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中国告别“文革”时代,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也随之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古代思想史与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不同, 它不是立竿见影的显学, 没有万众瞩目的直接效应, 却隐含着巨大的演化式转变。这种内在的学术演化, 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要比外在的轰动效应更为重要。从纵向看, 它反映着中国的历史巨变从经济转型到社会转型再到思想转型的深化过程;从横向看, 它表现出观念领域从对抗到融合再到特色彰显的全球化意识重构。即便从纯学术角度观察, 也可从中看出思想转型的迹象。

40年来, 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成果数量众多, 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主要有: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 (5卷6册, 人民出版社, 1980年) , 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思想史研究向学术化回归;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9年) 和《中国思想学说史》 (6卷9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等, 标志着新时期思想史教材类型和研究类型的重要变化。由于思想史与哲学史的概念重叠且高度相关, 以哲学史为名的代表作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第1—6册, 人民出版社, 第7册, 中华书局香港公司, 1983—1992年)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 (4卷, 人民出版社, 1984—1994年) 等, 成为老一代学者继续耕耘的象征。其他各类专门思想史则更为广泛, 代表性的有: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 (古代部分3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 (3卷, 汉代至南北朝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1988年) 和《中国道教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 、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 、沈善洪与王凤贤《中国伦理思想史》 (共3册, 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 由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0—2006年) , 达200种之多, 历时20年终于完成。这些著作, 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进展。

从学术角度梳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进展, 可以概括为以下十大方面。

一、传统的弘扬

从粉碎“四人帮”起, 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就致力于传统的弘扬。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是从矫正对孔子及儒学的评价, 乃至对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重新体认开始的。当思想史的研究初步摆脱僵化的教条控制和简单的比附影射之后, 有关传统文化价值、意义、作用的学术讨论就逐渐被人们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 这种关注集中于西化和非西化的争论之中。在学术层面, 开始接续被政治运动打断了的百年之争———“新青年”与“学衡派”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与传统决裂或赓续之争;在社会层面, 开始重温在政治运动夹缝中长成的学术之果。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人民出版社, 1985年) 所收集的几篇重量级论文, 可以看作20世纪80年代思想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尤其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广泛, 一时洛阳纸贵。这些文章尽管在具体观点上新意迭出, 但在研究范式上, 未能超出从郭沫若《十批判书》到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的历史积淀, 其最大贡献在于使思想史研究摆脱政治左右, 回归学术本位。他的《孔子再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就是这类文章的典型。

伴随对学术的回归, 20世纪90年代开始, 学术界出现了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 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强, 以张岂之、庞朴等人为代表, 将思想史扩展到文化史, 使弘扬传统有了更为广泛的意蕴。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人民出版社, 1992年) 可视为思想史研究向社会文化倾斜的一个信号, 而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 (三联书店, 1996年) 则可以看作中国内地新儒家兴起的一个标志。张岂之《中华人文精神》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年) 作为一本普及性著作, 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弘扬传统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进入21世纪后, 随着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思想史领域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成果迭出, 以弘扬传统为主旨的中国内地新儒学成为显学。海内外新儒学有明显不同,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杜维明等人在弘扬“道”的宗旨下倡导“学”, 而陈来、蒋庆等人侧重不在“学”而在“道”, 试图从儒学中发掘治国理政的资源, 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 所谓显学, 即与此紧密相关。

二、体系的重构

随着研究的深化, 类似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体系, 已经不能容纳思想史的丰富内涵;而类似于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的体系, 又在理论基础上过于偏重马克思主义经典。尽管冯友兰、侯外庐等前辈的研究框架和学术积淀深厚, 难以超越, 但时代呼唤新的学科体系。于是, 出现了不少范式革命的探索性研究成果,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年、2001年) 是其中的代表, 从其副标题“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就可以看出, 它试图通过“重写思想史”, 建立一个与过去思想史研究不同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系统, 形成新的体系。这种体系的重构实际上是全方位的。葛兆光在思想史撰写的过程中, 形成了《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 , 对如何重构思想史研究体系有较多思考, 试图对精英思想与大众社会、经典传承与一般知识、历史资源与重新诠释等诸多难点进行学术思考和追索。这种重构开启了研究范式意义上的反思, 尚未形成定论却富有启示。

三、考古的补充

除了以往的出土资料外, 马王堆汉墓帛书 (1973年出土, 20世纪80年代整理出版) 、睡虎地秦简 (1975年出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整理出版) 、郭店楚简 (1993年出土, 1998年以后整理出版) , 都对思想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考古发掘出来的失传文献, 对揭开古代思想史的某些疑团, 弄清不同学术流派的渊源脉络, 都具有重要价值。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年) 从不同角度对90年代之前出土的简帛加以概述。以简帛资料来补充、校正、推进思想史研究, 在学术界蔚然成风。有人认为, 这些考古资料起到巨大作用, 它引导人们走出疑古思潮, 改写思想历史, 重构知识谱系。考古发现的简帛资料是否产生了如此巨大的作用尚待观察, 但在某些方面引发的研究进展和深化是显而易见的, 尤其是在战国到秦汉的儒学传承与演变、黄老之学、道家学说、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的关系等方面, 利用简帛资料的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

四、“小学”的渗透

中国传统学术特别重视“小学”, 乾嘉朴学把小学推进到古代的学术高峰。近代以来, 经世致用的需求和社会文化的变迁, 使思想史研究更多地贴近现实, 乃至影射比附, 至“文革”时期, 严重扭曲了学术本意。改革开放之初, 思想史研究侧重于还原历史真实, 在学术上拨乱反正。随着研究的深化, 学者呼吁回到文本, 探根究底, 正本清源, 弄清真相, 由此而使“小学”本身和类似于“小学”的研究方法被学界日益看重, 同时又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重写历史。尤其是在文献的整理发掘方面, “小学”方法有了新的面孔,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零关于经典文献的大众化解读。他的《丧家狗:我读〈论语〉》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 , 书名引起很大争议, 而《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 (三联书店, 2008年) 又试图以常情常理阐释孔子和儒学。再加上他对《周易》的解读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 三联书店, 2013年) , 对《孙子》的解读 (《兵以诈立———我读〈孙子〉》, 中华书局, 2006年) , 明确提出“复兴子学, 重归古典”。尽管对李零的著述看法不一, 但他以古文字学的底蕴解释文化经典, 给传统“小学”添加了浓厚的当代色彩和生活气息, 充分反映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经典含义, 也对以“小学”方式治经世致用之学提供了一个现实侧影。

五、精神的拓展

思想史研究的内涵极为丰富, 尤其是关于人类精神状态的探索, 在思想史研究中始终是引人入胜的领域。然而, 传统的中国学术, 侧重于心性探究;近代以来的学术转型, 又偏向于科学分析。改革开放以来, 学术界在思想与精神、科学与人文、主体意识与社会形态、内在心境与外在环境等方面, 有了真正的突破。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 可以看作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尝试。这部书对周、秦、汉之间的士大夫政治形成、演化、机制、影响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论证, 既有严谨的史料爬梳和逻辑推论, 又有传统文人式的洞见和感悟, 对礼与法的关系、治道与教化的关系、儒生与文吏群体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通常人们不会把这部著作归入思想史专著, 但其采用历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的综合研究路数, 可用来打通人文领域由于近代科学化造成的学科隔阂, 在精神层面承继传统学术的悟性和洞察力, 在西方式的社会科学和中国式的人文精神之间洄游, 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样式。

六、中西的互动

中西互动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了更深入的发展, 尤其是在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 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态势。思想史的研究以社会史为基础, 然而以往的社会史概念过于狭隘。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史的研究既有中国传统的发掘, 又有西学方法的引进, 给思想史开辟了新的进路。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批量进入中国内地, 从费正清到孔飞力, 从葛瑞汉到谢和耐, 从老一代汉学家到史华慈、列文森、史景迁, 都对中国的思想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马克斯·韦伯和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论的引进, 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相得益彰 (西方学界认为, 马克斯·韦伯、埃米尔·迪尔凯姆、卡尔·马克思为社会学三大家。其学术地位被学界所公认) , 催生出批量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成果。在学术上有较大影响的, 以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为代表。三联书店与哈佛燕京学社合作推出的这套丛书, 大部分是青年学者的成名之作, 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 其中有关思想史的著作带有浓厚的社会史和文化史色彩。如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 (1994年) 、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 (1996年) 和《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 (1998年)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 (1996年) 、张广保《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学》 (1995年) 、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 (1997年)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 (1997年) 、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 (1998年)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 (2003年) 、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 (2005年) 、俞志慧《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 (2005年) 、龚隽《禅史钩沉: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论述》 (2006年)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2006年) 、陈赟《中庸的思想》 (2007年) 、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 (2009年) 、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 (2009年) 、张卫红《罗念庵的生命历程与思想世界》 (2009年) 、解扬《治政与事君:吕坤〈实政录〉及其经世思想研究》 (2011年) 、陈乔见《公私辨:历史衍化与现代诠释》 (2013年) 等。这些著作在学界具有风向标意义, 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学术趋势之一。

相形之下, 梁治平的法律文化以及法律社会学研究具有典型意义。他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 , 中学的功底和西学的方法交融一体, 把思想史与社会史、文化史、制度史结合起来, 继承并发展了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商务印书馆, 1947年) 等论著中奠定的研究风格, 到他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 , 已经做到中学资料与西学理论相得益彰, 使思想史研究立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习惯之上, 同时又使思想史本身具有对社会问题的穿透力。相形之下, 类似于阎步克和梁治平这种“非思想史”的思想史研究,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值得思想史领域加以关注。

七、温故而知新

伴随着思想史研究的逐步展开和深化, “温故知新”成为学界的一个方向。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批判、反思, 到90年代的爬梳、整理, 人们对历史资料和近现代以来的研究积淀开始再度发掘, 出版了大量汇编书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由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 (共12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和《傅斯年全集》 (共7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年) , 由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 (分为历史编8卷, 人民出版社, 1982—1985年;考古编10卷, 科学出版社, 1982—1992年;文学编20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1992年) ,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 (共14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2版) , 中国文化书院编辑《梁漱溟全集》 (共8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年) , 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 (共28卷, 加上相关研究论文和影印本为33卷, 长春出版社, 2015年) 等。这些书籍的整理汇集出版, 表明国内学术界已经告别“与传统彻底决裂”的革命姿态, 并且开始重建现代学术统系,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外, 海外相关书籍汇编也广泛得以流传, 影响较大的有钱穆、余英时、唐君毅、徐复观、杜维明等人的著作, 或单本, 或全集, 有多个出版社推介。这些著作, 对中国内地的思想史研究形成了共同推力。

在思想史资料的整理上, 近40年成就极大, 尤其以中华书局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出版的“新编诸子集成”点校本为代表, 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的古籍整理本或者影印本, 都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一些专门文献的整理出版也相当可观, 如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 (共27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年) , 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 (共12册,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 , 刘学智、方光华主编《关学文库》 (文献整理26种, 学术研究14种, 三秦出版社, 2015年) 等专辑, 对于相关研究的深化都有重要价值。

八、细节的深化

20世纪80年代号称“思想的年代”, 90年代则演变为“学术的年代”。相较而言, 80年代的思想史研究富有洞见却粗糙, 90年代以后的思想史研究则日渐细密。这种细节深究式的研究, 实际上在80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 学界就某一专题深耕细作,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 承继和扬弃传统的学案体例, 做到点面结合, 以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 (上、下两卷, 人民出版社, 1984、1987年) 为这种努力的代表之一。由此发端, 学界在相关细节的考证, 貌似繁琐的爬梳, 究根问底的质疑, “牛毛茧丝, 辨析毫芒”, 到90年代以后, 类似研究如水银泻地, 成果迭出。

在细节研究上, 新时代诸子学重新兴起, 可以看作思想史的一种新动态。尤其是年轻学人, 更多地在细节上寻求突破。如梁涛对《孟子》字义细节的推敲, 廖名春关于荀子姓氏的考证, 刘笑敢对老子和庄子相关疑点的细究, 学者们依赖郭店楚简等资料对孔门学派流传演变的考察, 对儒、道、法、阴阳诸家内在关联的爬梳, 都反映出研究细节的进展。

思想史相关专题的具体考辨和细节研究成果比比皆是, 不再赘举。

九、实用的辐射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推进, 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与现实的内在关联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国学热的兴起就是一例。抛却其中的商业化因素, 从学术角度看, 所谓国学热, 实质是思想史研究、传统知识普及与现实需要的接轨。由此衍生出大量源于现实的辐射式热点, 例如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追索, 中国传统思想与东亚社会形态的考问, 全球化与文明冲突中的思想史因素, 等等。世界格局影响中国, 中国学术走向世界, 无疑会对思想史研究形成重大影响。

就国内而言, 思想史的实用价值也在不断彰显。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 (3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 虽然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和过往痕迹, 却开了思想史应用研究的先声。此后, 思想史研究在企业经营、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移风易俗等方面的效用越来越被人们重视。这一方面成果极多, 虽然良莠不齐, 学术水平高下不一, 但总体上值得肯定。

十、近现代研究的影响。

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和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一直互动, 20世纪80年代产生重大影响的李泽厚三大“思想史论”, 其研究轨迹起于近代, 回溯古代, 洞察现代, 就是这种互动的典型范例之一。

40年来, 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 近现代史研究以及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率先破冰, 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成果, 例如茅海建的近代史研究 (如《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三联书店, 1995年) , 陈铁健的中共党史研究 (如《瞿秋白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 再版更名为《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 , 杨奎松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 (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年) , 都在史料梳理和研究方法层面有所突破, 这种突破对古代思想史研究形成一种挤压效应。要弄清近现代历史巨变的思想渊源, 需要追溯源头。中国近现代的变化不仅仅是外源带来的“刺激→反应”, 而且存在内源的自生变量。而内生变量的追溯, 形成对古代思想史研究的挤压。挤压一词, 学界多不使用, 但正是挤压, 方可造成张力。所以, 近现代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对古代思想史的影响不可忽视。

在近现代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方面, 桑兵和罗志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年) 、《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1年)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 (中华书局, 2008年) 、《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 等著述, 在近代思想史料的搜集梳理和分析论证方面, 隐隐闪现出王国维、陈寅恪治学路数之气象。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年) 、《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 (三联书店, 2003年) 、《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 (中华书局, 2003年) 、《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 、《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 则传承了钱穆、余英时一系的学术方法之大略。这些努力, 志在呼吁中国学术界接续一度被政治行为中断的学统, 打造学术上的中国范式, 走前人开辟的域外理论与本土价值有机融合的学术之路。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的新儒学、新子学、新经学探索, 与近现代研究互相呼应, 正在兴起。

上述研究进展, 可以看作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荦荦大端。就整体而言, 中国古代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 40年来的发展态势可以概括为:内外驱动, 方法变化, 资料拓展, 学科渗透。

所谓内外驱动, 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国内国外的互相驱动, 既有国际汉学研究对国内的冲击和影响, 又有国内学术领域走向世界的愿望和努力;其次是学界内外的互相驱动, 既有社会现实需求 (如精神文明建设和治国理政需求等) 的外界诱导, 又有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再次为历史学领域的互相驱动, 既有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等专门史研究对思想史造成的机遇和挑战, 又有思想史与相关专门史结合推进的研究深化和展开, 既有面向古代从事寻根的研究, 又有着眼于近现代而反问古代的溯源。思想史的进展正是由这种多重驱力推进的, 是多个“力的四边形”的合力。

所谓方法变化, 表现也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科学方法的弘扬, 传承从兰克史学到傅斯年创立史语所的求真精神, 在“史学便是史料学” (傅斯年语) 的科学求证道路上继续前行;其次是回归孔子作《春秋》和司马迁写《史记》的传统方法, 在历史事实中寻求道德准则和价值标尺;再次是多学科方法互补, 定性与定量、演绎与归纳、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互相渗透。在某些方面取西洋之观念, 归本土之定位;在某些方面又取科学之技法, 归传统之情境;伴随学术的国际化趋势与本土化趋势, 以逻辑为基础, 以悟知为归宿。可以说, 具有中国特色且与全球化学术兼容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正在形成。

所谓资料拓展, 亦有三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是考古发掘及其他方式带来的资料增量, 这方面以前述简帛资料最为典型;其次是旧有资料的校勘和新解, 使传世资料的利用不断深化;再次是拓展资料新域, 使过去不属于思想史领域的资料进入思想史研究 (如文学、图像、民俗等方面的资料) 。这些使思想史研究不断添加新内容。

所谓学科渗透, 首先是在现代学术分科基础上回归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现代学科分化, 有利于论证的深化, 却制造了学术的隔阂。文史哲三科, 文偏于情感, 哲偏于理性, 史偏于经验;文以想象见长, 哲以建构见长, 史以证据见长。三者之分有利于还原式方法, 三者综合有利于系统式方法。其次是人文与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不同领域的互相影响, 如以心理学解读思想史, 以社会学论证思想史, 以经济学分析思想史, 等等。总体上看, 这种渗透本质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互动。一个世纪以来, 科学和人文之间的互斥是世界性问题, 在中国曾经有科学与玄学之争, 在西方有斯诺难题 (20世纪60年代, 英国斯诺发表《两种文化》, 认为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分裂为两个极端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 另一极是科学家, 两种文化的冲突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的发展。详见C.P.斯诺《两种文化》, 纪树立译, 三联书店, 1994年) , 而中国思想史界, 在两种文化的对接和渗透上有所进展。

40年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积累, 整体表现为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研究范式的演化。在学术共同体方面, 不仅有了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 而且在信念、价值、规范等方面形成了基本共识;在研究范式方面, 中国传统的学术路径和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思想史领域开始有了较好的融合, “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陈寅恪语) 的相反相成效应日渐显著, 思想史范畴的中国话语正在形成。

目前还存在的不足主要是:相关学人的底蕴不足, 思想史领域极少有学者能够达到如陈寅恪、钱钟书等学人之功底者;学术共同体虽然已经形成, 但未能产生足够的群体效应, 研究者与传播者、传播者与应用者之间的分歧和隔膜仍然较为明显;学科分化形成的专业性隔阂和偏见依然比较常见;尤其是缺乏高水平的学术批评和高质量的学术交流。这些不足, 导致中国思想史领域尚未出现整体性重大进步, 罕能见到传世之作。但是, 现有的研究积累, 已经隐隐有了由常规发展到重大突破的苗头, 即托马斯·库恩所说的从常规科学到科学革命的转折 (参见《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与变革论文选》, 范岱年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 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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