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年初，大家都在议论一个消息，就是马上要成立建设兵团 了，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辆辆坐着军人的小轿车在全场范围内转悠。 各方面的消息越来越多，终于在一个大会上，领导宣布了马上就要 组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要全体青年爱护好农场的一草一木。

　　对于要组建兵团的消息，知青的看法也各自不同 ：年纪小一点的，希望早一点成立，能发一套军装穿穿 ；年龄大一些的知青、特 别是年龄较大的女知青，则认为兵团纪律肯定很严，她们其中有一 部分人已经在杭州搞对象了，管理一严，就会感到很不便。4 月初， 一些军官陆续来到农场，知青发现每一个连队只配备了连长和指导 员两名现役军人，营部也只配备了营长和教导员两名现役军人，只有团部机关才全部由现役军人组成，连部和营部的其他人员基本上 由地方干部、复员退伍军人或知青担任。

　　4 月 24 日晚，广播里广播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消 息后，团首长在我分场（营）召开大会，庆祝人造卫星上天和毛泽 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同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对浙江生 产建设兵团团级干部任命的命令，此刻我所在的“五七”农场三分 场四连，已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 一师三团三营四连”，团部代号为勇字 867 部队，从番号和代号上可 以看到农场主管领导和农场属性的改变。

　　兵团接管了原农场行政和生产指 挥的全部权力，对连队的管理也按照部队的《内务条例》 执行，与原来的安 排有了不同。如农 场时每月的四天休 息，是上半个月连续休息三天为月度 假，余下的一天看 天气或需要再休息一天，而现在按部队条例，每个星期天每班、排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员可以离开连队休假，名单须报连部审批，而且 每个星期天同一个人不得重复离开连队休假。这样对一些已经结了 婚的女知青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意见纷纷，各连队都有这种情况， 每到星期六的下午收工，连部总会吵吵闹闹，日子一长，领导也不胜其烦，终于又从星期天放假改回到原来的月度假。

                                上工路上                        　　

兵团领导生产始终按照毛主席的教导 “农业学大寨”、农业“八字宪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和“各地区的每一个人平均都要有 一亩旱涝保收的口粮田”来执行，花大力气把一些咸碱较重的地块 改造成水稻田。如我所在连队的水稻亩产还一季上了“农业纲要”（亩

产 400 公斤），口粮基本可以自给。兵团在 1970 年上半年还安排一 些青年复退军人去兵团组建的工业团工作，另外还调整了工资，从每月 17 元上调到 26 元。 　　

这年年底，农场又来了一批二届生（即 69、70 年的两届初中毕业生，也是最后一批到农场的学生）。1970 年是农场充满希望的一年。 　　

1971 年的上半年因天气阴雨，造成钱塘江大水冲垮了余杭下沙 四格桥水闸，又冲开了一处口子，虽然水很快退了下去，但是大水 带来的淤泥和沙石到处都是。市革委会组织沿江的部队、农场、公 社发扬“农业学大寨”的精神，联合起来抗战水灾。兵团战士一边 搞春耕生产，一边派出了大量的劳动力去下沙抢修水利过工程，住在下沙、吃在下沙近两个月才撤回兵团。 　　

到了下半年，又发生了旱灾。当时我正在管理一个小机埠，不停地向田里抽水，但只见兵团内部用来灌溉的河水水位标尺，一天 低于一天，直至地面干枯。市革委会和兵团领导经协调，同意把运 河的水用水泵抽进农场内部的灌溉渠中，才解决了旱情。

　　10 月上旬，犹如晴天霹雳，兵团内暗中流传着副统帅林彪已死 亡的消息，惊疑和不安的情绪悄悄地蔓延开来。直到 11 月 1 日下午 全营集中，团首长宣读了中央文件，要求全体兵团战士要学好、学 透中央文件精神，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开展革命大批判，保卫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就是学习中央文件，结合自身的实际对林 彪讲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的反革命谬论开展大批判， 采取开批判会、写批判稿、贴墙报等形式声讨林彪的反革命罪行。

从“青建农场”到“市五七农场”再到兵团的近五年时间，领导层一变再变，到 1971 年底，领导层中有军人、原市委干部、原乔 司农场干部、复员退伍军人，还有极个别知青。各单位、各部门的 正职领导全部由军人任职，而原来的地方干部则只能担任副职。如 原市“五七”农场总场的一把手武营顺主任被任命为兵团第一师副 参谋长，其他地方干部职务就更低了，同样全部是副职，所以在处 理事务上军人总是居高临下，有时还是命令式的，使地方上的干部很不适应，难免产生较大分歧，难以达成一致，最后终是以军人意 见为主。这些地方干部有时也难免在知青面前叹些苦经，他们自称 为“地方干”，又自嘲为“地瓜干”——不值钱。

　　1972 年春耕开始，此时又有一股流言在知青中流传开来，称在 全国许多地方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是林彪私下搞起来的，毛主席和党 中央并不知情，所以兵团会很快解散，解放军也会分批回部队等等。 知青在谈论这段消息时，多半是关心如兵团确实要解散，大家是否 能回杭州？因此都没有心思放到劳动生产中去。这消息流传了很长 一段时间，也没有见领导出来澄清一下，严重地影响到这一年的生 产进度和生产质量。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1972 年农场的生产 指标，基本上都没有完成。

　　1973 年对兵团战士讲来是不寻常的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 ：（一） 兵团领导要求我营所辖的每一个连队领导干部，要与兵团战士直接 接触，以及时掌握战士的思想动态。（二）学习中共中央 1973 第 21、 30 号文件。（三）兵团要将一部分土地还给乔司农场，恢复劳改农 场建制。我连所在的土地属归还之分列，但明确连队不解散，迁到 一团一营的地块上。

1973 年，大约在四五月间，兵团的副政委到我连队座谈，轻车 简从，只有一辆北京吉普，一名秘书、一名司机。一到连队马上开 始开会，上午参加的人必须是副排级以上，一直到午饭时才开完， 出来时，与会者一直摇头说 ：两个层次的人，根本不可能想到一起。 　　下午是兵团战士座谈（其中也包括几名正、副班长参加），我也 参加了座谈，大家轮流发言，大家基本上都是围绕工资、婚姻、日 常生活、休假等进行发言。快结束时，副政委突然从半躺着的姿势 中站了起来说 ：你们说的我都清楚了，我们过去参加革命没有休假、也没有工资，我本人也是到 36 岁才结婚，不是照样过来了，说完就 走了出去，秘书也跟了出去，大家也就散了，再想想上午参加座谈 的人所讲的话心都凉了。第二天大家下地干活，都没有了精神，坐在地上互相谈论昨天发生的事。 　　

下半年过了国庆节，传达学习了中央 1973 年第 21、第 30 号文件。21 号文件中讲到福建莆田县一个农技专科学校的教师李庆霖，写信 给毛主席，反映他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在农村中一年出工 300 天， 分到的收成不够一年的口粮，回到家中连理发钱都没有的情况。给 毛主席直接写信反映情况，这在当时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魄力。 毛主席看了后，给李庆霖寄上 300 元，以补无米之炊。又说 ：“此类 事甚多，待统筹后解决。”30 号文件是反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 一名团长和一名参谋长，因迫害知青、特别是迫害女知青被判处死 刑的情况。学习后，大家联系实际，感触都很深。中央专门下发文件， 传达到每个知青，看来知青的一些实际问题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我们连队的农业产量在一师中是位列前茅的，由于连长（军人） 平时较为严厉，因有打骂兵团战士、致个别战士受伤的行为，在这 次学习中央文件中成了典型，被停止了连长职务，宣布调离我连队。 事后我再也没有在兵团见到过这位停了职的连长。

这一年，我连还分配到一名上大学的名额，使一些“老三届” 的知青看到了希望，原则是“自报公议、群众投票、组织决定”，结果落在一名“老三届”学生的头上，他当然很是幸运，引来大家的 羡慕。这件事就好像一石激起了千层浪，刺激了所有的三届生和二 届生，开始准备复习，为努力争取到下一个机会创造好条件。在这 一次招生后，陆续还有一些“二届生”被招到中等专业学校就读。 　　

在 1974 至 1975 年的两年中，兵团下面所属的各单位都笼罩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旗下，一些人感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到了，纷纷串联，组织各级“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妄想夺取兵团各 级党委的权力。到了年底，我连队的土地归还给了劳改农场，连队 拉到余杭县一个叫“十五堡”的地方，改番号为一师一团一营十九 连。这地方与余杭县的翁梅公社和海宁县的许巷公社相接壤，因为 兵团是部队编制，过元旦还能看到两个县的“拥军优属”慰问团的 样板戏演出 , 这在当时是政治学习的一部分，也是向贫下中农学习 的好机会，同时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此前，一些农场附近的农民， 经常到农场来偷棉花、稻谷、黄豆、柴草等，农场不得不派人通宵值巡， 为此经常会引起打斗，当地的生产队也管不了，慰问团还带来一些 农场附近的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的领导，和营、团首长直接交谈， 解决发生冲突的问题。此后较大的冲突没有再发生，但小的摩擦仍 然不断，直到我们离开农场也没有完全停止。

　　兵团各级党组织把一些人结合进去担任各级“双批小组”的副 组长或小组成员，还组织一批人成立了“民兵指挥部”。这些人自 己不参加劳动，通过开批斗会、批判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如不服从，他们就会派“民兵指挥部”的人来“请”，搞得人心惶惶。 这一年的产量降到历年来的最低点，有的连队棉花亩产量甚至只有1.4 公斤，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1975 年初，四届人大后，在我场中的各级“批林批孔”小组陆续被解散。

　　1975 年下半年开始，生产开始有些好转，兵团的军人带着他们的随军家属陆续离开了农场。此刻已经在筹建“浙江省五七农垦场”了，今后将纳入省农垦局系统管理的信息在知青中都已知晓，都在静观等待。

　　到 1976 年，大家的工资已在农垦系统发了，分场和连队的领导除了军人已撤离，其余没有什么变化。这一年国家失去了三位伟人， 从 9 月下旬起，农场中又谣传着要由江青担任中国的领导人的消息， 一些原来参加“双批小组”的人，又不安分起来，开始上访、串联。 直到这年 10 月粉碎了“四人帮”，全国开展针对“四人帮”余孽的揭、 批、查运动，我连的个别人员被送进了“学习班”进行隔离、反省， 生产劳动才上了轨道，农场也和全国的形势一样——人心思治。

1977 年元旦纷纷扬扬飘下一场大雪，积雪达 15 公分左右，真是瑞雪兆丰年！在全国开展“抓纲治国，拨乱反正”的大好形势下， 农场生产的形势也是蒸蒸日上 ：1977 年夏粮获丰收，“双夏”工作完 成顺利，棉花长势喜人。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时的学习方法主要是通读，以班排为单位，每天学一篇，先由一人 读过后，大家讨论，谈心得体会，一直坚持到把第五卷读完。 　　

1977 年到 1978 年，农场在相对稳定中渡过。1978 年的 4 月， 省“五七”农垦场总场部第一次召开了全场先进表彰大会，我也有 幸被评为先进个人，在当时只发了一条毛巾和一张奖状。这张奖状 我已保存了近 30 年，纸张虽然有些老化，但它仍然是我最心爱的纪 念品。

到了 1978 年年底，各种关于上山下乡的知青回城的消息和大字 报满城飞，把知青心中已冷了的回城之火又点燃了。当时不少知青 因爸爸、妈妈被平反恢复了职务，就马上离开了带“农”字的地方。 也有一些人，特别有门路的，也被调出了农场，有的顶职，有的病 退等等。剩下的是一些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人，他们心中的焦虑和 企盼难以言表，一时人心涌动，所以这些人成了 1979 年要求返城的 各项活动中的中坚力量。后来，通过考试选拔，择优录取，他们从1980 年 3 月份开始陆续从余杭乔司回到杭城或各自的家乡宁波、龙游等地。 　　

我们在乔司的知青与插队、支边的知青相比，还算是幸运的， 每月有固定的生活费，一个连队住在一长排宿舍中，看病有劳保、 吃饭有食堂，回杭州的路近，又有直达公交汽车。有一些在山区插 队的知青来到我们的农场一看就说 ：你们这里可以说是上山下乡知 青的“天堂”了！

　　大家回到杭州以后，每逢进场 20 周年、30 周年，直到 2006 年的进场 40 周年都组织战友聚会，在聚会中大家畅谈十四年以来在劳 动中结下的友谊。过去有过一些相互误会的人，在相聚中都一释前 嫌，大有“相逢一笑泯恩仇”之感。在 30 周年聚会时，来的人特别 多，大家还回原来的地方去重游了一番。到了乔司，变化不是太大， 看到熟悉的土地和树木、住过的房屋都兴奋不已，谈论个不停。从 大风扬沙的天气，钱塘江的盐水，凌晨三点起床、烈日当空下的抢 收抢种直到下午八九时才收工休息，更有寒冬腊月破冰下水的兴修 水利，这些都成为大家回忆和谈论的兴奋点，所以这次聚会也给我 留下很深的印象。艰苦的生活也是值得回忆和思念的，下面就用我 在进场 40 周年聚会时的一首诗结束这篇文章吧 ：

        四十年前赴农疆，“文革”风雨正苍黄。

        先是农场后兵团，一十四载岁月长。

        青春年华蹉跎过，身心磨砺永难忘。

        昔日翩翩少年人，今朝相逢鬓有霜。

        笑问战友你可好？执手相拥泪盈眶。

        劫波度尽逢盛世，欣挥拙笔抒衷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