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赵晓阳 (1964—) , 女, 重庆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中西交流史研究。文章原刊：《河北学刊》2018年第5期。
中国近代社会史是1980年代兴起的新学科。30多年来, 无论从研究范围的拓展、视角观点创新, 还是新资料的发掘, 年轻研究参与者日渐增多, 并呈现越来越强劲兴盛的发展态势, 收获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 中国近代社会史一直是学术界重点探讨的热门领域。2017年, 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继续保持较高数量和水平, 并呈现出若干学术热点与走势。本文将对此作一简要评述。 一、学术热点:理论探索与回顾 中国社会史研究经过30多年的兴旺发展, 在2017年出现了较为集中的回顾与反思, 这是该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大特点。 常建华指出, 近十年来, 中国社会史研究呈现出开放与多元的趋势, 其中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研究日趋紧密, 研究概念与方法相互借鉴;对社会生活的研究转向, 对日常社会研究、社会史与文化史结合, 逐步显现出明显的社会文化史形态;社会史研究对于史料处理显现出与传统史学不同的理解与态度, 在民间文献、社会人类学和日常生活三个层面展开理论构架与研究实践, 推动社会史学科发展。以中国历史上生命、生计和生态意识, 融合生命史学、环境史学和日常生活史学, 构成“三生”问题意识[1]。 李长莉对30余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作了较为系统的回顾。她指出, 在30年前, 社会史研究仅仅是一个附属性小学科, 今天已逐步发展成为论著数量位居各历史分支领域前列的大学科, 研究重心完成了从政治附属向社会本位的回归。在肯定成绩的同时, 她还指出了社会史研究需要加强和发力的薄弱点, 以及在未来学科发展中需要避免同质化、碎片化和平面化等问题, 倡议在理论上寻找新的突破点, 以应对中国社会激烈变革与新知识生产模式的影响, 将社会史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2]。 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史研究开拓学者冯尔康以亲身经历回顾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过程、理论框架的形成始末, 指出未来社会史研究要关注以人为本的历史, 加强研究家庭演变史, 关注第三产业发展形势下人的活动史 (1) 。 有学者通过回顾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发生背景、延续过程以及对中国史学研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来深入研讨社会史的起源。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论战中形成了学术共同体———秉承共同信仰、学术信念及唯物史观的价值目标,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其研究成果对当今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 1980年代的社会史研究, 承继了1930年代的认识和实践, 不仅有“复兴”, 而且实现了新的突破, 呈现出中国社会史学科逐步体系化、系统化的态势, 对于学科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未来研究中, 加强问题意识导向, 使研究具有更强的权威性与代表性。应该从深刻体认当下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多重意义, 超越当前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努力提升中国社会史研究思想内涵三个方面, 从“个案研究”凝练出背后的“大历史”, 向着社会史复兴的“大历史”追求和“总体史”目标努力奋进 (1) 。 社会文化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 因“社会重心的转向”, 社会史、文化史相继复兴, 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文化史分支, 成为重要的学术生长点。梁景和指出, 社会文化史研究是一个行进的主题, 可从团队、理论、领域和史料四个维度分析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成绩[3]。郭常英反思, 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文献传播的独特性, 史料来源的广泛性和日常性是其重要特点[4]。社会文化史与西方新文化史学研究对象日趋接近, 研究在微观层面取得明显进步。但“碎片化”反映出史学研究深入精深后所面临的现实, 表现集中在选题小而微, 缺乏深刻而宏观的问题意识, 论证无力揭示具体表象背后深刻隐含的历史文化意蕴及历史价值。但这是精细化研究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 只要心怀总体, 必然会走向更高层次的宏观整体研究[5]。左玉河分析了“深度解释”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意义, 指出将研究从“生活”层面提升到“文化”层面, 关注这些生活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含义, 探究社会生活背后隐藏的历史意义[6]。这些反思性回顾, 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指出了方向。 城市史研究。生活近代化是社会近代化变革的标志和结果, 随着对近代社会史和城市史研究的深化, 城市生活史成为热门研究领域。李长莉对1990年代以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发展脉络作了较系统梳理与回顾, 指出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城市史已经成为具有较高理论高度的分支领域, 但不免仍有其不足, 如对城市生活近代化“高点低面”的不平衡状况关注还不够, 缺乏对不同变迁类型之间的比较研究, 缺乏对生活元素在社会生活变迁中地位与影响的研究。在理论方面, 对“公共性”理论范式的应用尚有缺陷, 在今后需要注重理论性、联系性与综合性研究, 有更多理论创新[7]。任吉东认为, 城市史研究中, 对城乡关系互动之间的关注不够, 并指出, 未来研究中城乡之间具有相当的发展潜力和良好前景, 但理论框架缺失、研究区位不平衡、学科交叉不足等问题, 都是制约城市史发展的关键。希望今后借鉴人类学、地理学和城市学的研究方法, 加强微观和宏观的结合;在重视比较同一时段不同地域城乡发展特点的同时, 还应该加强同一区域在传统近代的比较研究, 勾勒出长时段的发展规律和特点[8]。 日常生活史研究。日常生活史是史学界新兴的研究领域, 主张回到日常生活的逻辑和场景, 在具体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发现历史。史学研究者对于日常生活史的史实描述与理论构建, 指出日常生活史研究在理论框架上与新史学关系密切, 在史料发掘上具有明显的特点[9]。以日常生活为视角, 可以展现出以日常生活为中心的近代中国社会面相和变迁机制, 也可以成为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之间对话的中心问题与公共平台[10]。口述史和田野工作在日常生活研究中, 是了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探究“当下的日常”或“日常生活”的有效方法, 具有方法论的突破 (2) 。“身体史”研究, 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身体”就是“事件”, 其根本属性是“生成”。在汲取西方新文化史、性别史、女性身体史等分析方法与分析模式的同时, 对于本土化的身体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展开探索与创新[11]。 区域社会史研究。区域社会史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 它从田野调查着手, 结合文献分析, 以小人物、微观区域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日常生活变化历史的特点与意义。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独立领域, 商会史研究也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更为专精的视角。它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唯物史观指导下现代化理论与方法的应用, 进而将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应用于研究之中, 并将“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广泛应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12]。 医疗社会史研究。医疗社会史是社会史中比较年轻新颖的一个分支, 近年发展迅速。余新忠、陈思言对百年来有关清代医疗史的研究作了梳理, 分析了近代中国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并从关注医学理论与技术的演变, 逐步关注社会文化的变迁。研究者也从医学内部, 逐步受到以历史学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关注。清代医学史研究是整个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一个缩影, 其存在局限与进展空间, 也可反视整个中国医学史研究发展及流变过程[13]。芦笛则全面评述了中国近代医药史研究的发展, 指出中国医学史研究领域目前极具活力, 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但同时也存在着薄弱环节。药学史研究中有关近代时期研究较为薄弱, 在实证研究和理论构架中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就中国近代医学史或药学史研究而言, 在诸如“中国”框架、进步史观、二分法、传统与现代性、空间转向与全球语境等诸多理论问题省思不足, 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加以面对与解决[14]。 二、传统学科与社会史跨学科结合 在社会史形成学术新增长热点的过程中, 多个传统学科也开始借鉴社会史的观点和视野, 拓展其研究方法和范围。在这点上, 革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率先垂范, 跨越了界限。近几年兴起的“新革命史”, 调整了革命史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对社会文化的解读, 促进了社会史视角和方法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及新研究热潮的初成。 新革命史。汪效驷等从交通社会史的角度, 详细考察了抗战时期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过程, 指出这些知识青年之所以选择延安为行程目的地, 不仅因为红色革命在陕北的发展及中国向外部世界的宣传, 而且是中共各级机构进行周密筹划和安排, 抵达抗日根据地的青年都得到了成长与锻炼, 夯实了中国革命的根基[15]。武洹宇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的骷髅雕塑墓道, 分析了骷髅形象的象征意义, 指出这种设计凸显了先烈之死的惨烈与惊怖, 追问了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及辛亥革命的意义[16]。李军全认为, 政治宣传是中共开展革命运动过程的重要环节, 乡村节庆与政治传播的结合, 成为中共政治宣传异于其他政治力量的一个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17]。徐秀丽则通过个案讨论了1949年革命胜利后个人空间的存在与表现形式, 指出在高度政治化的年代, 即使最亲密、最有能力的家庭, 所能腾挪的空间也是极其狭窄的[18]。 新文献学。所谓“新文献学”, 是将文献搜集与鉴定、文本解读、历史阐释、历史著作建构融为一体的一种系统、有深度的研究模式。黄兴涛专著《“她”字的文化史》标志着新文献学这一新本土化史学研究模式的出现。这对促进当代中国史学研究及本土史学理论的构建, 不失为一种新的成功探索[19]。邱志红以早期广东地区英文学习教材及工具书为对象, 对存世的“红毛番话”课本作了梳理, 讨论了其翻刻过程、流布年代及读者对象等, 由此透视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特征及早期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历史图景[20]。 乡村传统研究。乡村史是社会史研究的新生力量, 2017年有新作产生。程森《明清民国时期直豫晋鲁交界地区地域互动关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通过对跨省界地区的互动研究, 拓展了一种区域社会史的新视野和新思路。传统保甲和乡村社会, 尤其是浙江这样相对发达区域的社会治理, 也是研究者所关注的新领域[21]。日本学者佐藤仁史《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更是将地方精英与社会治理的变迁提到了一个新的范围。赵旭东、张洁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试过程, 指出在文化转型背景下, 中国乡土社会秩序正在发生变迁, 遵循着从“差序格局”到“文明之别”, 再到“国家权力下行”的路径。民国以后, 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基层乡村的一系列制度中, 呈现出村庄内生秩序与国家建构秩序共存和调适的历程[22]。崔岷、冯小红则通过“太行山文书”分析了近代冀南豫北乡村会社组织的基本特征, 指出会社是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组织, 在农村生活事务中发挥着特殊纽带作用, 成为农村权力网络中不可忽视的权利元素[23]。 城市现代变迁研究。上海史研究已经成为城市史研究的最高标地, 2017年又有新著产生。其中, 邓杰探讨了近代以来上海城市规模的变迁[24];徐静波以1923—1946年为考察中心, 分析了在近代上海的日本文化人的生活[25]。魏兵兵以上海华人剧场建筑为对象, 探讨了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体制下城市公共空间演进过程中多元错综的利益折冲和政治博弈[26]。谭刚则对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生活作了详细研究[27]。张艳认为, 西方舞蹈通过近代中国驻外使节、华人上流社会、留学生和在华外侨等人群传入中国, 逐渐成为国人的一种新娱乐方式。这一渐进过程具有明显的地域、阶层差别, 由此对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促进了社会心理、价值观和社会风气诸多方面的变迁[28]。 三、新兴社会史异军突起 2017年是社会医疗史收获的丰富之年, 无论在西医传入并创建新医疗体系研究方面, 还是中医在社会变化时代的新生嬗变方面, 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李传斌、牛桂晓梳理了一个教会医院的典型生命过程, 认为作为近代苏南地区重要的教会医疗机构, 博习医院对西方宗教、医院文化在苏南地区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在苏南地区医疗和慈善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对近代苏南地区民众观念习俗变迁产生了一定影响[29]。 1920年代, 受北半球中纬度地带气候变暖影响, 中国气象灾害频发。1932年爆发的大规模霍乱疫情波及23个省市, 内陆省区受灾尤为严重, 其中陕西地区死亡人口多达20万。张萍认为, 陕西疫情集中体现出陕西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脆弱性, 反映出外源性传染病进入内陆的过程, 可以将其看作疫病从东向西传播的关键节点, 是现代性经济扩张的直接结果, 也可以视作探讨内陆省区近代化过程的一个新维度[30]。姚帆则以1918年山西鼠疫疫情为例探讨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体系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认为虽然这场疫情最终还是扩散成全国疫病, 消灭疫情主要还是因为气温回升等原因, 但是观察这一过程, 可以看出中央地方政府及社会基层组织所担角色及行为, 中国传统生活模式与近代公共卫生体系之间的矛盾, 显现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体系建立、成熟过程中的复杂互动[31]。 李秉奎探讨了近代以来中西医之间延续至今都没有消失的理念争论。1930年代, 围绕中医废存之争, 势如水火, 双方阵营中出现“国医科学化”倡议, 围绕“国医”走向“科学”的可能与前景展开热议, 而“国医科学化”旨在借科学之“术”解中医之“困”, 并有“领导世界医学走一条新的径路”之意[32]。芦笛则分析了晚清药物学发展中日本因素影响, 借鉴于日本学制, 药科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独立学科。日本教习受聘于中国学校, 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学习药学;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了中华药学会, 成为日后推动中国药学发展的重要力量。晚清时期, 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日本因素促进了中国药学界对于近代科学药学知识的吸收与转化[33]。 将宗教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开展研究, 是近年社会史研究的新发展方向。李俊领《天变与日常: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华北泰山信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 研究了华北地区泰山信仰与社会转型中民众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赵秀丽对天主教婚姻家庭伦理在中国的本土化作了研究[34]。刘志庆首次对中国天主教教区历史作了系统梳理, 功不可没[35]。 高力克分析了陈独秀宗教观的表现与理论来源, 指出其科学观来源于孔德法国实证主义传统的科学主义, 与笛卡尔理性主义传统一脉相承。陈独秀的科学主义与法国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关系未被学术界所重视, 孔德的“神学—玄学—科学”三时代进化论, 强化了陈独秀的无神论观念, 认为一切宗教都是虚妄的迷信, 是文明进步的障碍, 相信终将“以科学代宗教”, 达至宇宙与人生的契合, 相信唯物史观完全可以解决人生问题[36]。罗检秋梳理了清代汉学家在宗族观念方面为适应社会变迁而持有的主张, 指出这些汉学家虽沉潜于考经证史, 但改良宗族机制和治理乡村社会, 也一直是其重要论题, 自有其天下家国关怀[37]。 赵晓阳以新西兰华人华侨为例, 探讨了19世纪中国海外移民在移居地社会行为及在当地国居民中的印象。这些只梦想挣钱后叶落归根、不愿意被同化的“过客华人”, 在海外备受排斥和歧视, 引发了世界性、严密苛刻的“排华活动”。究其原因, 与华侨在这些国家因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认知和差异形成的“被印象”密切相关[38]。李俊领指出, 1907年设立礼学馆的目的旨在修订符合宪政要求的礼仪制度。但该馆总理陈宝琛及曹元忠等排拒宪政理念, 仅对《大清通礼》的细节略作调整。礼学馆与修订法律馆几经争议、妥协, 最后拟出暂时保留礼教内容的新法律。由于清廷内外未能预先建立起改革共识, 经由礼学馆主持和参与的礼法修订, 在幅度与进度上主要取决于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及其消长。直至1912年该馆被裁撤, 留下了礼治与宪政如何调适的时代课题[39]。 西北地区基督教研究, 至今仍处于起步阶段。近代以来, 进入青海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 为当地民众施医赠药、赈济救灾、兴办教育、引进农业品种和栽培技术、宣传科学知识等, 客观上对青海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观念变化具有积极影响[40]。刘玄启指出, 在急剧变革的近代中国社会中, 广西民族边疆地区的慈善事业也向近代化转变, 其根源在于各种因素的变化, 并从慈善思想和理念的变化、慈善事业范围的扩大和基督教会参与等三方面论述了广西地区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41]。 四、透视与反思 2017年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丰富并呈现出新的动向, 但也存在着一些需要努力克服的问题, 在深度和理论性方面还有待提升。其一, 对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探索明显滞后, 虽然有多篇回顾反思文章, 但未见相对集中的争鸣思考, 砥砺方能促奋进。其二, 研究领域的不平衡态势未得到明显改观, 其发展水平和数量质量与某个学科带领人及团队有关, 部分研究领域在某些地域呈现出空白状态。其三, 研究“同质化”、“碎片化”状态仍然比较普遍存在。虽然众多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些困境和瓶颈, 但真正走出困境实属不易。我们只有以万分的努力前行, 饱含信心的期待。其四, 加强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交流, 将社会史理论和视角作为研究其他学科的视角, 将其他学科的关怀纳入社会史研究的范围, 则是社会史进一步发展的途径之一。从近几年的社会史学术发展可知, 社会史与其他学科, 如革命史、艺术史、宗教史等, 社会史内部流派之间, 如日常生活史、区域史、城市史、乡村史、文化史、性别史之间, 都力图走出自身过去几十年相对专精的研究“圈子”和理论思考, 加大相互融入和借鉴的功能。期待社会史研究进一步发展, 不再将自己化作政治史或其他学科的延伸或附庸, 而是逐渐形成新特点和新理论, 并使之转化成为深度拓展自身研究视野与解释的能力。 注释 1 参见陈鑫《中国社会史研究新识:访冯尔康先生》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1期) , 晁天义、周学军《中国社会史:从生活到结构的探索——访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冯尔康》 (2017年5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 2 参见宋学勤《反思中国社会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1期) , 朱慈恩《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于学术共同体的考察》 (《厦门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 李娟《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来龙去脉》 (2017年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 许丽梅《中国社会史研究应升级到2 .0版》 (2017年11月23日《社会科学报》) , 李文、魏钦恭《学术研讨与专题研究共推学科发展:2016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河北学刊》2017年第5 期) 。 3 参见中村贵《探究普通人日常生活及其背后的心意:兼论现代民俗学研究中口述史方法的目的与意义》 (《郑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 蒋勤《田野工作与区域社会史研究:以石仓为例模式》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