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中路17号，是一座四层（部分三层）九开间的西式大楼，建筑面积为1940.54平方米（共有房屋77.5间）。历史资料显示：1932年以前，杭州电厂已经在此拥有0.325亩土地，后来又从一名叫钟芝恒的地产主手中买下了紧邻的0.575亩土地。1933年，杭州电厂出资在这块总面积为0.9亩的土地上动工兴建电厂办公大楼。1934年，大楼落成。当时，这座大楼的外立面，以长、短线条构成简洁明快、错落有致的建筑美感。如今，由于外立面有所改变，这种建筑美感，已难以觉察。

让杭州百姓见识电灯

1879年10月21日，美国人爱迪生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电灯。电灯在杭州第一次亮相是在1896年8月15日，那天，拱宸桥旁的世经缫丝厂用上了从国外买来的发电机和照明设备，厂区照明开始尝试用电灯。但是，广大杭州市民是无法进入该厂去观看的，真正让杭州百姓目睹电灯这个新奇玩意儿，则又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1907年2月，杭州籍珠宝商人金敬秋等人发起筹建电灯公司。1908年，“浙江省杭江大有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后来，该公司又更名为“浙江省官商合股商办大有利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电灯公司成立以后，一手建电厂，在板儿巷（今建国南路）选定厂址，开工兴建电厂；一手建电网，在杭州主要街道每隔40米左右设立10米高的木质电杆一支，除了架设电线外，还在每支电杆上安装路灯一盏。1911年农历7月8日，板儿巷电厂建成，共有蒸汽引擎发电机3套、总装机容量750千瓦。当天晚上，板儿巷电厂向杭城正式供电，霎时大街两旁的路灯齐放光芒，第一次为城市赶跑了黑暗。成千上万的杭州市民走上大街翘首观望这神奇的景观，纷纷感叹科学的神力。杭州市民也从那时开始告别了晚上提着灯笼出门的千年习俗。

但是，将电灯引入楼房的工作却遭遇了艰难，因为当时凡是与电有关的大小材料都得依靠进口，一只进口的32支光灯泡，售价就高达银元1元7角，一只电表的价格就更不用说了，不要说普通百姓用不起，即使是一般商人也无法承受。所以，电厂供电以后，前来联系安装电灯的个人或店家几乎是寥若晨星。为了谋求事业的发展，大有利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聘请杭州市商会会长王芗泉担任总理，聘请陈文卿担任经理，聘请吴毅庭为协理。不久，电灯公司管理层推出重大促销举措：每盏灯（限定灯泡支光）每月收费银元5角，使用时间与路灯点亮、熄灭的时间相同，不必安装电表，也不用预付保证金。这样一来，杭州不少店家和市民就将电灯请进了楼屋。

电灯公司更名为电厂

大有利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在前期发展中，曾大力借助银行贷款，当时，主要是向浙江兴业银行借贷，最多时曾积欠浙江兴业银行贷款10多万元。经过6年的经营发展，到了1917年3月，浙江省官商合股商办大有利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还清了浙江兴业银行的所有贷款。为了适应公司的发展，大有利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改变了原有的管理模式：撤销了原来的经理、协理制，改为董事长负责制，由俞丹屏担任董事长，陈文卿、吴铁君担任办事董事。这时，杭州湖滨一带的新市场已经日益繁荣，板儿巷电厂用户因此激增。电灯公司管理层作出决定：扩建板儿巷电厂，增装4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套。扩建工程竣工后，板儿巷电厂的总装机容量上升到1150千瓦。1918年，大有利电灯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募集新股，获得增量资金70万元，又对板儿巷电厂进行第二次扩建，增装1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套，使总装机容量突破了2000千瓦。

尽管大有利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在两年中使板儿巷电厂的总装机容量增加了近2倍，但还是没能赶上当时的发展形势。从1919年开始，杭州的丝绸业、棉布业纷纷将原有的人工织机更新为电动织机，工业用电的需求大幅攀升，主要是为民用照明供电的板儿巷电厂，根本无法满足工业用电的需求。电灯公司董事会考虑到板儿巷电厂水源不足，运输电煤不便等因素，决定在杭州艮山门外再建一个电厂。

1922年，艮山门电厂第一台机组建成后并网供电，该机组装机容量为800千瓦，但还是无法改变杭州供电不足的情况。1923年，艮山门电厂又增装了2000千瓦和23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各一套，总装机容量增加到5100千瓦，终于缓和了杭城供电不足的矛盾。

红红火火发展的电力事业，招来了官方的眼红。1929年5月1日，浙江省官商合股商办大有利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改由政府官办。考虑到电厂供电的主要对象已不再是电灯，而是电动机器，所以，当“浙江省官商合股商办大有利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被摘除后，新挂出的招牌是“杭州电厂”。

回归民营再建新电厂

政府官办后的杭州电厂，马上就出台大动作：省政府推出了“浙江省建设公债”，计划用公债募集的资金再建一个新电厂——闸口电厂。官方在公债推出后不久，就急匆匆地向国外企业订购了全套发电设备。然而，让政府官僚没有想到的是，公债发行情况相当糟糕，进入到1931年，公债募集的资金离当初确定的目标还相差很远。但是，向国外订购的设备必须付款了，如果毁约将造成重大损失。关键时刻，杭州金融界知名人士李馥荪发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以及杭州的几家富豪组成“企信银团”，垫付资金300万元；1931年5月1日，“企信银团”开始全面接手闸口电厂的建设事务。

电力虽然是赚钱的热门行业，但毕竟要靠经营知识、经营人才。浙江省政府尝到苦头后于1932年作出决定：将板儿巷电厂和艮山门电厂的全部资产和电器事业专营权（确定为30年），以法币66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企信银团”。这样，官办的杭州电厂又回归到民办的道路，并再次加大发展步伐。1932年10月5日，闸口电厂建成，2套7500千瓦中温中压汽轮发电机组开始发电，该厂总装机容量达到15000千瓦，输配电电压有5千伏和14千伏两种，供电能力为浙江全省之冠，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三家发电厂之一。

这时，已经拥有板儿巷电厂、艮山门电厂、闸口电厂的杭州电厂，开始考虑建造总厂办公大楼，最后，将楼址选定在中山中路（清河坊）的鼓楼旁。1933年1月1日，电厂召开股东大会，将杭州电厂改组为“杭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金融界知名人士李馥荪被推举为董事长，李叔明担任总经理。1934年，电厂办公大楼建成，大门旁挂出的招牌是“杭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但是，杭州市民还是习惯称其为“杭州电厂”。

1937年12月23日早晨6时，日寇的铁蹄已经临近杭城，国民党军队在撤退前用160公斤炸药炸毁了闸口电厂大部分发电设备。抗战胜利后，电厂的工程技术人员花费了1年多时间才修复了闸口电厂的2号机组。当时，杭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有不少设备是从美国进口的。1947年10月，该公司曾向美商慎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公司订购分电所设备全套，但是，直到1951年8月，只收到部分器材，大部分器材尚存在纽约。而美国政府此时已对中国实行禁运政策，美商慎昌股份有限公司便致信杭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扬言要拍卖这些设备，对此，时任杭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翁谊安曾回信严加驳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杭州的电力事业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取得惊人发展，中山中路上的这座电厂办公大楼，见证并将继续见证杭州电力事业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