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正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公安部颁布 决定 ：在大中城市周围的劳改单位都要迁到山区。地处杭州北部的 地方国营乔司农场是劳改单位，属于迁徙范围，其中第五、六、七、 八共四个大队的劳改人员须迁到浙西山区。这四个大队的土地有 2万亩左右，全部种棉花，乔司农场在当时是浙江省的棉仓。为了尽 快填补棉田补种植人员的空白，省市领导决定尽快把知识青年安排 到乔司农场，为此专门成立“杭州市青年建设社会主义农场”。

　　青年建设社会主义农场共设四个分场。1966 年 8 月，部分知青 进驻，组建青建一、二两个分场，同年 11 月 25 日，近 1,500 名知 青进入青建三、四两个分场，至此，近 3,000 名杭州知青全部安置 到了青建农场，成为杭州市安置上山下乡知青的最大集中地。

我是上城区湖滨街道的知青，当时湖滨街道有 47 名男知青、35名女知青共 82 人，和拱墅区米市巷街道 10 名男知青、18 名女知青 共 110 人，组建成青建三分场四连。进场后第二天——1966 年 11 月26 日上午，当时的杭州市副市长余森文，代表市人委来场祝贺青建农场成立并向知青赠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勉励知青在广阔天地中经风雨、见世面。大会结束后，到了晚上，场内传出青建农场的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不是来时街道所讲的全民所有制，生活费也要从每月 12 元降为 10 元，引起了全体知青的恐慌，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分场部，要求三名领导对有关农场性质和知青月生活费的问题加以说明，而三位领导说他们也是几天前刚从余杭县瓶窑镇的镇委书记、镇长等岗位上调来，具体的问题也不知情。对此知青群体情绪 激动，议论纷纷，准备明天集体去找省、市有关部门问个明白。 

第二天上午，大家正在商量如何动身时，从杭州方向开来一辆 客车，下来许多人，大家一看原来都是杭州各街道的干部，奉命前 来劝阻知青不要去杭城。在这些干部的劝阻下，有一些知青留了下来， 但仍然有近 1,000 人步行到杭州，向省、市领导上访。到了第三天， 市接待站安排了几辆汽车将我们送回农场。又过了两天，省农业厅 金孟加厅长来传达了省人委办公厅的文件，主要有三点 ：1. 青建农 场的性质是全民所有制单位。2. 生活费 12 元不变、另再加 5 元补贴 ； 每月生活费计 17 元。3. 目前青建农场的生产、生活均由乔司农场代管。 　　

宣读文件后，知青都感到满意，事态也就平息下来。由于已接 近年底，天寒地冻，也没有什么农活可干，只有开开会、读读报、 学习学习而已。到了 1967 年一开春，乔司农场派来了农技员分批给 知青上农业知识课——怎样种好棉花和防止棉花病虫害、合理施肥、 田间管理等农业知识。为了增加大家的感性知识，又划了一块地， 教知青如何翻地、开沟、播种等。时节一到，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到 春耕生产中去，完成了春播。 　　

当年春播后，因乔司农场属于公安单位，在“文革”时期属于 军管范围，因“青建农场”乔司农场代管，所以每个连队也派来两 名军人进驻，负责领导各项工作，这些解放军因为是省军区派下来的， 社会上称之为龙潜（省军区政委、省军管会主任）部队。 

就在这个时期，我连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1967 年 5 月 25 日， 连队麦收脱粒，脱粒工作尘土很大，收工后必须洗澡，因当时场里 没有浴室，天气虽然已暖和，男青年可以下水塘洗澡，但女青年不便下水，只能在岸上凑合着洗一下，我连一位名叫沈玲玲的女青年 不小心一下子滑到水中，旁边同伴连连呼救，等大家赶到救上岸， 经场医抢救无效不幸死亡，大家十分悲痛。事后第二天，场领导就 把原劳改农场的男浴室改建为女浴室。直到今天，大家在纪念进20、30、40 周年时，仍经常回忆起这位当年一起支农的伙伴沈玲玲， 尤其是女同胞们对此更是唏嘘不已。

　　当年 8、9 月间，因二十军进驻杭州，原来省军区的军人又换成 二十军的军人了。

　　到了 9 月初农场放假。因受当时社会上停工停产、形势混乱的 影响，农场里也出现了散场风，约 70% 的人回杭休假后没有按时回场， 直到 11 月中旬省军管会生产办公室发出通告，贴在杭城的大街小巷， 要知青回到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大家才陆续回到农场，把上半 年种的棉花、黄豆都收了回来，还播种了第二年的春小麦。

　　1968 年，农场中来了大批市里的干部，就在我们旁边组建了杭 州市“五七”干校。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 大字报、大辩论），批斗走资派，搞得声势浩大。此时全社会正在开 展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市“五七”干校的直接影响下， 各连队也搞起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农场领导把运动的矛头指向 广大知青，把一些家庭出身不好、平时又不大听领导话的，当作“阶级敌人”进行批斗，伤害了部分知青。此时正好市革委会派出干部 到青建农场的各分场，筹建杭州市“五七”农场，这些干部政策性强， 按政策解放了被伤害的知青，很快把运动引上了正确的方向。

1968 年 12 月 21 日晚，中央广播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知识 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 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当时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是闻风而动的，宣传、学习不过夜， 各连队立即分班、排组织学习讨论。大家在讨论中认为我们已经上 山下乡了，关键是如何做好自己亲人——兄弟姐妹响应毛主席号召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就在这一年，农场还招来了一些杭州地区农 村的复员、退伍军人，充实骨干力量，同时还组建了“杭州市五七 农场筹建办公室”。

　　1969 年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 发表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指出 1969 年有三项重大 事项 ：召开党的“九大”、召开四届人大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二十周年。农场领导明确指出，当前的主要工作就是迎接党的“九大” 召开，是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百分之百完成。于是农场除了必要 的田间管理外，还抽调了大批人员进行“迎九大”、“庆九大”的准 备工作。

1969 年 4 月 1日，党的“九大”胜利召开，农场知青和全国人民一样，热烈欢呼和庆祝，接着就是学习“九大”公报和政治报告，要以“九大”胜利召开为动力，搞好今年的春耕、春播生产，贯彻落实“九大”精神成为一切学习、工作的重 点。原本要在 5 月 7 号召开的杭州市“五七”农场成立大会，也推迟到 6 月1 日。

田间作业。    

贫下中农对知青进行忆苦思甜阶级教育。

　　1969 年 6 月 1日 召 开 成 立 大 会，宣 布“ 青 建 农 场 ” 正式更名为“杭州市五七农场”。今后农场的全体人员都要以毛主席 的“五七”指示作为建设农场的方向，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五七” 大道奋勇前进。接着又宣布以原市人委农水办负责人武营顺同志为 农场革委会主任的决定和四个分场的革委会组成人员名单。从此， 青建农场结束了由乔司农场代管或者说是代而不管的状况，纳入了杭州市的管理。

　　1969 年对农场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那年天气异常，下半年的7 月 5 日，桐庐县印渚公社南堡大队发生特大洪水，钱塘江江水上涨，到 9 月初江水离农场三号大堤堤面不足一米，时间又接近农历八月十八天文大潮，连日阴雨，形势十分危急。当时的市革委会负责人汪石川等到江边视察，与沿江有关单位商讨对策后，立即组织车辆将正在帮助农场采摘棉花的学生送回杭州，又令农场的女职工和年老体弱的人也立即离场回杭州。在余下的人中抽调 30 人作为第一梯队（俗称敢死队），我也被选在其中，不分日夜、轮班守护在堤上，及时报告水情和江堤情况。所幸的是阴雨渐止，江水没有继续上涨，险情终于解除。年底，大家收回了春天播种下去的棉花和黄豆，一年的辛苦和汗水终于换来了丰收的成果。

这年 12 月 19 日，农场还迎来了第一批在毛主席关于“知识青 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发表后的“老三届”学生（即 66、67、68三届的高中生）。这些三届生第二天休息了一天整理自己的床位，第三天就投入到兴修水利的战斗中去，天没有大亮，肩背工具，步行 近五公里到钱塘江边，迎着寒风，踩入冰冷的江水之中战天斗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