都统傅森移驻乍浦，当年八月，首支驻军分四批从杭州调赴乍浦。

乍浦距离平湖县城30里，本有城垣，水师营就建在乍浦城东北，占地260亩，有营房3200间，后有续建，起初仅用竹篱笆与原城隔开。乾隆五年（1740），经福建与浙江地方、驻防多名官员联合奏请，朝廷同意拨出公帑，将旗营周围篱笆改筑砖城，并于当年十月二十四日动工，至第二年（1741）十二月初六日竣工。旗营城修建了陆门四座，水门三座，正营门向南开设。

乍浦驻防是一座小型的杭州旗营，各级衙门一应 俱全。从副都统到笔帖式，各有相应的官署，此外也 有公衙门、理事同知署、教场（占地70多亩）等，都集中在东门一带。副都统署是营内最大的一座建筑， 有各种功能的房屋36间；协领署则有房屋15间。总体上看，乍浦旗营官署等设施比杭州本部的要简陋一 些。还有一些军事设施，如火药局、军工厂、营外制 高点西山咀等处的炮台等，倒是杭州旗营所没有的， 这是由其海防水师的性质所决定。军工厂设在汤山南麓的海边，是修造战船和器械的地方。

乍浦水师筹设时，原设想驻兵1000名。但雍正皇帝认为1000名太少，应驻2000名。后来经过商议，确定乍浦水师兵额1600名，分左、右营，各有兵800名，左营由杭州驻防派出，右营由江宁驻防派出，全部是满洲兵和蒙古兵，没有汉军。最高统帅为副都统，首任副都统是杭州驻防右翼副都统傅森。属下有协领5员，佐领11员，防御8员，骁骑校16员，理事同知1员，笔帖式2员。水师设立之初，拥有大小战船22艘，是由宁波、温州二地的船厂赶造的。所有船只编为两支舰队，每支各拥有大号赶船5只、小号赶船4只、南船2只。赶船不知道是怎样的船，大概总是速度较快的船。这两支舰队的名字取得很有意思，一支是由左营操练的“宁”字号，一支是由右营操练的“谧”字号。取这两个名，无非是希望海疆安宁的意思，说不定这名字还是雍正皇帝亲自取的呢，至少也是经过他同意的。这很好，因为和平总是世人的希冀和福祉，但一支舰队取了个如此文静的名字，在精气神上似乎是不大对劲的。看近代西方列强的舰队，如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侵略中国的“东方远征 军”，名字取得多么霸道。如此精神特质完全不同的两类海军遭遇会是怎样？答案自然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