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余年来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学研究拓展新领域并获得不断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回顾“文革”之后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商会史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这一新研究领域的产生，与章开沅等老一辈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拓展深化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研究紧密相连。自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近代史学界对商会史研究初始起步，迄今为止虽然只有为时并不算太长的30余年，但已出版的大型商会档案、史料汇编为数不少，各种有影响的研究著作也接连问世，发表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与好评。尤其是201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马敏主编4卷本200余万字的《中国近代商会通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为集中反映中国大陆史学界研究商会史最高水平的代表作。

商会史作为一个新研究领域，之所以很快就能够得到近代史学界的重视与好评，原因之一是从事商会史研究的老中青学者梯队较整齐，并且努力辛勤耕耘，刻苦钻研，不断推出分量较重和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原因之二是在商会史研究中，不少学者十分注重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扩大研究视野和相关理论、方法的运用，不仅使商会史研究得以不断深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起到了带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断发展的积极作用。本文无意对商会史研究的众多成果作具体介绍，而是着重从宏观层面阐述近30余年来商会史研究视野、理论以及方法的探索与影响，以冀对进一步推动商会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有所启迪。

一、 商会史：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研究中探讨新视野和新思路的产物

商会史研究为何能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兴起，并很快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研究领域？这一新领域又何以能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受到近代史学界的关注？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对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以及面临的问题予以回顾和分析，而且不能不谈到老一辈著名学者章开沅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商会史研究的倡导开创之功。

“文革”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国近代史的诸多研究领域中辛亥革命很快成为研究重点之一。早在1980年，章开沅先生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的重要论文，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推翻制约辛亥革命史和资产阶级研究的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客观认识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作用与影响。这篇论文还首次阐明应该注重对商会、商团等课题的研究。“除了企业家与企业集团以外，行帮、公所、会馆、商会、商团、码头、集镇等等都应该列入我们的研究课题，也只有这样逐步弄清各个侧面，我们才能对于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动向作出更为深刻的科学的说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该文的相关论述在当时不仅对辛亥革命史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盛也产生了影响。

由于海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辛亥革命史和资产阶级研究的发展极为迅速，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尤其是研究视野较为狭窄，研究方法也较为简单。为了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引导辛亥革命史和资产阶级的研究向纵深拓展，章开沅先生又相继发表一系列相关论文，强调要注重对社会环境的考察与研究，并进一步揭示了商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例如1981年发表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即着重说明以往对资产阶级的研究，更多是考察少数个别企业主的经营活动，而对于这个阶级的整体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情况却缺乏专题性和综合性研究。“譬如商会，我们一向就研究甚少，其实这是从整体上考察资产阶级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1904年以后，各地相继成立的商会，逐渐把工商业者组织起来。在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地区，其势力不仅渗透到传统的社会组织——会馆、行帮、善堂等等，而且更控制了新建立的各种社会团体——商团、体育会、救火会、市政工程机构、地方自治机构以至学校、教育会、文艺社团、医学团体等等。从不少大中城市来说，几乎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影响。”因此，“如果多注意考察一些类似这样的社会‘细胞’，并且认真地加以剖析，将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进行更确切的估量。”以上论述，是近代史学界对商会史研究重要性的第一次较为详细的说明，同时也具体指明了如何开展商会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稍后，章开沅先生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将其注重考察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所处之社会状况、社会环境的相关论述，简明扼要地提炼归纳为“社会历史土壤学”，其主旨是举凡研究历史思潮、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都必须深入细致地考察和探讨孕育各种思潮、人物与事件的社会历史土壤，即重视研究当时的具体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多重复杂影响。章先生对此曾予以具体说明，强调人物和事件都是社会运动的产物，而运动又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的，“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这具体环境可能出现的进步的主要动力”。在对“社会历史土壤学”的具体论述中，章先生又再次提到商会、商团等资产阶级社团研究的重要意义，并指出所谓资料匮乏绝不是我们缺少相关研究的理由，“只要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环境，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便可以不断发掘出来”。例如保存完好的各地商会档案、苏州市民公社档案已尘封多年，很少引起研究者关注，更无人充分利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主动打开了封闭多年的国门，不仅两岸四地的学界得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中国大陆学者与西方学者之间的学术互动也渐次展开。随之而来的是港台以及西方学者研究辛亥革命和资产阶级的不同学术观点，对大陆近代史学界的一些传统结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对这一挑战如何作出令人信服的学理性回应，是大陆学者面临的一次考验。例如台湾学者直接否认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认为是“全民革命”，这一争议成为海峡两岸学者在芝加哥辛亥革命学术会议上交锋的焦点。与此同时，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对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论提出质疑，其主要依据之一是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尚未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并批评中国大陆学者在研究中对资产阶级概念使用过于宽泛，存在明显不当之处。

作为中国大陆研究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的著名学者，章开沅先生不仅从视野、理论、方法的高度作出了回应，而且通过对江浙地区资本主义发展与资产阶级影响的一系列实证专题研究予以证实，受到港台地区和西方学者的重视。关于资产阶级概念问题，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学者将并非资本家的革命者冠以“资产阶级”之名，是误用了资产阶级概念，真正的资产阶级应该是工商业资本家。章开沅先生指出，这是因为中外学者使用资产阶级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区别，中国学者主要是使用资产阶级的广义定义，包括自由职业者和中产阶级，所以将革命者包括在内；而西方学者使用的则是资产阶级的狭义定义，只包括工商业家、金融家在内的近代企业家。其实，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中外学者之间，而且存在于外国学者之间，同时也存在于中国学者之间。因此，“中外学者之间的主要分歧，似乎并不在于‘资产阶级’概念的本身，而是在于这个概念的具体运用”。在此基础上，章开沅先生还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论述了应该如何判断辛亥革命的性质，阐明“有些人总爱攻击唯物史观是一种‘框框’，但他们不知道，或者根本不愿意知道，最为反对以抽象的、僵死的‘框框’硬套历史的，倒恰好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它反对一切先验的、主观臆造的模式”。因此，考察辛亥革命的性质，不能完全以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参照模式，因为它发生在距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一两百年以后的古老东方帝国，具有独特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当时的革命者从表面上看绝大多数确实不是资本家，而是知识分子，但对于政治界和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不能简单地按家庭出身来划分阶级属性，应该着重分析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反映哪个阶层的愿望。就此而言，辛亥时期的这些革命者显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代言人。

针对台湾与外国学者所说的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仍非常幼弱，没有形成一股阶级力量，不足以决定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章开沅先生则用大量史实以及国内近代史学界的相关最新成果，充分说明在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有一个资产阶级存在着，活动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由于在此之前国内近代史学界对资产阶级主体，亦即狭义概念的资产阶级的研究确实比较薄弱，因而对工商业资本家组织的社团，亦即商会、商团等进行深入考察，就更显得意义重大且尤为迫切。为此，章先生又一次强调开展商会史研究对于探讨资产阶级具体发展状况和辛亥革命性质的重要性，并具体指出“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先后建立，可以看作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的重要标志。1905年以后，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显示越来越大的活动能量，是与他们有了商会这个纽带和基地分不开的。……商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方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社团，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地方，从此不再是以个人或落后的行帮形象，而是以新式社团法人的姿态与官府或其他社会势力相周旋”。这段文字虽然不长，却将商会在清末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展现得淋漓尽致。

可以说，章开沅先生对于辛亥革命史和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视野、理论与方法等重要问题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并不断提出极具启迪和指导意义的新见解。例如他后来还曾阐明辛亥革命史和资产阶级的研究必须注重“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具体是指在综合与专题研究中“努力向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即不仅要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长河中，而且要放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总范畴中，作切实深入的研究与相应的理论探索”。特别是章先生对于开展商会史研究的反复倡导与呼吁，显示出极为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与前瞻性，对于其后商会史研究的迅速兴起与发展产生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作用。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章开沅先生不仅从视野、理论与方法的高度呼吁开创商会史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而且在推进商会档案的整理与出版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初，章先生为从事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这一课题的研究，于1980年冬赴江苏和浙江两省查阅相关史料，在苏州市档案馆发现完好保存着苏州商会自1905年成立到50年代初的全部档案，只是因为没有整理，暂时无法对外开放提供给研究者阅览。这对于一直倡导研究商会的章开沅先生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喜讯。他立即向档案局（馆）领导说明了苏州商会档案对于辛亥革命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主动提出由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与苏州市档案馆密切合作，共同整理编辑并分期出版卷帙浩繁的苏州商会档案，苏州市档案馆领导对这一建议欣然同意。马敏和笔者二人当时作为刚刚入门的研究生有幸参与了这一工作，并由此与商会史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随着系统而完整的苏州商会和天津商会档案相继出版，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并加入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的行列，其中还包括一部分海外学者。于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商会史迅速发展成为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分支领域。尤其是华中师范大学有不少中青年学者在章先生的率领之下，先后加入到潜心致力于商会史研究的队伍之中，形成了一个研究商会史的重要团队，取得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并成立了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心，被海内外近代史学界誉为中国商会史研究的重镇。

不难看出，类似章开沅先生这样的老一辈优秀学者，大都具有深厚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同时也能够与时俱进，善于吸收借鉴其他各种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因而研究视野也更加开阔。如上所述，章先生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意识到考察社会环境和阶级、阶层、集团（团体）分析的重要作用，反复呼吁近代史学界应该大力开展对商会、商团等资产阶级社会团体的研究。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甚至要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而章先生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从来就自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即使是到国外讲学也从不隐讳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与此同时，章先生十分重视原生态史料的挖掘与整理，推动苏州商会档案出版问世，为商会史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可以说，倡导商会史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初章开沅先生的一大学术宿愿。如果当时没有章先生的反复呼吁和倡导，就不会有商会史研究的迅速兴起与发展。

其实，章开沅先生早在“文革”之前即有开展商会史研究的初步设想。据章先生回忆，1964年春他参与筹备“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委员会”计议中的有关资产阶级调查项目，了解到天津市档案馆收藏有天津商会的档案，即敏锐地意识到该档案对于研究资产阶级与资本集团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当时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商会史研究难以付诸实施，“文革”爆发后这一计划更只能束之高阁，直至“文革”结束章先生才又大力呼吁开展商会史研究。上世纪90年代初马敏与笔者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出版问世，章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十分感慨地说：“马敏与朱英都是我‘文革’以后的学生与同事，但他们从事的商会研究，却是我‘文革’以前即已着手筹划却终于被迫中辍的课题。因此，他们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得以出版，帮助我了却了一桩多年未了的宿愿。”我们为能够实现先生多年未了的宿愿当然深感荣幸与自豪，但没有先生的远见卓识与直接引领，当年懵懵懂懂对商会一无所知的我们，也不会自觉地意识到商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而步入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会史研究的兴起，对辛亥革命史与资产阶级研究的深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到近代史学界重视与好评。但无可否认，商会史研究在初期的起步阶段，主要只是附属于辛亥革命史的一个分支领域，缺乏更加开阔广泛的研究视野，所使用的研究范式也是比较单一的政治史或曰革命史模式，主要以商会的政治态度和行动作为评价其是否保守软弱的标准，这无疑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因此，在商会史研究进行了十余年之后，即有学者开始反思初期阶段商会史研究在视野及方法等方面存在的缺陷。2001年，冯筱才发表《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一文，指出“早期中国商会史研究主要是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被开拓的，商会成为对资产阶级进行集团分析的一个标本，而分析的动机多出于更加清晰地了解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所以时段上价值取向上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稍后，马敏也撰文阐明早期的商会史研究在政治史范式的制导下，呈现较为明显的两个情结，一是“资产阶级情结”，即回应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并无资产阶级的论断；二是“革命情结”，即通过商会的表现来证明辛亥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革命。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商会史研究的兴起原本乃是80年代初在辛亥革命史和资产阶级研究中，为寻求扩大研究视野和改善研究方法的产物，结果初期阶段的商会史研究自身也陷入了研究视野狭窄和方法单一的窠臼。由此也造成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这就是商会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无疑是全新的，但商会研究的问题意识却是旧的，即主要为了回应当时海外学者提出的挑战性学术观点，论证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已经产生以及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似乎又给人一种新瓶装旧酒的感觉。虽然早期商会史研究中这一缺陷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一新研究领域产生的学术背景及特殊缘由的影响，也可以说有着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但现在看来主要还是当时我们这些中青年研究者的主观认识出现了偏差。因为章开沅先生早在倡导开展商会史研究的过程中，就曾经反复阐明商会的作用与影响并不限于政治领域，而是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明显体现，这实际上已经提示我们对商会史的研究不能仅仅限于单一视野的政治史模式。

作者朱英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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