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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农场、兵团十四年(上)
来源:《难忘的岁月》  作者:韩思熊  日期:2018-08-27


  1966 年,正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公安部颁布 决定 :在大中城市周围的劳改单位都要迁到山区。地处杭州北部的 地方国营乔司农场是劳改单位,属于迁徙范围,其中第五、六、七、 八共四个大队的劳改人员须迁到浙西山区。这四个大队的土地有 2万亩左右,全部种棉花,乔司农场在当时是浙江省的棉仓。为了尽 快填补棉田补种植人员的空白,省市领导决定尽快把知识青年安排 到乔司农场,为此专门成立“杭州市青年建设社会主义农场”。

 

  青年建设社会主义农场共设四个分场。1966 8 月,部分知青 进驻,组建青建一、二两个分场,同年 11 25 日,近 1,500 名知 青进入青建三、四两个分场,至此,近 3,000 名杭州知青全部安置 到了青建农场,成为杭州市安置上山下乡知青的最大集中地。

 

我是上城区湖滨街道的知青,当时湖滨街道有 47 名男知青、35名女知青共 82 人,和拱墅区米市巷街道 10 名男知青、18 名女知青 110 人,组建成青建三分场四连。进场后第二天——1966 11 26 日上午,当时的杭州市副市长余森文,代表市人委来场祝贺青建农场成立并向知青赠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勉励知青在广阔天地中经风雨、见世面。大会结束后,到了晚上,场内传出青建农场的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不是来时街道所讲的全民所有制,生活费也要从每月 12 元降为 10 元,引起了全体知青的恐慌,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分场部,要求三名领导对有关农场性质和知青月生活费的问题加以说明,而三位领导说他们也是几天前刚从余杭县瓶窑镇的镇委书记、镇长等岗位上调来,具体的问题也不知情。对此知青群体情绪 激动,议论纷纷,准备明天集体去找省、市有关部门问个明白。 

 

第二天上午,大家正在商量如何动身时,从杭州方向开来一辆 客车,下来许多人,大家一看原来都是杭州各街道的干部,奉命前 来劝阻知青不要去杭城。在这些干部的劝阻下,有一些知青留了下来, 但仍然有近 1,000 人步行到杭州,向省、市领导上访。到了第三天, 市接待站安排了几辆汽车将我们送回农场。又过了两天,省农业厅 金孟加厅长来传达了省人委办公厅的文件,主要有三点 1. 青建农 场的性质是全民所有制单位。2. 生活费 12 元不变、另再加 5 元补贴 每月生活费计 17 元。3. 目前青建农场的生产、生活均由乔司农场代管。   


宣读文件后,知青都感到满意,事态也就平息下来。由于已接 近年底,天寒地冻,也没有什么农活可干,只有开开会、读读报、 学习学习而已。到了 1967 年一开春,乔司农场派来了农技员分批给 知青上农业知识课——怎样种好棉花和防止棉花病虫害、合理施肥、 田间管理等农业知识。为了增加大家的感性知识,又划了一块地, 教知青如何翻地、开沟、播种等。时节一到,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到 春耕生产中去,完成了春播。   


当年春播后,因乔司农场属于公安单位,在“文革”时期属于 军管范围,因“青建农场”乔司农场代管,所以每个连队也派来两 名军人进驻,负责领导各项工作,这些解放军因为是省军区派下来的, 社会上称之为龙潜(省军区政委、省军管会主任)部队。 

  

就在这个时期,我连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1967 5 25 日, 连队麦收脱粒,脱粒工作尘土很大,收工后必须洗澡,因当时场里 没有浴室,天气虽然已暖和,男青年可以下水塘洗澡,但女青年不便下水,只能在岸上凑合着洗一下,我连一位名叫沈玲玲的女青年 不小心一下子滑到水中,旁边同伴连连呼救,等大家赶到救上岸, 经场医抢救无效不幸死亡,大家十分悲痛。事后第二天,场领导就 把原劳改农场的男浴室改建为女浴室。直到今天,大家在纪念进203040 周年时,仍经常回忆起这位当年一起支农的伙伴沈玲玲, 尤其是女同胞们对此更是唏嘘不已。

 

  当年 89 月间,因二十军进驻杭州,原来省军区的军人又换成 二十军的军人了。

 

  到了 9 月初农场放假。因受当时社会上停工停产、形势混乱的 影响,农场里也出现了散场风,约 70% 的人回杭休假后没有按时回场, 直到 11 月中旬省军管会生产办公室发出通告,贴在杭城的大街小巷, 要知青回到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大家才陆续回到农场,把上半 年种的棉花、黄豆都收了回来,还播种了第二年的春小麦。

 

  1968 年,农场中来了大批市里的干部,就在我们旁边组建了杭 州市“五七”干校。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 大字报、大辩论),批斗走资派,搞得声势浩大。此时全社会正在开 展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市“五七”干校的直接影响下, 各连队也搞起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农场领导把运动的矛头指向 广大知青,把一些家庭出身不好、平时又不大听领导话的,当作“阶级敌人”进行批斗,伤害了部分知青。此时正好市革委会派出干部 到青建农场的各分场,筹建杭州市“五七”农场,这些干部政策性强, 按政策解放了被伤害的知青,很快把运动引上了正确的方向。

 

1968 12 21 日晚,中央广播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知识 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 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当时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是闻风而动的,宣传、学习不过夜, 各连队立即分班、排组织学习讨论。大家在讨论中认为我们已经上 山下乡了,关键是如何做好自己亲人——兄弟姐妹响应毛主席号召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就在这一年,农场还招来了一些杭州地区农 村的复员、退伍军人,充实骨干力量,同时还组建了“杭州市五七 农场筹建办公室”。

 

  1969 年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 发表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指出 1969 年有三项重大 事项 :召开党的“九大”、召开四届人大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二十周年。农场领导明确指出,当前的主要工作就是迎接党的“九大” 召开,是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百分之百完成。于是农场除了必要 的田间管理外,还抽调了大批人员进行“迎九大”、“庆九大”的准 备工作。

 

1969 4 1日,党的“九大”胜利召开,农场知青和全国人民一样,热烈欢呼和庆祝,接着就是学习“九大”公报和政治报告,要以“九大”胜利召开为动力,搞好今年的春耕、春播生产,贯彻落实“九大”精神成为一切学习、工作的重 点。原本要在 5 7 号召开的杭州市“五七”农场成立大会,也推迟到 6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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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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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下中农对知青进行忆苦思甜阶级教育。

  1969 6 1 会,宣 布“ 正式更名为“杭州市五七农场”。今后农场的全体人员都要以毛主席 的“五七”指示作为建设农场的方向,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五七” 大道奋勇前进。接着又宣布以原市人委农水办负责人武营顺同志为 农场革委会主任的决定和四个分场的革委会组成人员名单。从此, 青建农场结束了由乔司农场代管或者说是代而不管的状况,纳入了杭州市的管理。

 

  1969 年对农场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那年天气异常,下半年的7 5 日,桐庐县印渚公社南堡大队发生特大洪水,钱塘江江水上涨,到 9 月初江水离农场三号大堤堤面不足一米,时间又接近农历八月十八天文大潮,连日阴雨,形势十分危急。当时的市革委会负责人汪石川等到江边视察,与沿江有关单位商讨对策后,立即组织车辆将正在帮助农场采摘棉花的学生送回杭州,又令农场的女职工和年老体弱的人也立即离场回杭州。在余下的人中抽调 30 人作为第一梯队(俗称敢死队),我也被选在其中,不分日夜、轮班守护在堤上,及时报告水情和江堤情况。所幸的是阴雨渐止,江水没有继续上涨,险情终于解除。年底,大家收回了春天播种下去的棉花和黄豆,一年的辛苦和汗水终于换来了丰收的成果。

 

这年 12 19 日,农场还迎来了第一批在毛主席关于“知识青 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发表后的“老三届”学生(即 666768三届的高中生)。这些三届生第二天休息了一天整理自己的床位,第三天就投入到兴修水利的战斗中去,天没有大亮,肩背工具,步行 近五公里到钱塘江边,迎着寒风,踩入冰冷的江水之中战天斗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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