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兴安岭的夏天，一到黄昏，铺天盖地的“俄罗斯大蚊子”、“小咬”，倾巢而出向你扑来，尽管我们都带着蚊帽工作，但无济于事，被人咬得伤痕累累（直到现在，我的小腿上还留着疤，不敢穿短裙）。我们女生每天要完成的工作量，是平均每人三个立方的土。由于我 长得很单薄，又在城市里长大，从小没干过力气活，因此这个工作 对我来说，的确很难承受。但大家都很照顾我，经常把较轻的活让 给我做。 记得去大兴安岭的第二年，我们成立了女子连，修筑十公里的公路，其中有两公里左右是山路，要求是半拆半填，也就是说路幅的一半要开山，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打炮眼、放炮，按照要求开成 平地 ；另一半填地，将放炮挖出来的石头，挑到山边倒下去形成一个角度，使路面加宽。也就是说一条路，半条是开山放炮挖出来的，另一半是用挖出来的石头填出的路面。我能挥动八磅重的大铁锤打 炮眼，把铁锤甩出一个漂亮的弧度，不偏不斜地正好打在钢钎的中心， 由于有时石头是整块的，没有隙缝可钻，钢钎时常打不下去。在把 钢钎时，常会把手上的虎口都震裂了，鲜血直流。放炮更是不要说了， 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点完二十几炮的引信，再快速跑下山来，以免 炸到自己。另外还得注意哑炮（我们二连的一位杭州知青，就是由 于放炮时出现哑炮，在前去排除哑炮的途中，被突然炸响的“哑炮”炸中，白白断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都是一些胆大心细的姐妹干 的，我是万万不敢放的。虽然我们很辛苦，但从来没有抱怨过，大家齐心协力，尽快完成任务，好早点回去（因为施工现场离连队很远， 有半小时到一小时的路程）。 冬季，由于天寒地冻，无法筑路。往往在完成当年的筑路任务 后，我们就要开始搬家（我们是林场的开路先锋，我们筑完了路， 林场才能进场伐木，才能把木材运出去）。所谓搬家，就是把自己的 行李、铺盖带走，拆走帐篷，到明年开工的地方驻扎，搭建帐篷的 材料都是就地取材，包括我们睡的“床”，也是用小桦树杆搭建而成 的。大兴安岭有的是树木。由于是活树，又是天寒地冻，水分很足。 树干歪歪扭扭又有很多树杈，我们睡在上面感觉很潮湿，等到把树 干上的水分睡干了，我们又要搬家远行了。有好多人因此都得了肾 炎。冬天的工作就是把明年一年的烧柴准备好（即便是夏天，我们 也要烧火驱潮）。每天的任务，就是两个人打一溜烧柴，把树木锯成75 厘米长，再按 4 米长、1 米高码成垛。几个佳木斯的男知青专门 伐树，当树即将倒下时，那“上山倒喽”、“下山倒喽”或“顺山倒喽” 的喊叫声响成一片，煞是好听。 有时到山上去打烧柴，去的地方碰巧没有事先伐好的树，那就 要找好长时间才能找到烧柴。所以我们出去工作已养成了习惯，喜欢四处留意，把明天要去的地点先看好，以免第二天因找不到烧柴 而措手不及。由于天气很冷，气温都在零下 30 几度（晚上达到零下 40 几度），在山上最多只能呆两个多小时，在任务没有完成的情况 下，我们是万万不会下山的。所以有时等完工后再下来，已冻坏了脸、 脚，这时脸上、脚上的肌肉就会坏死、发黑，永远留下了冻伤的痕迹。 由于长时间跪在冰天雪地里工作，我们四肢的关节不同程度都有伤。待完成任务下班回来时，大家都会争着拿斧子将烧柴劈成直径 30— 40 厘米粗，作帐篷里烧暖用，看着那么好的原木在炉中化为灰烬， 我心里隐隐作痛，感到真是有点可惜。 
在劳动之余，给大家唱支歌 即使是这样的生活，大家还是很开心，我在上海知青那里，学会了当时很多流行的老歌（《马儿啊！你慢些走》、《有一个美丽的地 方》、《美丽的祖国》，其中也有情歌《敖包相会》、《康定情歌》、《你 送我一支玫瑰花》、《在那遥远的地方》），歌剧（《江姐》）等等，这在 当 时 都 是 所 谓 的“ 毒 草 歌 曲”。那些歌曲 是那么的优美动 听，歌词是那么 的抒情。我当时 还把所有会唱的 歌的歌词给抄下 来了，可惜在调 出连队时，怕在 机关工作影响不 好毁掉了，现在 想想真心痛。遇 到下雨不能外出 劳动时，大家坐在帐篷里，都会情不自禁地唱起《知青之歌》、《插队之歌》、《告别 之歌》等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当时我们只要一唱起“蓝蓝的天上， 白云在飞翔，美丽的西子湖畔是我美丽的故乡。啊……”泪水就会止不住的往下掉。在不出工的时候，我就会凑着昏暗的煤油灯光看书， 像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当时流行的书籍或《农村医生 手册》、《中草药知识》等。另外，我还跟上海的女知青学会了绣花。 我还织得一手好毛衣，不少男知青的毛衣、线裤都出自于我的手。 初到那里，由于当地不适应气候，大家不同程度地都得了病， 六个月以内生病的，有相关的医院证明就可以回城。我们连队除了 上海的知青有几个找理由回家了，我们杭州的知青一个也没走。记 得我去大兴安岭不久，由于吃的、喝的都不卫生，得了肠炎，一天 拉十几次，连续一个多月，到最后是严重脱水。我母亲是学医的， 知道以后急得不得了，打电报来要我回去，但我就是不回去，抱着“轻伤不下火线的”信念，一直坚持到最后，硬是挺过来了。就这样， 我练就了喝自来水、凉水都不会闹肚子的体质，直到现在我也能这样。 这样的连队生活，我苦苦地熬了足足四年。 1975 年 1 月，在同甘共苦的姐妹帮助下，我跟一个姐妹从连队 直接调到了区（县）革委办。报到那天，革委办主任安排我们一个 分在区机关食堂，一个分在了区革委招待所。 到了招待所，发现已有四五个上海、杭州的知青在那里工作了， 模样都长得不错，不是在食堂就是在住宿登记处。房间服务员都是 当地人，是一些区领导的七大姑、八大姨。在招待所吃的是小灶， 一天三顿细粮。住在楼房，有暖气和电灯。那时想想真不知道有多 幸福。由于我们招待所伙食比区机关的伙食好，因此很多区机关的 人都想到我们食堂搭伙吃饭。为了杜绝外来人吃饭，招待所规定， 每次就餐吃饭，都要凭就餐券就餐。那时谁都想巴结我们，想让我 们给行个方便，我们的得意劲就别提了。 在招待所食堂，我虚心向姐妹们学习怎样做馒头、怎样切菜、怎样配凉菜，同时还兼管食堂仓库。那时食堂仓库的东西，要啥有 啥，都是一些外面买不到的东西 ：好酒、好烟、海参、大开洋等一 些紧缺食品。但我从不拿公家的一点东西，哪怕是一粒糖、一块饼干。 我为了把仓库管理好，还自建了账本，做到账目清楚。 由于区机关只有这么一个招待所。所以遇到大型会议时，我们 就得早上五点起床上班，晚上九点下班。那时年轻，睡上一觉，第二天体力就恢复了。我干得很努力，被评为区（县）先进工作者，1977 年 15% 的晋级工资也加上了。只是由于家庭所谓的“污点”（当时父亲已经平反，但他的“污点”材料还在我的档案里），评“三八 红旗手”、“共青团员”，都因政审没通过而与我擦肩而过。 那时候的姐妹情谊很浓，我们招待所的一个姐妹不幸得了肝炎， 情绪波动很大。在住院期间，我冒着被传染的危险，除了上班，天天陪她在医院睡，开导她，安慰她，最后出钱送她回杭州。那个年 代的人好像从来都不会计较个人得失，很有人情味。 我的服务员工作一直持续到 1978 年 8 月，黑龙江本省的知青开 始大批返城。由于在外省的知青不能返城，我的父母亲想方设法给 我调到了南昌，结束了我整整八年的知青生活。在这八年中，每次 回杭探亲，我从不在家多呆一天，每年有 11 天时间奔波在列车上。 在车上听到家乡话，我马上会热泪盈眶，仿佛回到了家，就像见到 家人一样。一听到乡音，哪怕是一个省的，都会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特别在远离杭城的异域他乡，更是觉得亲切。 1979 年 6 月，我又从南昌调回杭州，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