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我在杭州第 一中学初中毕业。1969 年春节后去了浙江省德清县洛舍人民公社陆家湾大队 落户。三个月后，即 1969年 5 月，黑龙江省合江地 区农场派人来杭州招收知 识青年，我得到这个消息 后，立即从德清赶到杭州 应征。6 月，我离开杭州， 来到北大荒鹤立河农场。

鹤立河农场  

张抗抗在北大荒

　　鹤立河发源于小兴安 岭，蜿蜒流经兴安台、峻德、新华境内，穿过东大甸子至古城，与梧桐河一并汇入松花江。鹤立镇边上有一座长长的木桥，桥下河床 宽阔，雨季来临时水流湍急，名为阿林达河（满语）。小镇铁路以西 的土地，有清澈的乌龙河由北向南汩汩贯行。

这个被三条河流环绕的农场，叫鹤立河农场。 　　

鹤立河农场始建于 50 年代，是三江平原的“鱼米之乡”，曾有“塞北小江南”的美称。它以前曾是一个劳改农场。 　　

那辆从杭州出发的知青专列，在路上走了三天三夜，出山海关 过哈尔滨，从佳木斯再往北 60 公里，终于停靠在那个叫做鹤立的小 站上。满满一火车的知青带着他们的行李，站在铁轨两侧。大家在6 月清冷的小雨中吵吵嚷嚷地等待许久，按名单被分配到各个分场， 然后坐上分场来接我们的胶轮拖拉机，各奔东西。我们在泥泞而颠 簸的土路上“颠”了三个多小时，总算到达了目的地——二分场。

　　那天，在分场场部的空地上，越过欢迎的人群，我第一眼看见 的是房屋后面一座高高的木架。木架约有三层楼房那么高，顶端是 一所四面漏空的岗亭，上面有盖可避风雨，一侧有木制的扶梯可以 往上攀登。这大概是方圆几十里地界中最高的一座建筑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叫瞭望塔。以前是用来监视“劳改犯”，防范 他们逃跑的。劳改农场划归农场管理局后，这座瞭望塔依然伫立在 那儿。

　　我们百十个新来的杭州知青，被分配到各个连队。有干部将我 们领走，沿着一条黄沙铺就的小路，前面出现了一堵黄泥垒成的土墙。 土墙上有门洞，穿过门洞，是一个极大的院子，被一人多高的土墙 围成一个长方形，土墙上圈着一道道生锈的铁丝网。在围墙两端的 土墙上方，也有两座小小的木塔，像个岗楼的形状。它们基本上保 留了原来劳改农场的格局，只是那岗亭上如今没有了站岗的卫兵。

　　我们很快便真真切切、确确实实地置身于昔日的劳改农场之中 了——由土坯砌成的红瓦苫顶的连队宿舍，一排排整齐地排列在那 个大院里。每排宿舍长约 60 米，只在两端有两个门可供进出 ；那排 长长的宿舍在知青到达前，已经被拦成两段，在中间部位隔开，以

便两头可分住男女知青。

从一头的门进得屋去，左右两边分别两排长炕，一眼可看到房 屋的尽头。在这样毫无遮挡、一览无余的空间里，显然极其便于管理。 无论是男宿舍还是女宿舍，都不可能有任何个人隐私存在。连长和 指导员随时随地都可以闯进来，喊起床喊出工喊开会，随便坐在谁 的铺位上，用手扒拉他们熟睡的脑袋，一次喊不醒两次喊不醒，急了干脆伸手把人从被窝里拖出来。 　　

鹤立河农场的鹤岗、佳木斯、双鸭山知青，是在 1968 年 10 月最先到达的。到了 1969 年 6 月，又来了我们这一火车杭州知青，后来是宁波知青和温州知青。到 1972 年，又来了哈尔滨的“小知青”。

在这上万名知青陆续到达以前，劳动局已将各个劳改农场的那些刑 满留场的就业人员，大部分遣散到黑龙江各县农村，只留下一部分 年轻力壮的“生产骨干”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单身汉。原来管教“劳改犯”的管理干部，基本上都留在农场“就地转业”，顺理成章地接 着来管理知识青年了。还有一些从附近农村陆续招收的“基本工人”，出身好、政治上可靠，算是农场真正的“贫下中农”。

　　那些管理干部，大多是 1958 年的转业官兵，来自河南、山西、 甘肃、四川等“五湖四海”，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从各省押送劳 改犯来东北服役后，留在这里当“管教”的。他们文化不高，但吃 苦耐劳，忠心耿耿，党叫管“劳改犯”就管“劳改犯”，党叫管“知

青”就管“知青”。但由于他们多年来一直管教“劳改犯”，后来管 理“刑满就业人员”，养成了说话粗声大气，吆五喝六的习惯。如今 面对城里来的知青，一时不大适应，又看着知青的自由散漫和笨手 笨脚，实在着急上火。何况报纸上也说，知识青年需要“劳动改造”嘛， 便将知青当“劳动犯”来严加管教，工作方法简单，说话都是命令式， 言语粗暴，说一不二。

知青与“管教”们，很快发生了冲突。可能是因为某个知青军 训集队的拖拉，可能是因为知青铲地把苗铲了而将杂草留在那里， 可能是因为食堂的伙食，也可能因为女知青把内衣晾得到处都是……

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引起冲突 ：一方是训斥，一方是不服 ；越是不 服就越得训斥，越训斥就越是不服。 　　知青们刚刚“毕业”于“文革”的“文攻武卫”，个个伶牙俐齿， 能言善辩。况且都能熟练地灵活地运用伟大领袖的语录，倒背如流， 活学活用。若要讲理，管教们是讲不过知青的 ；要想不讲理，管教 们也胡搅蛮缠不过知青。几次三番后，管教们不再同知青白费口舌， 他们自有管教的办法——凡遇有刁钻滑头的，遇有讲起道理一套一 套的知青，逮着一个错，就往场部的“小号”里送，先关你个十天 半个月，看你老实不老实（“小号”——农场为“管教”犯人自设的 禁闭所，据说面积仅容一人，只能坐不得躺。有些干部把知青完全 当成了犯人，想关谁就关谁，相当于非法拘押，是当时缺乏法制、 人权概念的明证）！

　　我曾在一个砖瓦厂呆过一年，那里有个队长性情极其暴躁。一次， 有个知青同他发生争执，队长喊来人，当即把那个男知青用绳子绑 在椅子上，饿了他几顿，一直到他服软认错为止。

　　知青们终于发现顶撞是没有好处的，大权都在管教手里，得罪 了管教，那小鞋够穿上几年的。于是，渐渐地就改变了战略战术， 从公开顶撞改为暗中捣乱，从硬磨改为软泡，从言语改为行动，从藐视改为戏弄……知青们开始给他们不喜欢的管教起外号，什么“小

炉匠”、“座山雕”、“鱼头”、“疤拉眼”等等，私下里全用外号代替了， 一时很是解气。如果写“决心书”或是请假条之类的，故意用一些 生僻的字，让管教念白字或念不下去，然后，哄堂大笑，笑得人仰马翻。更有甚者，为了报复某管教的“管教”，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为 了解馋，就去偷管教家的鸡鸭，还有自留地的青苞米和豆子，用麻 袋装了回来煮着吃。

　　记忆中几个连队的管教大多没怎么为难过我。先是在菜园队， 后到了砖瓦厂，再是八分场的科研班，后来是场部文艺宣传队。历 任的“管教”们歪着脑袋斜着眼睛瞥我一眼，看我那个细瘦文弱的 小样，眼睛里有几分无奈几分怜悯，知道指望不上我什么，也就懒 得同我废话。

菜园队有个老队长，叫李青山，是抗战时期的老党员，没文化， 转业后就种菜。他待知青挺和善，从不呵斥我们。 　　

后来，我到了砖厂。砖厂那老连长脾气暴躁，山东人，瘦高个， 瘦削的脸上一双眼睛布满了血丝。他整天在工地上转悠，或者站在 别人看不见他的旮旯里，悄悄地观察着干活的人。发现谁偷懒谁出 了错，冷不丁地出现在此人的背后，一把抓住那个确凿的“罪证”，骂得连祖宗八辈子都捎上了 ；谁要是偷工减料或是干活瞎对付，他真的生气，气得浑身哆嗦，不骂得你无地自容当场重新返工，决不 罢休。但砖厂一位姓卢的副连长，河北人，性情随和，知青爱同他 开玩笑，他也不恼，知青就将他视为朋友，称兄道弟的。他媳妇是 广东人，我们叫她“李姨”。李姨在家属队下地干活，在家养猪喂鸡， 里里外外一把手。知青中有人家里寄来邮包，常拿到她家里去煮小 灶吃 ；她家的青苞米下来了，鹅蛋腌咸了，也常打发儿子来叫知青 去吃，那几年我遇到过一些难处，李姨一家给过我许多关怀。她家 的大闺女小勤，后来嫁给一个宁波知青，大返城时随知青去了宁波家， 也是知青中的一段佳话。

二分场的领导，即革委会成员们，说话处事、政策水平显然比连队干部高出一筹，态度也和悦得多，他们煞费苦心地“托管”着这几百名知青。 　　

王悦庭主任不苟言笑，总是板着脸，看上去很严肃的样子。我 无从得知他来自哪里，转业以前是连长还是营长？但他担任着全场 这最大一个分场的一把手，想必资历不浅。我们都对他敬而远之， 认为他根本连我们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但两年以后，不知道他怎么 听说我爱写爱读书，就把我调到分场新成立的“政治文化室”，让我 管理图书兼管通讯报道。另有一位副主任刘振和，三十几岁，胖胖 的圆脸，看上去总是笑眯眯的，说话尖声细嗓，对待知青挺和善， 擅长做思想工作。对于知青的胡搅蛮缠他从不计较，常常不厌其烦 地找人谈话，道理讲得人心悦诚服。还有一位 1964 年下乡的鸡西知 青屈吉月，当时已是分场的宣传干事，大家叫他“屈干事”。他长得 面相白净，举止斯文，对知青也很客气。记得在大田铲地的时候， 他还帮我接过好几次垄。几年后，我开始给报社投稿，请分场组织 证明我的知青身份，他很痛快地替我在稿子上盖了个章。 　　

尽管知青当年曾对农场的干部有种种不满，一部分管教态度粗 暴、多吃多占、好逸恶劳的习性曾使我们受到过伤害，但今日平心 静气地重新回头看，我们会恍悟，其实令我们感到压抑和窒息、感 到不公和委屈的缘由，并非来自他们本人，而是那样一个粗暴的年代。 　　1971 年秋天回到杭州家里养伤，这是我从 1969 年去北大荒以后， 第一次回家探亲。妈妈总算结束了“隔离调查”，可以回家住了。但 她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还得天天去学校劳动。 　　

在杭州的日子，我把家里封存的那些文学名著都读了一遍。贪 婪地（美其名曰“批判地”）吸收着“封资修”文学书籍的营养，这时报纸正在批判“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我的思想陷入无限的迷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