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简介

    张天立，男，1938年生，杭州人，原杭州市环保局高级工程师。1962 年大学毕业，曾任市民革常委，第六、七届杭州市政协委员，第八、九、十届杭州市政协人资环委员会特聘委员，市政协咨询团成员，曾参加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国家锅炉及窑炉等排放标准起草，是环保资深专家。因坚守环保工作四十余年取得丰硕成果，被评为“2014年度浙江民革骄傲人物”。

万菊亭在孤山上，从中山公园大门进去不远，爬数十级台阶，右手边便可见到“西湖天下景”亭。与其静默相对的，是相望相对的另一座造型简洁的亭子一一万菊亭。民国时期，杭州市政府为纪念张氏兄弟对杭州菊花展的贡献，在孤山修建“万菊亭”，并在亭旁树立张又莱碑，记载下这段历史，以示表彰。

   孤山万菊亭

一 从中将到万菊园主人

       张准(字又莱1880-1933)，汉族，按张氏家谱在平字辈，故全名张平准，在工作中就用张准。其父即我祖父张治彬（宪颜），清朝在杭县任县丞。在张氏世系表中，表明杭州张平准（字又莱）与张平衡均是张氏弼公祖先的清河张氏世系，来自福建省。

      张又莱（即我伯父）因其父去世较早，因此，家境并不好，但他在杭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秀，毕业后去日本留学三年，学成即回国，不久去北京工作，他靠自身勤奋、踏实的工作及聪明与才智步步升职，直升任海军总司令杜锡贵（杜是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下）的秘书长，海军中将，他曾无数次被嘉奖并获多枚勋章。他又是著名园艺家，对作诗、书法、中国花鸟画、印石、篆刻都很有造诣。在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时，他看不惯官场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厌倦了这种混战生涯，不想再过样的生活，故早早辞职退役，选择回到杭州故乡过陶渊明式的生活。以后虽国民党白崇禧等曾请他出山就任要职，但他讲要过陶渊明式的生活而一一婉拒。

      我出生前伯父早已去世，对他军旅生涯已不清楚，我只见过他威武的戎装大幅照片，他书、画、金石、摄影均很精通，我们小男孩对书、画、照片之类无兴趣，我与堂兄张天相（即张又莱之子）最爱玩他的有缎带各种勋章（直径在120-150毫米左右），从这可以看出他曾参加过不少战役，屡建战功。另外我们爱拿他的各种大小名贵印章玩，我父告诉我们这些都是鸡血冻石之类，很贵重，且不少是伯父所刻，千万别搞坏。但他的这—切在“文革”中均丢失。

      杭州西湖赏菊历史很悠久，早在南宋时，杭州就成为艺菊的中心。到民国时候，文人雅士也极钟爱菊花。据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西湖新指南》、民国十六年《杭州市政月刊》记载，杭州当时菊花最盛的地方有两处，一处为南屏山下的汪庄（即今天的西子宾馆所在地），安徽茶商、汪裕泰茶庄庄主汪自新在1927年建的别业，他的花园里曾广种菊花。杭城另一座以菊著称的宅子，即是张又菜1926年建的“万菊园”。

杭州第一次菊花展是在1928年秋季出现，由张义莱在其住处举办。当时张又莱在自己的住处，横紫城巷老宅的前、后花园及室内（老宅约有46间屋，除家人居住外，都做了菊花展览室）举办了杭州第一次菊展。展出品种达1100余种，其中珍种有400余种，深受杭州市民喜爱。伯父在菊展期还当场作菊画菊，赋菊诗。张又莱夫人郑梯云（即我之伯母）说：“当时参观菊展的人很多，展览会结束后，部分地板都被踩坏了，后来进行了修理、更换。”当时我父亲也积极地帮助其兄筹办菊展。

张又莱拍菊展时留下的一张菊花照

     张又莱在家经常画菊、吟菊、赋菊诗、拍摄菊照。生前留有大量自己及名人赠与的字画，但这—切连同他的大幅肖象与他的各甜照片、勋章等在“文革”中被毁。

    “万菊园”的经营还与伯父家的一位名叫胡生的花匠分不开，他们两人感情很好，伯父还出钱供他儿子读书并送他出国留洋。他们两人不断从国外引进并培养新的菊花品种，伯父不仅自己动手，还教自己的夫人及年幼女儿一起动手，享受养菊的乐趣。此外他在国内外还广收菊种及有关菊花的资料，亲自记载拍摄菊花的生长过程与种植经验及各种菊花的特色，因此培养出了很多好菊种。他还与我父亲在杭州湖墅半道红处购地为圃，不仅建有一个很大桃园，还种了很多菊花、毛竹等，张家人常去桃园享受一下陶渊明式休闲生活，对此我也有很深记忆。   

  张又莱仅存画作之一

当然“桃园”主要有几个佃户，他们以种菜、养鸡等为生，但不必交任何租金等费用，我们与他们也相处很好，他们逢年过节会进城（当时从半道红到我家叫进贼）送一些自己种在田间的蔬菜给我们家，以表感激。他们回去时，我们送了他们一些衣服食品等。

     1933年伯父去世后，我父没时间没精力、财力继续经营花圃，为使菊花佳种不丢失并普及提高，决定将所存菊种、照片、画及有关资料全部捐赠给了杭州市政府，由于菊花原本都是花匠胡生管理的，他有丰富的经验与技术，所以把他也一并移交给政府了。当时杭州市政府为纪念张氏兄弟对杭州菊史的贡献及热心之举，在孤山建“万菊亭”，并在亭旁立碑记载这段史实（石碑在“文革”中被毁）。2007年7月，市园文局重新立碑纪念，成为杭州市历史文化的珍贵遗迹。

二   “万菊园”主人的家

    伯父曾与其表妹青梅竹马，年轻时两人相爱，在伯父离杭赴日留学深造时，相约三年后回来成亲，但当伯父三年回来时，其表妹却因故已与他人结婚并有了孩子。伯父很悲愤。其表妹的妹妹李叠华原来就对伯父的英俊潇洒及才华早已倾慕，在其姐已与别人结婚的情况下，她就积极主动向伯父示爱，最终伯父与李叠华结为夫妇。那时，伯父在总司令杜锡贵麾下任秘书长，可诣功成名就，飞黄腾达，但妻子李叠华不生育，年近半百仍无子嗣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又酷爱孩子，他把去世的堂哥张平康之女张天亮（又名张绣君）视为自己女儿进行抚养，当张绣君长大后嫁给晚清大臣李鸿章的远亲、曾任通益公纱厂新公司经理的高懿丞之子高继青，并生育两女一男。高家颇有家产，如现保留在拱墅区的“高家花园”就是杭州晚清时期留存至今的私家园林，如今已是杭州市首批市级文物保护点，也是杭城运河沿岸的一处人文景观。张又莱为了张绣君出嫁有面子与地位，就赠送她蔡官巷（现杭州上城区内）一大套住房作嫁妆。

      伯父曾希望有自己孩子尤其男孩，面对妻子一直不生育十分焦急，因此，想要续一房，时值清王朝结束，各亲王都东奔西走，其家属子女等的下落就各不相同，有的贩人妓院，不少身份较高的被当时军阀收到自己家中。郑梯云，满族，就是其中某皇亲贵族中的小姐也有讲是格格，当时被海军舰长郑东莪收在他家中，她连自己父母的姓氏都不清楚。

      总司令知伯父妻不会生育，因此将伯父叫去，他说：“我海军舰长郑东莪家中有一位小姐，你若是有意，我可以做媒，把她许配给你，你看可好？”伯父当即点头同意了，于是一同去郑舰长家相亲。那时男女有别，郑梯云躲在帝子后面，连脸都没露，只伸了一双手出来。伯父看了这一双玉葱般纤纤的手指，就欣然同意，决定娶她。1930年初，19岁的郑梯云就这样嫁到了张家，此时伯父已经49岁了，整整大她30岁。因为舰长姓郑，因而她也跟着姓郑了，其名是到张家后由我父取梯云，如此，伯母才有了名字郑梯云。伯母嫁人张家这年冬天，春节临近的腊月廿八日，生下一女，取名天宝（又名张梅娟），一年半之后生下第二个女儿张天珍，两个女儿一俟出生，便都请好了奶妈，不让她自己喂奶，期望有一子。不负夫君所望她又一次怀孕了，即后来所生之子天相。1933年，在郑梯云怀孕天相时，伯父一次去上海时，在火车上不慎感冒，在沪住在伯父赠给李叠华的住房处（因李性格暴躁，脾气怪癖，尤其她常无故欺侮伯母郑梯云，又常借故与其夫吵架，因此，在伯母嫁到张家不久，伯父购置一栋花园式洋房给李，李就居住在沪），伯父在上海时因过度服用安眠药而突然去世，至于谁给他服用过量安眠药已是一个谜，他当时正期待妻子腹中孩子出世，决不会自杀。死后棺材由沪运杭，最后葬在杭州法相上柏，墓地占地甚大，有石人、石马等，很有气派。出殡那天，队伍庞大，队伍前面绕杭城主要马路回来，而出殡队伍尾还未出门，当煞当时杭州城小，但也可以看出房产之大及出殡队伍之庞大。

      “万菊园”主人就这样带着未见到儿子的遗憾走了，而且连自己的照片也在“文革”中被毁，未曾留下。

伯父生前艺菊、画菊、吟菊，收藏了许多名人字画、大量名贵印石、钱币等，集了几大箱子。在以后数十年中，尤其在“文革”中这些字画均已散佚殆尽，只留下两张，一幅作于民国二十一年秋，以“绿衣红裳”为题的秋菊图。另一幅，是在民国二十二年元旦所作“岁岁长春”，画的是牡丹，署名是“万菊园主人”（他的字画均以此落款），当时他夫人正怀孕在身，他期待着肚子里是个儿子，在这心情下以“岁岁长春”作画。

                                                             郑梯云率子女在20世纪30年代于上海   

 自左至石：张天相、张梅娟、郑梯云、张天珍

三 修建“万菊园”

伯父既有军人般的坚毅、威严、果敢、正直的性格，而又静谧、温柔，善良、乐善好施，无论孩子乃家中佣人、佃户都感到他的可亲，如他把家中花匠之子培养成出国留学生。他非常喜欢孩子，孩子也喜欢他，当孩子叫他时，他总亲切回答“乖囡”（乖孩子），非常高兴。他对贫困邻居也常接济。由于酷爱菊花，可谓爱菊成癖，退役以后，有了充裕时间可用来养花莳草，他希望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安于一隅，把心事托付给这一片锦簇繁花，因此，1926年伯父自北京退役回杭后，就作好养菊花的一切准备，他购置了前门在杭州市上城区横紫城巷25号、26号，后门在财源弄15号的连在一起的房产（现涌金广场位置），其弟即我父亲购置了横紫城巷29号房屋，也与这些房连在一起。整个住宅有前、后花园，栽种各种花草果树，并种菊花。伯父就以“万菊园”名其居所，自称“万菊园主人”。

    “万菊园”即伯父之故居，有46间房，总体结构是有前、后花园。后花园招南北两排五间正房分开，两侧均有厢房等，主人主要住在南边即前后花园中的五间正房，在1947年后，南边房屋先后出租，因此，主人就主要住在北边即沿浣纱河的五间正房及其厢房内。财源弄15号北紧傍浣纱河，西湖水从清波门方向进浣纱河往东流去，人们在这里洗衣、淘米、洗菜。1958年已被挖防空洞改为现在的马路，古居在浣纱河河边有个河埠头（河埠头是杭州话，类似一个小码头），也是我家坐船到西湖去的下船处，当然也是我们孩子下水游泳、抓鱼虾、摸螺蛳、玩耍的地方。财源弄15号进门后有一口井，至今还在，井的东面有一门楼间，后面是佣人卧室，在井周围是一天井。天井边有一排南北向花房，再往西是一个种满花草果树的后花园及三间厢房。紧靠浣纱河的这边原来均是平房，主要是厨房、餐厅、客厅、卫生间及卧室等。后花园的南边是一排五间房，当伯父在世时，这里是主人们的主要活动场所，如伯父的书房、画室等，中间大厅挂有伯父的一幅留八字胡、穿海军中将服，挂军刀、戴勋章的戎照，非常威武。这五间房均装百叶窗、纱窗及玻璃窗，所从以前称此处为玻璃间。当年张又莱去世，遗腹子张天相出生就在这玻璃间。

    玻璃间南是一个大的花园，称前花园，因为横紫城巷肉有伯父兄弟房相连，故称为前门，财源弄则称后门。横紫城巷25号（仅该处是二层楼房，其他各处均一层楼），29号是我父购置的房，与26号房的花园相通。26号房中的前花园占地很大，也是菊展时的主要场所。前花园中间是用冬青树围成一个大草坪，花园中有各种果树，如枣树、石榴、杏、桃、柿、枇杷、花椒、无花果、桃等，还有不少木本花如玉簪、绣球、桂花（约8棵）、蜘蛛花、含笑、菊、蜡梅、夹竹佻等。当然这里也是当时我与堂兄天棺相玩耍的天堂。我们家这些房与四周围之间均是高高的风火墙，房屋是白墙、青砖、瓦片。

 张又莱夫人郑梯云及子女张天宝天珍天相在万菊大花园22、23号房前

在“万菊园”中，除举办杭州市第一届菊展外，在张家也发生许多故事。如：“狸猫换太子”事件，伯母因夫君去世十分难过，又担心孤儿寡妇，日子艰难，所幸夫君生前立下遗嘱：郑梯云太太如腹中孩子出生后，若是男孩，则房产等主要遗产给郑梯云太太作为抚育孩子及生活的保障，如女儿则遗产由李、郑两家按人数均分。家中一切由弟弟即我父负责。由于遗产分割差距太大，为了财产，大太太与伯母两方的情绪都绷得很紧，孩子快出生的张又莱夫人郑梯云及子女张天宝天珍天相在万菊园大花园22、23号房前那些时日，大家都对这个即将出生的婴儿的性别异常关注，双方都担心有所闪失，发生“狸猫换太子”事件，都派人在产房（在家中）外日夜监守，大太太担心女孩换男孩，所以从上海家中派了多人在玻璃间的大厅一侧，我父作为兄长委托的监护人，为保障郑梯云太太合法继承丈夫遗产，担心有人图谋不轨，而将男孩换女孩，也与管家等在玻璃间的大厅另一侧等待孩子降生。终于孩子生了下来，是个男孩，大太太气急败坏，拂袖而去了上海，这场怕上演“狸猫换太子”的风波才结束。这个男孩我父给其取名为张天相（名字寓意吉人自有天相，因家谱排属天字辈），即我的堂兄，后他在杭州高级中学毕业后考取北京地质学院，1956年毕业后身为总工程师的他，为我国寻找矿产尤其为两弹及原子能和平利用的铀矿起到重要作用。

    另一故事即“万菊园”中堂伯父巨幅戎装照故事。抗战时举家避难上海，日寇侵入家中，见此肖像，双腿一并，“啪”地敬了个礼后退出了我家，还派了两个日本兵在大门口站岗，家中就此逃过劫难——这个带着传奇色彩的事件，是我们抗战胜利回家时，在杭留家照看故居的管家告诉我们的。大家揣测，大约伯父照片上，留八字胡须，穿中将之职军装、胸挂勋章、腰挂军刀，他又曾去过日本留掌，因此日寇进来见此照片不明是谁？也许认为是他们日本的哪门望族，因此日寇军士对照片行礼后就离去，以后—直也未来家骚扰也许是张又莱在天堂的保护。

四  “万菊园”的消失

伯母郑梯云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性格温柔，为人老实厚道，但没有任何生活与社会经验，一点不了解社会风险。

虽然伯父对其家产早有安排，殆后亲友在杭成立遗孤财产保管委员会，由张衡、杜绶臣、许伯翔（均系伯父把兄弟）为执行委员，推张衡、李叠华、池云飞（李叠华侄女婿）为监察委员。保管会议定：家用靠银行利息及房租，不动本金。抗战刚胜利不久，伯母家未随我父一起从沪返杭，当时伯母一妇道人家，对社会、对人也都不了解，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一直窥视其财产，为了摆脱遗孤财产保管委员会的监督，大太太李叠华的侄女婿池云飞与我伯母讲，你应该独立赚钱养家，用钱不要再受监督，因此挑唆她与我父讲她已年长，可以自管财产，不需财产保管委员会，我父认为自己本是受兄嘱托怕兄嫂受骗而保管，现兄嫂要自理财产，不同意就有霸占财产之嫌疑，所以表示同意，并召开执监委员会通过，然后到保管箱所在银行交接存折金额等，所以在伯母30岁时财产就由其自理，共现金约2万元（当时我父任议长每周仅20元办公费）及杭州市的全部房产交给伯母自行管理。

不久池云飞与我伯母讲：张准叔生前待他们好，他要我伯母把2万元现金全部转给他，算入股做生意，让其运行用，能很快让她赚钱，用赚钱图报张准叔对他好之恩。伯母与我父商量，当时我父不同意，因对大太太之家不放心，但伯母为了急于能做到养家赚钱，坚持入股，我父认为即使入股，也要分批并看情况是否继续投资，这样比较稳健。但伯母经不住大太太及池的多次花言巧语，最终将2万余元全数交池，几个月后，池告知伯母生意失败，被骗血本无归，而且没有任何账目给伯母看，2万元巨款到底什么下落只有池一人知道，当时社会也无可奈何。至此伯母全家在沪无以为生，只得举家迁回杭州靠房租为生，她没有工作与技能，但要抚育培养三个年幼孩子的生活，家中佣人的吃饭工资，这样一个大家庭的日常开销，经济来源只能用积蓄、变卖遗物及房屋出租来维持，而米行存款到账几千元又被朋友借去不还，因此已不敷应用，最后在1951年将房屋以1.7万元，全部出卖。

房屋全部出卖后，伯母靠银行利息及本金养家并把三个儿女分别培养成人，他们分别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美术专科音乐系（是刘海粟艺术大师所创办，现改为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现称中国地质大学）。而伯母也从杭州老家离开后随大女儿到北京居住（大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建设银行总行工作，女婿大学毕业在粮食部工作），“文革”时，又随女儿全家下放到银川，“文革”结束随女儿到女婿南京小粉桥家居住，这是一座花木扶疏的院落，是幢三层的洋房，民国期间的老房子，院落在南京大学附近的一条弄堂里，闹中取静，颇有些大隐隐于市的味道。以后伯母一直住大女儿家安享晚年，直至2015年享年105岁去世。

在她百岁生日时，我与儿子张文飞去南京为她祝寿，她酒量还是很好，晚上我与老寿星儿媳、女儿陪她打麻将（四人年龄共328岁，平均82岁），她头脑很清醒，还赢了我们。她爱打麻将，前几年她打牌时都不理牌，牌码一溜儿花色杂陈地排开，还把牌扣着打，即便这样她竟还能打得很清爽，能赢大家。她耳聪目明，自己能剪手指甲及脚指甲、缝补衣服，据她外孙说：“外婆是闲不住的人，常常走来走去，有时我们在房间里，一下没注意，她就到门外逛去了。每次我和母亲都会吓一跳，然后四处去找人。”我们只能讲：“拜托了老祖宗，出门打个招呼。”但她如小孩一祥仍我行我素。她时常坐在房间内，目光沉静，不说话时，眼神好像落在很遥远的地方。老人家她还能讲一口普通话，偶尔也能说几句杭州话。她说：“在杭州横紫城巷生活的时光，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记忆，后悔当时不应该将房子全卖掉，应留下一间房。”她与夫君共度的短暂的3年时光，成为一盏摇曳的油灯，用无法燃尽的绵绵力量，温暖她此后坑坑洼洼又无比漫长的人生路。她百岁后还来杭三次，都去孤山万菊亭凭吊夫君，回忆菊展的日日夜夜，她特别惦念我母亲，两老姐妹见面是游不完的话，而且常常两人带着微笑耳边窃窃私语不停。她念念不忘想回杭州度过她的晚年。

“万菊园”卖掉后被有关单位建造成住宅楼，而“万菊园”主体也从此在槲肖失。我父亲的房子也在上世纪末因延安路拓宽中被拆除，这样“万菊园”在杭州彻底消失，只留下孤山“万菊亭”在见证过去的一切。假如“万菊园”留至今日，则又是一处杭州市的人文景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