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霍普金斯（左一）和罗伯特·瑟曼（左三）在阿旺旺杰格西（Geshe Ngawang Wangyal，左二）的藏文翻译课上，美国喇嘛教寺院（ Lamaist Buddhist Monastery of America），1963年。

文︱沈卫荣

六

三十多年前，当我刚刚敲开藏学这扇沉重的大门时，门内还见不到很多美国藏学家的身影。当年人们提到美国藏学时，或许会说起那位英年早逝的特里尔·V. 怀利（Turrell V. Wylie, 1927-1984）教授，他是图齐的学生，翻译了《世界广说 》，还确定了藏文拉丁转写的规则；人们或许也会谈到旅美华裔学者李方桂（1902-1987）和张琨（1917-2017）二位先生，他们都在美国名牌大学内教学和研究藏语文，而李方桂用英文发表的对吐蕃金石、碑铭的研究文章，也在国际藏学界占一席之地。那时洛佩兹才博士毕业不久，霍普金斯和瑟曼二位先生或虽已崭露头角，但孤陋寡闻如我者对他们闻所未闻。

特里尔·V. 怀利

李方桂

董同龢、李方桂、张琨、赵元任、周法高，摄于西雅图。

三十余年过去，这藏学世界已彻底改变了模样。面对眼前这新的景象，我常不由自主地要哼哼崔健的另一首歌：“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今天，霍普金斯和瑟曼是美国本土藏学的泰山北斗，美国也早已是国际藏学重镇，其影响力与日俱增。事实上，美国藏学从来不只有被洛佩兹批判的、于此被我称为“美国本土藏学”的这一种传统。美国藏学萌芽时期推崇的同样是欧洲的语文学学术传统，例如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开始的藏学研究都以欧洲传统为主导，以后在哈佛大学发展起来的藏学、印藏佛教研究也是如此。即便是在瑟曼主导下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藏学和佛教研究，也依然部分地保留着欧洲语文学的传统。及至今日，美国藏学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呈百花齐放的多元景象，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学者都有可能从事西藏研究，其研究方法也各随其所擅学科而有不同的取径。但是，美国藏学研究的核心力量和最好代表，无疑还是在近三十余年间由霍普金斯和瑟曼二位具有非凡人格魅力（charisma）的学术导师培育和发展起来的那支美国本土藏传佛教研究队伍。他们人多势众，根深叶茂，不但占据了美国国内大部分的藏学学术平台，而且也活跃于国际藏学舞台，其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大。

就在这三十余年间，美国本土藏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和显著的变化。如前所述，洛佩兹的学术既有对霍普金斯之学术的继承，也有通过对它的反思和批判而获得的巨大进步。同样，洛佩兹的同门晚辈或者他的弟子对他的学术也有继承和扬弃，也有变化和进步。就总的趋势而言，美国本土藏学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种在新时代运动背景下所做的佛教宣传和传播型学术发端，以后逐渐与美国式的宗教学或者比较宗教学学科的学术理念和规范相整合，走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美国式的藏学道路。与美国主流学术的其它学科一样，至今美国的藏学研究一般都要强调所研究课题具有的问题意识，并要求对它的学术处理必须符合某种主流的学术范式。与此同时，美国藏学脱离了其最初那种制造新时代运动所需要的佛教读本的范式，加强了语文学的训练和对学术规范的要求，使其成为一门可被主流学术认可的学问。在比洛佩兹更年轻一代的藏传佛教研究学者中，有不少人写出了非常优秀的学术作品。例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布赖恩·J. 奎瓦斯（Bryan J. Cuevas）教授（霍普金斯的弟子）的《西藏死亡书秘史》（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芝加哥大学的克里斯蒂安·魏德迈（Christian Wedemeyer）教授（瑟曼的弟子）的《为密乘佛教正名：在印度传统中的历史、符号学和违规》（Making Sense of Tantric Buddhism: History, Semiology, and Transgression in the Indian Tradition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2014）、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的雅各布·道尔顿（Jacob Dalton）教授（洛佩兹的弟子）的《伏魔：藏传佛教中的暴力和解脱》（The Taming of the Demons: Violence and Liberation in Tibetan Buddhism，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等等，在我看来都是近年来藏传佛教研究领域内出现的值得称赞的上乘之作。

布赖恩·J. 奎瓦斯所著《西藏死亡书秘史》

克里斯蒂安·魏德迈所著《为密乘佛教正名：在印度传统中的历史、符号学和违规》

不知不觉间，进入藏学领域已经三十余年了。这么些年来，我对自己的最高期待从来不过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预流”，可今天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要达到这个起码的目标其实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流”不但是一个国际的“流”、一个世界的“流”，而且它也一直在变化、发展和进步之中。如前文所述，初入门时，我对东方语文学推崇备至，用心追摹，惟恐因自己驽钝而辱没了中德两家师门；后来读到洛佩兹等对东方语文学传统中的西方藏学研究所作的解构性的犀利文字，又觉得挺有道理，一度曾对语文学产生了怀疑。今天既喜读欧洲语文学家凿凿有据的著作，也不烦读美国藏学家激情灵动的作品，有时甚至很难确定自己到底更喜欢哪种风格的学术文章。我说我喜欢魏德迈的《为密教正名》，可听说有日本的佛教语文学家说魏德迈的书不是Making Sense of Tantric Buddhism，而是Making Nonsense of Tantric Buddhism；我说我喜欢道尔顿的《伏魔》，可有我十分佩服的英国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研究的权威亲口对我说，道尔顿书中对那些敦煌古藏佛教文献的解读错得实在非常离谱。可想而知，学术研究能在完美的语文学和启人心智的理论、思想之间达到一种有高度的平衡，世上大概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真正的高手才能够做得到。今天国人喜谈学术要与国际接轨，我亦深以为是。可是，国际学术哪里只有一根正确的轨道等着我们去接呢？我与国际藏学打了三十余年的交道，到如今却越来越不明白中国藏学到底应该和哪根国际轨道接轨。做学问必须“预流”，这听起来不难，但真要做起来可实在是一件让人终生必须十分努力地付出和学习的苦差使。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藏学教授雅各布·道尔顿代表作《伏魔：藏传佛教中的暴力和解脱》

以上对近三十余年来美国本土藏学的管窥蠡测给我的一点启发是：藏学研究绝对应该回到西藏和藏学本身，它不应该是任何形式的东方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思潮和行动影响下的，一种关于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话语和学术建构，藏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顺应某一种思想、政治、权力和利益而建构出一个人们喜爱或者期待的、虚拟的西藏和藏传佛教，而是应该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带着批评的精神，来研读藏文文本，观察西藏的历史和现实，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和揭示西藏之复杂和曲折的历史，描述其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面貌。为此我们或更应该回到起点，从刻苦学习藏语文开始，努力读懂不同形式的藏文文本，在西藏文明自己的语境中来寻求正确理解藏文文献和西藏人文社会的方法，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对西藏文化和社会的理解。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可以采用任何可取的学术方法，但是藏学研究必须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正确理解，而理解必须从细致的语文学实践出发才有希望达成。

三十余年来，我一直喜欢崔健的歌，因为它让人在悲愤中依然坚持振作，在解构某种信念时还给人以升起另一种信念的希望，充满了正能量。三十年余间，我在藏学中学步，步履蹒跚，曾为我过去想象中的那座象牙塔和寻求中的那个香格里拉的崩塌和消逝而悲愤，但今天我依然对藏学之象牙塔和香格里拉的重建充满了期待和向往。“光阴匆匆似流水，它一去不再回，不再有那痛苦的梦，和无用的忏悔。我要洗清身上的尘灰和脸上的泪水，我要骑在那骏马上，把时光紧紧追。”这是崔健《浪子归》的结尾，我听着觉得它催人振作，也给人以希望！

本文原标题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与美国本土藏学研究”，全文共六部分，此为第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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