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作者施耐庵（1296-1371），一个生长在元代中后期直至明朝初年的人物。实际上，施耐庵笔下之《水浒传》虽写的是“宣和遗事”，也就是说，北宋宣和年间发生的故事，其实不然，应当就是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元代），描述的是元朝治理下，“官逼民反”的真实面貌。

作者只是将诸多事件与人物进行提炼，编撰成小说（话本）。

翻阅一下史册，在那个时期（元代），全国老百姓，特别是原南宋治下的人民“揭竿而起”，抗拒蒙古统治者，逼上梁山者，比比皆是，不胜例举。

读读各地方志记载，历代以来，关内农耕社会地区，大多风调雨顺，五谷登丰，人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物之邦”的称谓，尤其是吴越国、两宋时期，百姓安居乐业，鲜有激烈的农民暴动与社会动乱的记载。

只是进入了元朝，各地反抗浪潮不断，包括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官逼民反，百姓揭竿而起的记载，逼上梁山，血泪斑斑，难于计数。

显而易见，作者将《水浒》故事发生时间挪放在“北宋宣和年间”，只是为了避嫌（不敢冒犯本朝统治者，否则，会惹来杀身之祸）。

施先生自称“书会才人”，也就是城镇的说书人，或者，写说书话本者，编撰成的巨作《水浒传》，就是当时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写照。

施耐庵生长在元朝中、后期，元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怎会引发如此之多的社会动荡？

自古以来，安份守已的老百姓只渴望有个好皇帝，能过上温饱日子，怎会被“逼上梁山”（造反），走上与官府作对的不归之路呢？

书中描绘了当时各个不同阶层人物的表现，他们的心态、他们的遭遇、他们逼上梁山的路途，写出了那个时代（元朝）大多数民众呼声的最强音。

从元朝政权建立说起

元朝（1271-1368），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全国政权。

这是一个藐视强大，又极端虚弱的社会，从1276年宋帝附降、蒙军占据临安（杭州）起算，直到被赶到漠北为止（注1），元政权存在92年，那个时期是人类史上最黑暗、最倒退、最不值得称道的年代之一。

1206年，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国于漠北，这是一个蒙古草原上游牧民建立的政权，蒙古人以剽悍与草原烈马而闻名于世（他们不习文，四岁开始学武、练骑术、射猎），蒙古人比契丹人、女真人更凶悍，更残暴，西征南攻，横扫欧亚大陆，所向无敌，大规模的掠夺与杀戳，从而发展成为一个疆域空前辽阔的庞大帝国。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蒙古统治者从开始到最后被赶回漠北为止，漫长的九十多年时间，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中华文化，承认农耕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蒙军灭宋，采用疯狂杀戮与武力胁迫的双管策略，步步进逼，除大举入侵外（蒙军有“屠城”政策/以极端残暴的手段，使得对方陷入惊恐），一边遣使招降。

在宋廷举棋不定之际，为稳住宋廷君臣，伯颜屡次采用战、抚并举战略，取得战局主动权。宋军基本是消极防御，和战不定，逐渐失去抗蒙的有利形势，最终归于灭国（当然，南宋的亡国与朝廷用人不当，以及权臣的误国不无关联，但不是主因）。

蒙军取得政权，南方维持表面繁荣

1276年（元至和十三年），蒙军攻取临安，平定江南。

宋帝上表降元，杭城表面繁荣的工商业得以保存，百姓并未遭受多少战火杀戮。蒙军不动干戈，“钱塘十万人家坐见宋主纳土”，因而，临安城内“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衣冠只不改如先，关会通行满市廛，北客南人成买卖，京师依旧使铜钱（初期仍保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

西方人马可波罗元初抵杭，笔下的杭城面貌可以佐证。

当蒙军刚进入临安城时，一反常态，由于宋主纳土降元，统帅伯颜未嗜杀戳（为了诱使宋廷投降，在双方谈判时，他们承诺，对方（宋廷）只要投降，将不事杀戳）。由此，伯颜破天荒的大发慈悲，没有对杭城实行屠城（犹如，李庭芝在扬州的凭城抵抗，破城后，伯颜将全城居民，不分男女老少，全部斩尽杀绝。宋、蒙长期交战的四川与长江流域城镇，凡有抵抗者，一律杀戮，整城整镇的无故居民被害，引起南宋治下官民的极大恐慌）。

杭人感恩戴德，为伯颜立祠。《西湖志》载“忠武王庙，元丞相伯颜祠也。方其统兵下临安，驻节皋亭，俟宋出降，不嗜杀戮，杭民德之，为建此祠。”

《元史》载：“功臣之祠，惟故淮安忠武王立庙于杭，春秋二仲月次戊祀以少牢，用笾豆簠簋，行酌献礼。”

由此，蒙军刚占领临安，对城市的安定起过作用，故杭人立祠纪念。

入元初期，临安商贸维持表面繁荣（杭州是全国经济最发达之地），自此开始，杭州成为征收贡赋税额最高之地，百姓承受着难以置信的残酷压榨、种族歧视与重征苛敛。

征服者将国民划为四等，顶端的是元朝贵族，即蒙人；

第二等称为色目人（西域、中亚等地居民）；

第三等为长江以北的中原百姓，叫做北人或汉人；

而压在最低层的是原南宋治下的居民，称“南人”，特别是作为南宋首府的杭州人，更遭到难于忍受的歧视与压榨，称“南蛮”，并将原来南宋土地称“蛮子国”（当时临安是全世界文明最发达、经济最繁荣之地）。

“杀鸡取卵”式掠夺

蒙古统治者对南蛮的压榨猜忌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对蛮子国（原南宋百姓）横征暴敛；另一方面，又极度不信任南蛮，疯狂地榨取掠夺，造成了富饶江南此起彼落的反抗，种族矛盾越演越烈，钱塘（杭州）逐渐走向衰落。

灭宋后，元政权继续穷兵黩武，对邻邦武力扩张，其财赋仰赖东南地区（原南宋治下的土地与百姓）。

从元世祖始，每年上百万石的稻米直运北上，两浙过度被榨取。

元代的赋税制度有南、北之分，南方征收的是夏秋两税，以秋税为主，税额无统一标准；夏税以秋税为基础，按一定比例折算。

此外，还有户钞、银、粮、盐、金银铜珠玉竹木等的岁课，茶酒醋等杂课，以及商税等等，江浙省的贡赋税收对于元廷国库多为巨额收入。

南方（原南宋地区）捐税过于苛重，全国总租赋合计，仅江浙行省就占七成。

据《庚申外史》载，元朝岁入，“金入凡三百锭，银入凡一千锭，钞本入一千余万锭，丝凡入一百余万斤，棉入凡七万余斤，布帛入凡四十八万余匹，而江浙居其半。”

此外，压在南方百姓（原南宋治下）头上的岁课、金课、银课、铜课等，名目繁多，难于计数。除岁课外，还有额外课。例如，天历二年（1329），全国商税收入76万余锭，江浙行省占26万余锭，占全国的1/3。

杭州一城成为全国税收最多的城市，税赋甚巨，约占全国总税收的1/9。

元代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和内蒙、外蒙等的元腹里地区，其年度税粮数为2,271,449石；而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年度税粮数为6,496,018石，仅江南三省就相当于腹里的2.86倍(不包括三省130,103锭的夏税)。

腹里地区年度商税额数为303,368锭，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年度商税额数为400,383锭，江南比腹里多出近1/4。

“家国混一天下，地大民众，既内立中书以总其纲，外设行省十以发其治，而赋税之重，上贡之多，江浙实居为最”；

“江浙省治钱塘，实宋之故都，所统列郡，民物殷盛，国家经费之所以出”；

“省以江浙名而治于杭者，有地方数千里，统名城三十三，在大江以南屹为巨镇，而土贡方输之岁上京师者，尤为天下之最矣”；

“惟两浙东南上游，襟江带湖，控扼海外诸番，贸迁有市舶之饶，岁入有苏湖之熟，榷货有酒盐之利，节制凡百余城，出纳以亿万计，实江南根本之地。”（《中国海洋开放史》）这些史书记载，触目惊心，让人不敢相信！

马可波罗惊呼，如不是亲眼所见，难信其有。《马可波罗游记》载：“凡关涉此城之事，悉具广大规模。大汗每年征收种种赋税之巨，笔难尽述。闻此说而未见此事者，必不信其有之”；

“行在城及其辖境每年所征之巨额课税，第一为盐课，收入甚巨。每年收入总数合金色干五百六十（TOMAN），每TOMAN值FLORIN七万，共FLORIN五百六十万，其合金之巨可知。”

“蒙古大汗之所以特别看重这个城市（杭州），因为这是蛮子国首府，并因巨大财源来自这里发达贸易而征得的税收，其数额之大简直使人难于置信。”

不堪重负的“北洋漕运”

南宋时，由于经营得法，百姓富足，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入元后，蒙元依靠江南财赋，实施空前规模的“南货北运”（掠夺）。

原有内河漕运已无法适应大规模的漕运，通过海洋运输漕粮成为大势所趋。

元廷一年征收粮食1,200余万石，其中有1,000出自南方，这种巨额的南粮北调成为元史根本特色。征服者将掠夺来的巨大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

初期，元廷循前朝内河漕运，“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今河南封丘）旱站，陆运至淇门（今河南汲县），入御河（今卫河），以达于京城。”（《元史/食货》）但是，此路线水陆辗转，劳役浩大，且运量有限，不堪实用。

元廷只得另辟蹊径，一是在原运河基础上“广开新河”，先是“开济州泗河，自淮至新开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

但因海口沙雍，又从东阿旱站运至临清，入御河，此后，又开胶河、莱河的河道通海北运，然而，终因“劳费不资，卒无成效”；

于是，蒙古政府弃河图海，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北洋漕运”，至元十九年（1282），“以为海运可行，于是请于朝廷，命总管罗壁、朱清等造船平底海船，运海粮船，运粮从海道至京师。”自此，海漕渐取河漕而代之，终元不废。

京城“内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细民，无不仰给于此”（《大元海运记》），北洋漕运成为元廷重中之重的政务。

元律的钳制

元律体现了压榨特征，允许蒙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

蒙人杀死汉人只受轻罚等等（至元九年，颁布了“禁止汉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的禁令。又规定，“诸蒙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

“如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汉人因此有被处死者）。

法律规定蒙人扎死汉人，只需打57下，征烧埋银，但“汉人殴死蒙人”，则要处死，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

“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诸四怯薜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正府治之”。

南蛮在元蒙治理下更是悲惨，禁止拥有金属刀具；规定十户为一保，由蒙人或色目人任保长，这十户的财产和女人蒙古人可以随意取用；五户共用一把菜刀；

每家娶新妇头夜是要给蒙古保长的，即“初夜权”占有制由来。

元廷用人政策

元朝国都自漠北、林南移到上都和大都，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而经济却完全依赖江南地区，终元一代不废。因此，在南北关系上，呈现了经济上“北完全依赖南方”，政治上“北支配南”格局（元廷的基本国策）。

元初，虽选用少数南宋降臣及钱塘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以蔽人耳目，主要以蒙人、色目人和北人治理，故有“江南官吏多是北人”之说（《民间利病》）。

各级官长全部用蒙人（汉人与南人不到万分之一、二）。

次官用色目人；

再次用汉人（北方汉族人），最后才是南人（南宋治下的百姓）。

“台省要官皆为北人为之，汉人、 南人中万无一二。”

《至正直记》载：“不用真儒以治天下，八十余年，一旦祸起，皆由小吏用事，坏天下国家者，吏人之罪也。”科举废立无常，即使“立”时，由于种族政策，南人完全不能获得公平竞争待遇。

吏治上，他们最看重的是“根脚”（“根正苗红”），蒙人、色目子弟多直接授予高官显职，“自云金张胄，祖父皆朱幡，不用识字，二十为高官”（《不系舟渔集》卷三）。这些人不学无术，无才无德，且贪得无厌，“怙尊贵之势，肆然于上，贪而无艺，欲而无厌，国计民瘼，了不为念”（《惩吏》）。

除“根脚”把持要津外，中下级官吏也充斥着低劣之人。

“今中外百官，悉出于吏。观其进身之初，不辨贤愚，不问齿德，口号乳方脱，已入公门；目不识丁者，即亲案牍。”（《历代名臣奏议》）。

《取会江南仕籍》载：“惜乎北方之贤者，间有视江南为孤远，有不屑就之意。故仕于南者，除行省、宣慰、按察诸大衙门出自圣断选择而使，其余郡县官属指缺愿去者，半为贩缯屠狗之流、贪污狼籍之辈。”

据载。至元十五年（1278），江浙行省的宰臣中，竟“无一人通文墨者”（与宋代相比，天差地别）。

限制“南人”出仕

到了元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元廷总算颁布行科举诏；

延佑二年(1315)恢复科举取士。

这是元军攻占临安的39年后才恢复科举，每三年开科一次。

蒙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榜录取。元蒙对汉人、南人要求极为苛严，录取率极低，规定南人不得入前三名，就是少数南人侥幸中进士，委派官职，蒙古、色目人比汉人、南人从优；

惠宗至元元年(1335年)科举曾又中断，六年后才复设。

三年一举，江浙有三千人应试，可是南人录取仅25人。蒙古人通过暴力侵占南方，但从报考士人多达三千余也可窥测，蒙古政府已得到部分江南仕人认同。

于此相反的是，蒙古政府虽疯狂地榨取南人血汗，但不信任南人，录用人数中，南人仅28名。三年一次的乡试，三千人应试，仅取43人，而43人里南人仅28名）。《江浙进士乡会小录序》载：“江浙一省应诏而起者岁不下三千人，得贡于礼部者四十三人而已。”

不难看出，南人的出仕之路虽未完全堵塞，但其路之窄则是不容置疑的。

时人有诗叹息：“如何穷巷士，埋首书卷间；

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

“儒生心事良独苦，皓首穷经何所补；

胸中经国皆远谋，献纳何由达明主？”

元律典章

元蒙的民族畛域根深蒂固，极力维护自身垄断地位，排斥汉人、南人。

除限制入仕、升迁外，实行镇戍，犹以江南为严。

汉人、南人不得持有武器；

夜晚实行宵禁；

禁止集众祠祷；

不得学蒙文；

不得习武及田猎。

除蒙人外，百姓衣服颜色都有规定，例如，各级官员服色不同，草民只可着深色和灰色；儒生着士服；娼妓着绿色。

总之，蒙古政权是历代对百姓控制最严格，限制 最残酷的朝代之一。

在元律的严酷治理下，也会出现一些为虎作伥的小人，《元典章/刑部十九》载大德十一年杭州路呈文，可看出端倪，曰：“把持官府之人，处处有之，其把持者，杭人为最。每遇官员到任，百计钻刺，或求其亲识引荐，或赂其左右吹嘘，既得进具，即中其奸。始以口味相遗，继以追贺馈送。窥其所好，渐以苞苴。爱声色者，献之美妇；贪财利者，赂之玉帛；好奇异者，与之玩器。日渐一口，交结已深，不问其贤不肖，序齿为兄弟。⋯⋯贪官污吏，吞其钓饵，唯命是听，欲行则行，欲止则止。”

另一公文说：“威福自专，豪强难制，侮弄省官，有同儿戏。”

蒙古官吏办理公务，自征榷海运至钱谷簿书，都须依靠汉人司簿。而有些不肖司簿又多“买嘱承充，上下交通，表里为奸”。路府州县各级官吏都为这些人所把持。……

《草木子》载：“元朝天下，长官皆其国人是用。至于风纪之司，又杜绝不用汉人、南人。宥密之机，又绝不预闻矣。”还有，“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蒙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汉人只是一些小官小吏）。

1297 年（元大德元年），中书省、御史台通过决议：“各道廉访司，必择蒙人为使，或阙，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参以色目、汉人。”

至于说作为杭人的“南蛮”，则被完全排除在外。主要长官一律由蒙古人担任，如果实在找不到蒙人，只好用“脚跟”之色目人。例如，1307 年（元至大二年）下诏，各地达鲁花赤之职，概由蒙人担任，若缺出，则于“根脚”之色目人内选用。

在军事上，汉人不得参预军机重务；

百姓严禁私藏兵器；

汉人不得养马（蒙古军队利用烈马的优势征服汉人的抵抗）。

凡从军出征所持兵仗，“还即输之官库”；倘有私挟弓矢者，则“籍而为兵”；

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若汉人有马，“马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

汉人、南人“不得执军器弓矢”。 

汉人不仅在政经等领域受歧视，在刑事案件中，也往往要忍受最残暴的惩罚。

元律规定，蒙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报（手）”；

“如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若蒙人因争斗殴死汉人，除征烧埋银外，无须抵命；若汉人殴伤蒙古人，则要处以极刑。

蒙、色目人犯盗，准予“免刺”。若汉人、南人，“盗牛马者劓；

盗驴骡者黥额，再犯劓；

盗羊豕者墨项，再犯黥，三犯劓；

劓后再犯者死。”

从中可以看到，政府不仅在出仕机会严格限制南人，且对少数有幸出仕的人也严加控制（诸如施耐庵）。

中央及地方官正职一律由蒙人、色目人担任，副职才由汉人、南人担任。

掌握军机的枢密院，南人一律不得进入。

御史台、廉访司等不用南人已成定例。

此状态与南宋临安时“儒生汇聚、才情书画，洋洋大观”，几成天壤之别。宋时，历代君主莫不礼贤下士。惟元蒙认为，士人既无用，又不会生产。于是，

他们将百姓按职业分成等级，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尼、九儒、十丐”。

儒生（读书人），只排在乞丐前，可见地位之低下。

文革时的“臭老九”就是源自元代。

竭泽而渔，逼上梁山

元蒙将黄河、长江流域以及江南地区的大片良田抛荒，强占为牧场；

土地极度集中在蒙、色目权贵手中；

他们竭泽而渔，将大批江南财富掠夺集中到元大都，造成南北贫富悬殊。

他们用压榨南蛮的财物来填塞巨额对皇族的岁赐，以及无休无止的征战杀戳，甚至跨洋越海，无端挑起战事。

由于江南承受过重的赋税负担，其发展成果大多为元廷聚敛占据，钱塘农民生活困顿不堪，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四出流浪，人称“贫极江南，富夸塞北”。

洪焱祖在《越饥谣》中说：“万花风雨总飘零，抹粉涂朱鬻斗升；

太平累累渡江去，此生从此别西兴。”

诗中的“西兴”，就是杭州钱塘江对岸的萧山西兴镇。太平岁月，老百姓也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外地去逃荒。

蒙人禁止汉人、南人习武和拥有金属刀具，制度规定十户为一保，由蒙人或色目人担任保长，这十户的财产和女人蒙人可以随意取用，十户人共用一把菜刀，每家娶新媳妇的头一夜是一定要给蒙古保长的，即所谓“初夜权”占有制。

南人二十人编为一甲，蒙人为甲长（如蒙人不足，由色目人代之），汉人金帛儿女恣意侵占；

南蛮是贱民，财产可任意夺取；

妻女可任意糟蹋；

生命可任意杀戮；

蛮夷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

在元廷中，不止一次提议对南蛮进行种族灭绝，元蒙时期人口急剧渐少。

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南宋有人口七千六百八十一万，加上金国的人口，总人口超过一亿。而离1278年南宋灭亡已经十二年后的1290年（元至元二十七年），面积广大得多的元朝人口仅五千八百八十叁万。

可以想象，杀戮之惨烈，非笔墨可述。

由于压榨过度的凶残，正当忽必烈跨洋过海，征战南洋、日本之时，走投无路的南方农民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用施耐庵的话来说，“逼上梁山”。

直至数百年后的民国时期，杭人仍心有余悸，钟汝龙《说杭州》记载：“此后杭州沦陷几及百年，故老相传，元人既得杭州，即以蒙古兵及西域兵前来驻扎，令汉人五家合养一兵。此兵对此五家，惟所欲为，无敢抗者，甚或男女结婚，第一夜之新郎，亦须由此兵充之。杭州临街房屋，例有短门，谓避窃门，以防窃盗，然或谓实为避觑门。此等兵在此五家中，无恶不作，行路人见之，殊属难堪，故作此短门以使人不见。”

施耐庵成为“县尹”

施耐庵（1296-1371），二十九岁中举人；

至顺二年（1331），赴元大都会试中进士，授任钱塘县尹。

但只当了二、三年，便受不了达鲁花赤（官职）的骄横专断，愤然悬印辞官他走。施耐庵中进士，成为县尹（一个县的长官），为何又要“悬印他走”呢？

我查了许多古籍，没有记载，但从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不难看到“施耐庵”的苦衷：县尹之上，还有一个官，叫做“达鲁花赤”（蒙语，即“县监”）。

达鲁花赤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呢？《谭公神道碑》载：“太宗八年丙申（1236），州县守令上皆置‘监’，‘监’就是达鲁花赤。”

蒙古人虽用武力征服南宋，但对汉人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蒙古人只占全国人口的4%，他们无法在人力、物力、武力上治理辐员辽阔的中华大地。无奈之下，只好开科取士，任用少数汉族官员，可又不放心汉人。

于是，派出了“达鲁花赤”（蒙人或色目人），监督汉族官民。

达鲁花赤（县监）多数不通文墨，完全不顾南人利益。

施耐庵，作为汉人县尹，要受达鲁花赤的监督制约。

“县尹之职难矣，下抚养疲民，御文法吏，上奉承州府部省，万无钜细，一一身任其责。失节则罪，愆期则罪，民冤不能明照伸雪则罪，奔走奉事之间少失尊官贵人之意则罪。位卑则人得凌侮，隐忍习熟而无耻，禄薄则不免求索，丧公廉之节。节行不立，愆罪稠壘，故判笔一从乎胥吏，办给俯仰于與台。加以岁时伏腊，吉凶庆吊，少有失和，则呼叱督责，凶祸狎至。诸如此类，不胜枚数；县尹多非其材，省部不务精选，兼品秩卑下，州府驱委呼召，殊无礼貌，英俊才气之人视不屑为。十分为率，大类不识文墨，不通案牍。

署衔书名，题目落笔，一出于文吏之手。事至物来，是非缓急，闭口不能裁断，袖手不能指画，颠倒错缪，莫知其非。虽有县令，与虚位同。”

从古人的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到，元中后期虽推行了科举，极少数进士出身的汉族文人进了政权（例如，施耐庵），但是并不信任这些汉人官员，他们设置了“达鲁花赤”作为监督。

达鲁花赤，大多数“横暴自恣、盛气立威”，对僚佐“以奴隶蓄之，狗马使之”，促成了施耐庵“悬印他走”就可以理解了。

正气凛然施耐庵

施耐庵作为钱塘县尹，虽是“品序卑下”的小吏，他需要维护钱塘百姓的利益，也就是称为“南蛮”（杭人）作主，这样，难免与代表蒙古大汗利益的“达鲁花赤”发生冲突。可是，汉人小吏（无权）的施耐庵无力保护“南蛮”之时，即，史书“不满官场黑暗，不愿逢迎权贵”，受不了达鲁花赤骄横专断，可选择的唯一出路，也就是“愤而辞官归里，以授徒、著书自遣”。

可以想见，施耐庵的“挂冠出走”应是意料之事。在《水浒》的署名中，他并不称自己是“县尹”（吏），而称“书会才人”，就可以理解了。

那么，书会才人是什么？

一介穷困书生（排在乞丐之前的儒生。元代品序，“儒”只比乞丐好了点，而“钱塘人”更是一个被元蒙斥为“蛮夷”族群。

不难推测，施耐庵在杭州这块土地上，对于钱塘百姓、对于被贬为“南蛮”的杭人怀有深厚感情。为维护南人利益，不惜冒犯上司达鲁花赤，甚至离职出走。

让人想到，施耐庵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的人品，正是让每一个国人应引以为傲。因此，《水浒》虽写的是北宋宣和年间之事，但施耐庵创作此书时，正是处于元代中、后期，各地农民暴动风起云涌，书中描述何尝不是当时（元代）社会状态的缩影？只用四字概括“逼上梁山”。

两个时代的对决

综上所述，宋、元鼎革，不能将它视作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或者说，朝代更迭，只能说是一次两个时代的对决。南宋占据的区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川蜀、湖广等，已经进入“农耕经济社会”，具有发达的工商业，处于当时世界领先的文化、科技，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资本集聚的初级阶段。

而元蒙占据的地方仍停留在狩猎游牧时期。

游牧民完全不懂得农耕社会的特征，不懂得农耕、工商、文化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面对繁荣的城镇，富足的社会，他们困惑、无奈、茫然；

于是，掠夺、杀戳，成了这些人生存手段。

由此，蒙古与南宋的战事，不能以“朝代鼎革”这样简单的逻辑推理，而是“农商社会”与“游牧社会”（或者说，文明与野蛮）的一次“二个时代的对决”。南宋早已跨过了“游猎时代”，双方社会、思维差距达千年之遥，一个先进的农商社会与一个野蛮落后的围猎社会的拼决。

结果却是，落后、野蛮征服了先进与文明。

元朝，一个倒退的时代，全国总体经济衰退，谈论那个时代的“民族融合”没有任何意义。它在人类史册上开了个恶劣的头，野蛮屠杀可征服先进，侵略、奴役、杀戮得到怂恿鼓励。元军入侵中原，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对于凭城抵抗者，城破之日，除工匠外，不问青红皂白，不论男女老幼、贫富顺逆，一律屠杀；

被掳掠者或投降者，则被迁往漠北（注1），存活者十无二三。

遭元军蹂躏后的黄河、长江流域，人口锐减，中华文明进程被用最野蛮、粗暴的方式打断而倒退。南宋降元，被许多人贬低，无可辩驳的是，此举保全了江南百万生灵免于杀戳，保全了钱塘的暂时繁荣，也保全了中国文化得以延续。

施耐庵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在此时代背景下，才能写出千古流芳的《水浒传》。

注1： 漠北、漠南，“漠”指蒙古高原的戈壁沙漠，位于蒙古国南部的东戈壁省、南戈壁省,戈壁阿尔泰省三省以及我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部二连浩特一带。清政府把“漠北蒙古”称为喀尔喀蒙古（今外蒙古）；

而“漠南蒙古”，则演变为今我国内蒙古自治区。

注2：腹里，《元史，地理志》:“元廷中书省统称山东西、河北之地，谓之腹里。”泛指历代王朝内地。这个地区由元廷的中书省直接管理，分两大区域，一是漠南蒙古地区；二是漠南蒙古以外的中原地区，以汉人为主，蒙古、色目、女真、契丹杂居。

本文作者龚玉和，杭州人，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