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大渭 1931年2月生，四川省西充县人。195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神学勃兴。无论是土生土长的道教，还是异域传来的佛教，都在这个时期广泛地传播开来，并影响到社会上各个阶层。道教宣扬“行符敕水”、“消灾灭祸”、“累德增善”、“白日升天，长生世上”等来骗人。特别是佛教的幻想力和迷人的方法都比儒学和道教高明。它有神魂不灭、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天堂地狱等说，还有种种神通变化之术。在长期分裂战乱中，兴衰莫测的各族统治者妄图“长生世上”或死后升入天堂，并祈求神奇法术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同时，统治者向人民宣传因果报应说，使人民相信现实社会里封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富与穷、贵与贱的差别以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都是合理的，是前世修福与作恶的结果，要人们安于现状，“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积行树功”，以达到“化恶就善”的目的，用以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身受阶级和民族双重压迫的各族人民，由于“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特别是长期战乱，天灾人祸相寻，更加助长了广大群众对宗教所宣扬的“羽化飞天”或“登天堂”一类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因此，佛教、道教在当时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优婆塞戒经残片（北凉）

佛教在西晋时只有寺院180所，僧尼3700人。东晋南朝，佛教大发展，梁代达到顶峰。梁武帝萧衍在天监三年（504年）的崇佛诏中说：“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这类诏书无异于宣布佛教为国教。早在南齐时，宗室竟陵王萧子良信佛最笃，他曾多次在司徒府备斋，大会僧众，宣讲佛经。江南士族门阀佞佛的很多。如琅邪王氏、颜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吴郡张氏、陆氏中的很多人都崇奉佛法。帝王权贵和地方官吏压榨人民，搜刮钱财，佞信佛教，为祈求来生的幸福，到处兴建宏丽的寺宇。而普通老百姓，为了逃避繁重的赋役，脱离人间苦海，也常“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郭祖深向梁武帝上书中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民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甚半。”郭氏所说梁代约一半人为僧尼，显然有所夸大，但它却表明南朝佛教传播之广，以及进入佛门人数的众多。

十六国北朝佛教的兴盛，实际上要超过南朝。因为佛教是外来宗教，更适应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的心理状态。如后赵石虎曾说：“佛是戎神，正应所奉。”北方不少士家大族如清河（治今山东临清县东北）崔氏、范阳（治今河北涿州）卢氏、荥阳（治今河南荥阳县）郑氏、陇西（治今甘肃陇西县）李氏、河间（治今河北河间）邢氏、河东（治今山西永济县西南）柳氏，以及北魏鲜卑贵族，均信奉佛法。北魏还建立了一套佛教组织系统，有道人统（后改为沙门统）、都维那、维那、寺主等佛教教职，专门管理寺院沙门事务。不管南方和北方，僧尼大众都有免除役调的权利，这也是苦于赋役剥削的农民大批地逃入佛教寺院的主要原因。北朝僧尼犯法，不受国家法律的制裁，以寺院内律处理。北魏太和元年（477年）全境只有佛教寺院6478所，僧尼77258人。到北魏后期，“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赋役……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在北齐、北周时期，北齐境内共有寺院3万所，僧尼200万；北周境内共有寺院1万所，僧尼100万。北齐北周全境共有僧尼300万人，为唐代僧尼最多时期唐武宗时代全国僧尼近30万人的10倍。当时北方人口约为3000万，僧尼人数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个僧尼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了历代僧尼人数所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这就表明，当时佛教在人民中传播之广、影响之大是空前绝后的。

道教利用符水治病，以及“消灾灭祸”一类说教，对于灾难深重的下层人民，当然有着吸引力。汉末原始道教起于民间，同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相结合，因而产生了太平道教和五斗米道教。汉末农民起义被镇压之后，原始道教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流派在人民群众中继续传播，仍以符水治病等为组织发动起义的工具，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妖教邪说。据统计，当时明确利用道教作为组织纽带发动农民起义的，全国先后共有二十次之多，起义范围涉及南北方广大地区。一般称“妖贼”起义的，还未计算在内。由此可见，原始道教在下层群众中传播较广。另外一派道教则成为地主阶级的御用宗教，以炼丹、修仙为务。这派道教，两晋南北朝时在封建统治者中也广为传播。晋宣帝司马懿被尊为道教中地位颇高的鬼官。西晋宗室赵王伦、东晋简文帝、孝武帝，以及宗室司马道生、司马道子，刘宋文帝之子刘劭，皆信奉道教。梁武帝早年信奉道教，“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梁武帝在位时，道士陶弘景隐居句容句曲山修道，“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南方还出现了一大批本地或侨居的道教世家，如琅邪王氏、孙氏、高平郗氏、吴郡（治今江苏苏州）杜氏、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孔氏、陈郡殷氏、丹阳（治今安徽当涂东北）葛氏、许氏、陶氏、东海鲍氏、吴兴沈氏等皆是。他们中有的世代相传习道，有的则彼此结为姻亲，用以扩大宗教影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有道士寇谦之“清整”道教，明确提出道教应辅佐北方太平真君（指太武帝）统治中原人民。魏初最有才智和权势的谋臣司徒崔浩，也尊寇谦之为师，“受其法术”。太武帝崇敬道教，改年号为太平真君（440-450年），并为寇谦之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太武帝亲至道坛受符箓。此后北魏诸帝即位，都在道坛受符箓，成为常制。实际上，道教在北魏曾一度几乎处于国教的地位。

瘗鹤铭（梁传为陶弘景书）

由上述可知，无论佛教和道教，在当时政治生活和文化思想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道教尤其是佛教经典理论对儒学和玄学，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摘自 朱大渭《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