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就是寅恪先生一一列举的北图所藏关乎学术轻重的敦煌写卷，我们也一一核对其所指的具体文书，并提示文书编号[36]，以及后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见寅恪先生的眼力。

摩尼教经之外，如《八婆罗夷经》所载吐蕃乞里提足赞普之诏书，《姓氏录》所载贞观时诸郡著姓等，有关于唐代史事者也。

（一）摩尼教经：

寅恪先生首先提到的“摩尼教经”，是指原编宇字56号，缩微胶卷编北8470 号，现编为BD00256号的写本[37]，虽然首尾俱残，但仍保留345行文字，是敦煌所发现的三种汉译摩尼教经典之一，是摩尼教早期经典的汉译本，对于摩尼教的研究至关重要。此卷最早在1911年4月由罗振玉刊布在《国学丛刊》第2号上。沙畹、伯希和随即做了详细的法文翻译和注释[38]，成为迄今学界利用这部摩尼教经典的奠基之作。1912年，羽田亨发表《波斯教残经考》，据罗振玉刊本指出该卷的摩尼教性质[39]。1923年，陈垣做了更加准确的录文和标点，题作“摩尼教残经一”[40]。1928年，汉文录文收入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经》第54卷[41]。这个汉文文本，成为后来很长时间里学者依据的对象，但其中不无误读。直到1987年，林悟殊先生对《摩尼教残经》做了重新的校录，附录于所著《摩尼教及其东渐》一书后[42]。2011 年，林悟殊又做了重新校录，可视为其多年工作的“决定版”[43]，但他力图保存原卷的俗别字，其实没有必要。芮传明、王媛媛也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使用的分段标点本[44]。最近，林悟殊又对《残经》中出现的音译词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45]。

在西方，对《摩尼教残经》的相关研究持续不断，其中一项艰苦的工作就是从吐鲁番出土的伊朗语摩尼教残片中寻找汉文《摩尼教残经》的对应本。1926年，瓦尔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和楞茨（W. Lentz）发表《夷数（耶稣）在摩尼教中的地位》一文，从德国收藏的吐鲁番出土伊朗语残卷中，比定出若干明显与《摩尼教残经》文本相同的段落[46]。1960年，博伊斯（M. Boyce）出版《德藏吐鲁番出土摩尼文伊朗语文书目录》，判断出其中与《摩尼教残经》相关的残片约有29件[47]。1983年，宗德曼（W. Sundermann）发表《汉文〈摩尼教残经〉与帕提亚语〈〔明使演说〕惠明经〉》，指出49件德藏吐鲁番出土帕提亚语、粟特语残卷与《摩尼教残经》的对应关系，其名称则来自伊朗语文本[48]。1992年，宗德曼出版《〈〔明使演说〕惠明经〉──东传摩尼教的一部说教作品：帕提亚语本和粟特语本》一书，汇集了所能比定出来的德藏伊朗语《〈明使演说〉惠明经》残片，认为伊朗语文本与汉文《摩尼教残经》同源，但母本可能不止一个[49]。

此外，1984年，克林姆凯特（H.-J. Klimkeit）与施寒微（H. Schmidt-Glintzer）合撰《与汉文摩尼教残经相似的突厥文译本》[50]。1987年，施寒微还把包括《摩尼教残经》在内的三种汉译摩尼教经典译成德文[51]。1995年，茨默（P. Zieme）则刊布了一些内容相似的回鹘文残片[52]。1997年，吉田丰在德国所藏吐鲁番汉文写本中，找到两件《摩尼教残经》断片（Ch3138 [ = T III T 132]和Ch3218），有些字句不完全相同，表明汉语《摩尼教残经》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文本[53]。

总之，北平图书馆所藏《摩尼教残经》是摩尼教的重要经典，是今天研究摩尼教所必不可缺的基本典籍。因此，寅恪先生看上去是作为铺垫，实际上是首先肯定此卷在北图藏卷中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八婆罗夷经》所载吐蕃乞里提足赞普之诏书：

除摩尼教经，寅恪先生首先举示的有价值文书还有《八婆罗夷经》所载吐蕃乞里提足赞普之诏书。北图所藏《八婆罗夷经》有十一件之多，附有赞普诏书者当指旧编月91号，缩微胶卷编作北7119号，新编为BD00791号[54]。寅恪先生撰写此序时，也正在撰写《〈蒙古源流〉研究》系列论文，其第一篇为《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主要据《唐蕃会盟碑》来验证汉文旧史和《蒙古源流》的记载。在文章完成后所写的附记二中，具体提到了这里所说的诏书价值：“寅恪近检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见《八婆罗夷经》附载当日吐蕃诏书。中有‘令诸州坐禅人为当今神圣赞普乞里提足赞圣寿延长祈祷’等语。考乞里提足赞即Khri-gtzug-lde-brtsan（笔者按：此即赤祖德赞，815—841年在位）之音译。此乃关于彝泰赞普之新史料，可与兹篇互证者也。”[55]寅恪先生大概就是在看到《敦煌劫余录》后，检索此条资料，补充到自己的文章后面，由此可见寅恪先生对新史料的敏锐把握和及时利用。寅恪先生所说的诏书，实际抄写在《八婆罗夷经》的后面，是一篇讲修行弥勒禅的文献，在传世文献和敦煌写本中都很少见，因此也很少有人研究。1952年，戴密微（P. Demiéville）在《吐蕃僧诤记》中考证《唐蕃会盟碑》与吐蕃赞普名号时，大量征引了寅恪先生的研究成果，并认同寅恪先生在考察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将“乞里提足赞”比定为Khri gtsug lde brtsan的观点[56]。随后，石泰安（R. A. Stein）在《圣神赞普考》一文中，指出北图7119号诏书中所出现之“神圣赞普”（‘phrul gyi lha btsan po）尊号，仅仅出现在公元800—830年的古藏文文献当中，进而肯定寅恪先生将“乞里提足赞”比定为Khri gtsug lde brtsan 的论点[57]。1990年，上山大峻在《敦煌汉文写本中之〈佛教纲要书〉》一文中，对这一部分做了校录及初步的解说。他没有注意到寅恪先生的说法，而是独立地将“乞里提足赞”比定为Khri lde gtsug brtsan（赤德祖赞，704—754年在位），但对于这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所写的文书为何把赤德祖赞称为“当今”赞普不得其解[58]。2002年，宗舜发表《敦煌写卷所揭“弥勒禅”之初探──北京图书馆藏月 091（7119）号卷子解读之一》，才对该卷所记禅法做了较为透彻的考察[59]。

（三）姓氏录：

此《姓氏录》旧编号位79号，缩微胶卷编作北8418号，新编为BD08679号[60]。这件文书中所载贞观时诸郡著姓，与唐代史事关系重大，因此历来受到学者的瞩目。早在1911年，缪荃孙就撰有《唐贞观条举氏族事件卷跋》，做过初步考证[61]。1931年，向达撰文论证此卷不是《敦煌劫余录》定名的“姓氏录”，而应当是高士廉等编“贞观《氏族志》残卷”[62]。1934 年，宇都宫清吉强调这是第一次编纂的贞观《氏族志》，而不是贞观十二年正式颁布的本子[63]。1937年，许国霖将其录文刊于所著《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64]。1939年，仁井田陞撰文也持贞观《氏族志》的看法，认为是贞观八年（634）高士廉等所撰的本子[65]。1951年，牟润孙撰文认为此绝非贞观《氏族志》，而是山东破落之大姓伪造的《氏族志》[66]。池田温则更认同牟润孙的看法，认为此卷出自伪托[67]。1971年，毛汉光认为此卷非官府所撰之谱，而是流行于士大夫间的氏族谱，反映了唐朝前半期的情况[68]。1980年，王仲荦仍然作为《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文书来加以注释[69]。1983年，唐耕耦以为不是贞观《氏族志》，也不是伪托的《氏族志》，而是有关天下姓望的常识性著作[70]。邓文宽强调了原本和抄本的关系问题，他定名为“唐贞观八年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分别论证了原本的价值和抄本的用途[71]。唐代前期，氏族问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敦煌出土反映贞观年间诸郡氏族情况的文献，无疑是有关唐代史事的重要材料，迄今已经是研究唐朝氏族问题必不可少的原始材料。

《佛说禅门经》、《马鸣菩萨圆明论》等，有关于佛教教义者也。

（一）《佛说禅门经》：

北平图书馆藏有两个写本，一个旧编露95号，缩微胶卷编作北8224号，新编为BD03495号[72]；另一件旧编鸟33号，缩微胶卷编作北8225号，新编为BD07333号[73]；寅恪先生所说应当是指这两件写本。除北图藏本外，还有 S.5532和P.4646两个写本。根据柳田圣山的研究，《禅门经》是禅宗系伪经，成立年代不迟于730年，与北宗禅关系密切，而且对四川浄众宗有很大影响[74]。

（二）《马鸣菩萨圆明论》：

北图藏卷旧编服6号，缩微胶卷编作北7254号，新编为BD08206号，卷首题“圆明论 马鸣菩萨造”[75]。经过学者多年的努力探索，又找到以下几个《马鸣菩萨圆明论》的抄本：P.3664+P.3559[76]、石井光雄氏积翠轩文库本[77]、S.6184[78]、L.1138（Дх.696）[79]，各卷相互补充，几近完本[80]。此外，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也藏有一卷，首残，存 193行，从品第七到品第九[81]，影印本最近刊布[82]。据柳田圣山与田中良昭的研究，此书是有关如来藏思想的禅宗北宗系的著作[83]。

寅恪先生独具慧眼，在这么早的时期就看出《佛说禅门经》和《马鸣菩萨圆明论》两部经典在佛教教义发展史上的意义，作为北宗禅文献，是研究唐代佛教思想史的宝贵资料。

《佛本行集经演义》、《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八相成道变》、《地狱变》等，有关于小说文学史者也。

（一）《佛本行集经演义》：

北图藏卷旧编潜80号，缩微胶卷编作北8436号，新编为BD06780号[84]。许国霖曾录入《敦煌杂录》，改题“佛本行集经变文（拟）”[85]。此卷与P.2999等所抄变文内容相同，而P.2999有原题“太子成道经”，故敦煌文学研究者现均改用此题，并有多家汇校本发表[86]。

（二）《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

北图藏卷旧编光94号，缩微胶卷编作北8435号，新编为BD05394号[87]。许国霖录入《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改题“维摩诘所说经变文（拟）”[88]。此卷与P.3079所抄文字相同，北图本或系抄自P本，现在较为通用的名称为“维摩诘经讲经文”，也有多家汇校成果[89]。

按，罗振玉编《敦煌零拾》中，收录有其自藏之《佛曲》一种，原有题目曰“文殊问疾”[90]。寅恪先生曾据此撰写《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考察《维摩诘经》这一独特佛典的成立及流行情况，并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指出佛典体裁长行与偈颂相间，经演义而影响章回小说和弹词等体裁的情形；还指出经典与演义的关系，正如小说英雄传与其本书正传的关系。文末补记：“又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卷子中有维摩诘经菩萨品持世菩萨对佛不任问疾一节……附识于此，以俟考证焉。”[91]所说就是这里提到的《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应当是写完跋文以后才见到的。此外，寅恪先生还有《敦煌本维摩诘经问疾品演义书后》短文，引经据典，补考文中“骨崙”一词的含义[92]。

又，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有罗振玉《敦煌零拾》一册，为寅恪先生旧藏，有关“文殊问疾”《佛曲》部分，寅恪先生写有大量眉批，内容主要集中在关于《维摩诘经》汉藏文译本存佚、维摩诘眷属问题、“金粟上人”的含义和来历以及“骨崙”一词的解释上，同时就其中的疑难词语或佛教名相给予解释，如“三祇”、“四生”、“三界”、“六通”、“十地”、“八智”、“四辩”、“天龙八部”、“七珍”等，所据文献，有汉文内外典籍、敦煌文书以及梵藏文书籍。对比寅恪先生上述跋文所引典籍，眉批往往更为丰富，这显然是寅恪先生在写完《跋》以后，继续关注本卷，续有增补。关于“骨崙”一词，眉批上多出玄奘《大唐西域记》、慧琳《一切经音义》、叶适《习学记言》、朱熹《朱子语类》、临济义玄《语录》、杨盈之《醉翁谈录》及《西厢记》等，详加考释，其所引《寄归传》以Pulo Condore括注“骨崙”，表明寅恪先生利用了高楠顺次郎的英文译本（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 by I-Tsing, trans. by J. Takakusu, Oxford， 1896），因为这正是高楠氏的看法。寅恪先生的跋文和眉批都表明，他对当时新公布或还没有公布的敦煌写本，都尽可能地取而用之[93]。

（三）《八相成道变》：

北图藏有三个残本，一个旧编云24号，缩微胶卷编作北8437号，新编为BD03024号[94]；另一个旧编乃91号，缩微胶卷编作北8438号，新编为 BD08191号[95]；这两个写本，许国霖曾录入《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96]。还有一个旧编丽40号，缩微胶卷编作北8671号，新编为BD04040号[97]，黄征、张涌泉持与上述两个合校录为《八相变》[98]。因为最后一个《敦煌劫余录》尚未比定，所以寅恪先生所说的《八相成道变》，应当仅指前面两种。

（四）《地狱变》：

北图计有四个涉及地狱内容的变文，分属两种不同的作品，一种今称“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有三个写本，一为旧编丽85号，缩微胶卷编作北 8445号，新编为BD04085号[99]；二为旧编霜89号，缩微胶卷编作北8443 号，新编为BD03789号[100]；三为旧编影76号，缩微胶卷编作北7707号，新编为BD00876号[101]。另一种称“目连变文”，旧编成96号，缩微胶卷编作北8444号，新编为BD02496号[102]。以上四个写本，许国霖分别录入《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03]。黄征、张涌泉则依《敦煌变文集》，分两种校录[104]。

以上这几种讲经文或变文，寅恪先生提示其为有关小说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材料，经向达、孙楷第等学者的论证，讲经文和变文作为后代小说、戏曲之源头的说法，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新学说。

《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等，有关于佛教故事者也。

（一）《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

此卷旧编玉64号，缩微胶卷编作北8300号，新编为BD04264号[105]。方广锠《敦煌写经〈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简析》一文，指出这个写本是独一无二的举世孤本，价值连城。他从内容分析，认为历代经录断其为疑伪经不妥，而应当是印度原创的佛典[106]。后来，方广锠又将录文收入《藏外佛教文献》第1辑[107]。方氏文章未提寅恪先生此序已经提示这个文书的价值，偶有失检。2003年，李小荣发现Дх.2142+Дх.3815号为《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并做了校录研究[108]。2008年，方广锠又据原卷重新校录了玉 64号，并重录俄藏写本[109]。

（二）《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

北图藏有三个写本，一个旧编重26号，缩微胶卷编作北8274号，新编为BD05926号[110]；另一个旧编日87号，缩微胶卷编作北8275号，新编为 BD00687号[111]；还有一个旧编衣41号，缩微胶卷编作北8661号，新编为 BD08341号[112]。这也是一部疑伪经，其价值长期被人忽视。1982年，许理和（E. Zürcher）发表《月光童子：中古中国早期佛教中的弥塞亚主义与末世论》长文，结合传世文献和敦煌残本，对《首罗比丘经》产生的年代和月光童子信仰的救世主与末世论的特性，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做了透彻的解说[113]。可惜许理和所能利用的写本仍然不是这部经典的全文。1988年，白化文发表《〈首罗比丘见五百仙人并见月光童子经〉校录》，利用重26、日87、S.6881、S.2697、S.1811+P.2464、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卷(+)衣41，特别是北大藏卷保存了首题和开头部分，得以完整复原了全部文字[114]。此后，佐藤智水在白化文校录本的基础上，增加了李7（北 8460）和P.3019，也整理了一个新的本子[115]，杨梅也依据白化文录本做了新的录文并对月光童子信仰做了进一步的研究[116]，但刘屹曾经指出过的李盛铎旧藏两种和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卷[117]，还值得今后校录者注意。现在，李盛铎旧藏卷已由杏雨书屋公之于世[118]。

寅恪先生提示这两种文献是关于佛教故事者，其中的确有值得注意的佛教故事内容，但它们也和中古时期社会思潮有很大关系，是反映中国佛教思想的绝好资料。

《维摩诘经颂》、《唐睿宗玄宗赞文》等，有关于唐代诗歌之佚文者也。

（一）《维摩诘经颂》：

旧编羽3号，缩微胶卷编作北1324号，新编为BD06803号[119]。许国霖录入《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20]。上述寅恪先生《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文末补记提到：“又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卷子中有……《维摩诘经颂》一卷。后者以五言律句十四首，分咏全经各品之义，未知何人所作，亦《维摩诘经》之附属文学也。附识于此，以俟考证焉。”[121]说的就是这篇颂诗，但此后未见再考。汪泛舟曾合此卷及更佳写本P. 3600录出全文[122]，

（二）《唐睿宗玄宗赞文》：

北图藏卷旧编日23号，缩微胶卷编作北8304号，新编为BD00623号[123]。许国霖录入《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分别题为“太上皇帝赞”、“开元皇帝赞”[124]。汪泛舟亦有录文[125]。

寅恪先生指出这两个写本是唐代诗歌佚文，从敦煌写卷来辑录传世典籍中已佚的唐诗，迄今仍然是敦煌学的一项工作。

其他如《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中弥勒之对音，可与中亚发见之古文互证。六朝旧译之原名，藉此推知。

《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北图藏卷旧编腾29号，缩微胶卷编作北8416 号，新编为BD03129号[126]。其中有云：“弥勒者，梵音轻也，是足梵语弥顶勒迦，唐言慈氏。”寅恪先生以为此处的“弥勒之对音，可与中亚发见之古文互证。六朝旧译之原名，藉此推知。”他曾把这条材料抄在其所藏罗振玉《敦煌零拾》《佛曲》第二种“众中弥勒又推辞”句的页边，可惜后来未见详释[127]。以后，伯恩哈德（F. Bernhard）、季羡林都曾撰文考释“弥勒”一词的中亚原语[128]，然均未提及这条材料。

《破昏怠法》所引《龙树论》，不见于日本石山寺写本《龙树五明论》中，当是旧译别本之佚文。

《破昏怠法》北图藏卷旧编字1号，缩微胶卷编作北8387号，新编为BD08001号[129]。许国霖录入《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题为“治昏沉怠良方（拟）”[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