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方老师您好，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经历。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您从读书时期开始讲讲。

受访人：我出生在宁波中山公园那里，正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日本鬼子打进宁波，炸弹炸了宁波好些地方。我在大沙泥街的乐群小学读书，之后转到翰香小学。翰香小学在宁波相当有名，一直读到毕业。抗战胜利后，我进入了效实中学读初一。我在效实读书的时候，重理轻文，语文课全班第一，数理课倒数第一。有－次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在上面讲，我就在下面偷偷看小说。

那个时候兴起了壁报，不仅宁波有，上海和全国也都有但不多。在学校里面是我先发起的。把学生自己写的文章写好之后贴在墙壁上给大家看，这叫做壁报。我的文章多属文学的抒情文，过去被称为有小资产阶級情调。但也有反对日本侵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杂文。这种反对出于感性的直觉，如日本侵略中国，攻占宁波，中国人成了亡国奴，我亲眼看到日本鬼子将中国人绑在树干上，我父亲也被关进日本宾兵司令部。对国民党进入宁波，我一开始是欢迎的，因为我终于看到中国人自己的政府了，但很快转向不满，主要是二点，一是国民党发动内战。我满以为日本投降后，中国可以不打仗搞建设了；二是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不管人民的死活。我家附近有－座”大世界”建筑，日本人占领时，冬天严寒时节，早上常发现这地方有凍死的人，国民党统治时，同样如此，没有改变；最使我不滿的是国民党竟以纸币金圆券強令人民以金子银元兑换，结果发生以一大堆金圆卷才能买到一盒火柴的事，这对人民的财产不仅是巧取，简直是豪夺了。那时我仅是一个高－学生，我反对国民党是出于耳听眼见的感性。

因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以为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代替旧社会，国家经济才会好转，人民生活才会改善。我行将毕业的时候，领导上提出来：国家需要建设，建设需要人才，人才需要学校的教师去培养，因此那个时候团省委提出我们去读师范学校。我本来想考复旦大学的新闻系。那个年代考大学很容易的，因为学生少，所以很好进去。浙江省在杭州郊区华家池办了一所以浙江大学文科教师为主的浙江师范专科学校，二年制的速成班，可以快点去当老师。我那个时候原想去复旦读新闻或者文学系，但浙江师范专科学校这两个系都没有，只有一个历史系，那我就考历史系读历史去了。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钱塘江旁边的之江大学，那是一个教会学校，被撤销与我校合併了。之后，我们学校搬到了那边，学校改名为浙江师范学院，一直读到了毕业。

   1953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当时苏南环境是比较好的，我们到了南京省教育厅，我本来被分配到无锡，另外一个人分配到苏北泰州，他不肯去。苏北在当年是极穷苦的地方，领导问我肯不肯去。当时我生了肺病，我说那边有没有医院，有医院的话我就去。所以我就被分配到江苏泰州一所学校当老师了。那个时候的泰州真的很穷，有一年我记得下大雨，河水都漫上来了，河道和路都分不清了，两旁都是草棚房，有的母女俩就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劳动，谁就穿这条裤子。我过去以后，那里的人对我很重视，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苏南的跑到苏北去的。

我毕业后不久，上面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我理解得很简单，红就是加入共产党，专就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专家。于是我提出入党申请，并立志要做一个专家。不久，全国掀起了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那时候泰州地摊上满是《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旧书。我买了一整套《胡适文存》，发现其中有一篇《美国的妇人》。我想批判这篇文章，就写出来了，还寄到《历史研究》刊物。被一一退回。每次回到宁波，我总要去旧书店看看有没有妇女方面的著作。有一次路过上海书店，就到书店二楼，看到了十多本的妇女著作，我全都买了回来，很便宜。那个《历史研究》的编辑主动介绍我与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宣教部联系。我也给《中国妇女》杂志社多番投稿，但水平很差，没有一篇被采纳的。可能那时，全国妇联要研究中国妇女运动史，全国妇联宣教部的领导决定调我去全国妇联妇运史资料组工作，可能由于当时我患肺结核病吧，信寄到学校里来，但没有调动成功。而这就是我研究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开始。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这一篇文章都没发表过的人，竟被看作泰州市的“反动学术权威”，把我关起来，上街游行批斗。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就把我解放出来了。解放出来后，我正在彷徨无主的时候，接到在高校读书时候同班同寝室的好友沈善洪(我们同学之间有一个潜规则，同学之间的称呼，名字前不能冠以职务和职称的衔头)的电话。他毕业以后留下来，到人民大学去进修，留下来在杭州的浙江省社科所当所长。那时候，他就给我写信，说你不是在泰州吗？为什么不去研究泰州学派呢？泰州学派是王阳明弟子王艮开创的学派，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价值，被称为王学左派，于是我就去研究泰州学派了。

80年初，我因父母身边无子女，申请调回宁波，就到效实中学去教书。在效实中学的时候，在《浙江学刊》上发表了《评王艮的哲学思想》等两篇文章，当时我还在效实中学当历史老师，学校对我搞研究而不专心去做历史教学有些不满，我就想离开效实中学了。1986年，宁波大学成立，我便同宁波大学联系，学校的领导要我去，谈的条件也不错，他说你如果调到这里来，一是解决住宿问题，二是解决职称问题，三是工资问题。时宁波师范学院已派毕业生来效实调我，我表示宁大的三个条件，我说房子、工资问题我无所谓，但希望职称问题能解決，因我快超龄了，否则误我一生。宁师院同意了，但我调过去后却食言，－气之下，我再此向宁大副校长裘克安教授表示至宁大任教，他答应了，我至今非常感谢他，他为我的学术研究创造了外部的良好条件。1988年，我终于调到宁波大学。所以我虽然是国务院特贴专家，浙大韩国研究所、宁大文学院聘我为特邀或特聘研究员，但从国家的制度来说，我仅是一位副研究员。当时宁大成立了一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金涛教授是主任，我负责的是阳明学研究。有一位学生曾奇怪说，宁波大学怎么有一个阴阳学研究室？估计是看花了眼，把阳明学看成了阴阳学。于是我向学校领导提出来，我们这里有名的人不只有王阳明，还有黄宗羲、万斯同这些浙东学派。这些做研究也很有价值，于是研究室的名字就改成了浙东学术研究室。从此我的研究由王艮的泰州学派，开始扩大到清初浙东学派。

在我的学术研究道路上帮助我最大的是我的两位老师，我至今难忘。一是陈训慈先生。他是我效实中学同学陈思佛的父亲，是中国近现代研究清浙东学派的先行者。当思佛兄带我到他家去拜访他的时候，他提出想跟我合作写一本书，研究万斯同，我自然欣然同意。于是训慈先生把他所有的万氏资料全部给我。我写了一部份就交给他修改，他的文学水平很高，在他的帮助之下，这本书算是写好了。但是出版发生问题，浙江大学不肯出版，九十年代初是国家最穷的时候。陈先生就说要不要去香港想办法，后来联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万斯同年谱》，并请沙孟海先生写封面题词。当时沙孟海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万季野<明史稿>题记》，发表在宁波大学学报上。本想作为书的序收录进来，但因为出版时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在我们写作过程中，陈先生从杭州寄我的信达80余封，我得益很多。信中我称他为老师，他不让我这样称他，后来我只好称他为陈伯父，而他在信中称我为同学，我开始不同意，但无法改变。后来我想，既称我为同学，那他不正是我的老师吗。训慈先生为人很好，道德高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是他负责，千辛万苦，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抢救出来到贵阳的，但他这一巨大功绩，从不告诉我。

第二位就是不是老师胜似老师的沈善洪同学，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当时王阳明是被全部否定的。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在文化大革命前60年代初也被批判。文化大革命后，80年代初，善洪兄与王凤贤副所长合写了一篇《王阳明哲学研究》。发表了后，他们同中国哲学史学会合作，开办了一个国际性的宋明理学讨论会。这是我国第一次召开的关于理学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我因已发表了关于泰州学派的论文，他推荐我参加这次会议。与会人员多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国的著名学者，如美国的狄百瑞，我国的冯友兰等。不过在这次会上，极左思潮影响尚在，在大会发言时，江苏社科院的孙叔平院长发表中国传统哲学很难分唯物唯心，当场被北京来的－位学者批评为不带帽子(唯物唯心帽子)的光头哲学；冯友兰先生发表宋明理学也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之用。第二天开小组会议，传下话来，要对孙冯两位的发言进行讨论，意即予以批判。在我参加的小组里，大家丝毫不提昨天的发言，发表的是自己对宋明理学的看法。不过会议的好处是没有对朱熹特别是对王阳明的论文予以批判。从那之后，研究王阳明的多起来了，书也多了，所以善洪兄在这个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开风气的作用。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介绍我认识－位西德研究王艮的学者余蓓荷女士。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国外学者。后来我介绍她到泰州，去考察王艮讲学过的古迹。

在善洪兄的帮助下，我又参加一些国际学术会议，如1986年浙江社科院主办、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杭州大学、宁波大学协办的”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 这次会议有张岱年、蔡尚思、冯契，香港的刘述先、美国的成中英等教授参加；1993年以浙江社科院与宁波大学为主，联合宁波师范学院和宁波市文化局在宁大召开”93浙东学术国际研讨会”。 我因此认识了一些国际学者，如时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刘述先教授、台湾学者杜维运和宋晞教授。特别是日本的小野和子教授。在抗战胜利以后，日本的学者有计划地分成两种，一种是研究欧美等国的，另外一批是研究中国的。小野和子教授最早研究的是黄宗羲，她的的成名之作是《明季党社考》，具体考察了被称为东林党以及其后继者复社的形成过程，并以明代万历年间到清初南明政权的覆灭为背景。小野和子教授也是最早研究中国妇女史的学者，她的专著是《中国女性史（1851—1958）》，在我写《晚清女权史》这本书的时候，小野和子教授在这方面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我深感抗战胜利后日本很多学者，是出于真心反对日本对中国侵略的。

在宁波大学的时候，我开始研究宁波的佛教。宁波的佛教在中国近现代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在佛教史上起很重要的作用呢？在清朝末年，许多爱国的人要救国：洋务救国、维新救国、革命救国、教育、科学救国等等，而佛教呢，就是佛教救国，通过佛教革命和佛寺改革。宁波天童寺出来的太虚法师可以说是后来佛家改革的核心领导者。清末民初，佛教复兴，各个宗派也复兴了，天台宗复兴，就在宁波的观宗寺。那时候西方侵略中国，首先通过基督教的宣传在文化上的侵略。那时候基督教影响很大，佛教要抵制这种基督教文化，提出佛教要改革，要开办佛学院，办佛教刊物，这在中国佛教史上过去是根本沒有的，是中国佛教近代化的体现。在太虚的领导下，基本以浙江、江苏为主，包括厦门、武汉，发展佛教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存在激进和保守两派，这就是另外的问题了。所以我就向学校提出来增加对浙东佛教的研究，后来学校领导也同意了。过去我出版了三本佛教的书，第一本是2006年出版的《天台宗观宗讲寺志（1912—1949）》，还有2011年和2012年出版的《宝静法师年谱》和《谛闲法师年谱》。最近我出版了一本书叫《张汝钊居士集》，是近现代慈溪的一个女居士，后来出家，很有才华，诗词一流。要补充的是，我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过程中，认识了台湾的于凌波先生。他当时立志要写一本中国近观代佛教人物词典，到大陆来找资料，通过我在泰州的学生来找我，他对我说，经过文化大革命，大陆各地寺院，资科极少，写这词典困难重重。于是我陪他到天童寺、雪窦寺，又约他时间共到普陀山三大寺拜访，仍一无所有。可贵的是他发心到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拜访华侨中的早期佛教人物，得到宝贵资料，现改名为《现代佛教人物辞典》出版，人名有一千六百余条，共一百八十万字。正是他送我的这上下两册巨著，我才有可能设计写一帶一路与宁波佛教在海外传播为内容的课题。可惜的是，我在设计这一课题时，他已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自在泰州立志做专家起，意味着不再做官。但我自调入宁大后，有－次有至宁波市文化部门做官的机会，这对我是诱惑。做专家是要专心的，不能三心两用，这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最后我选择不废年轻时的立志，因为官场的一套我不习惯，看不惯。至今想来，我的选择是对的，否则以后这些学术专著是不可能出版的。

我现在还是手工写。我不是写字，我叫爬格子，一个字一个字地爬，到我爬不动为止。长时间对着电脑我眼睛吃不消，等这本佛教书写完，我准备再写一本关于王阳明及王学左派的书，因为王学及其左派，正体现了中国近代精神的萌芽。我想写晚清以来学者对王阳明及其左派研究的过程，写后人对他研究的过程，写到上世纪为止。我准备按年代写，比如我第一次参加宋明理学讨论会，后来召开的关于王阳明的国际学术会议等等，把这个线索理清了，就可以发现现代学者对王学的研究，比民国时期梁启超、章太炎、容肇祖、嵇文甫、吴泽等诸位学者的研究更广泛而深入。对此，我不仅要了解王阳明这个人，别人写的有关王阳明及其左派的著作我也要看，这是很难写的。

  我在泰州研究资料很少，要搞研究，必须要有资料，没有资料你根本不能研究。我写一带一路与近现代佛教在海外的传播，这些资料我基本上都已经有了，没有资料，你自己创造历史是不行的，但资料也必须甄别，辨其真伪，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我研究还有一点心得，写文章要接地气，这是黄宗羲教导的，尤其是史学。我们现在的研究当然要接地气，比如说，我在泰州研究王艮，到宁波研究黄宗羲。但是接地气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是这个“地气”在全国、世界上都很有影响。如果在全国、世界范围内没有影响，当地地方也是可以研究的，但影响程度就会有限。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像王艮、黄宗羲、万斯同这些人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在写的过程中虽然会有很多困难，要善于请教周围的人和朋友，这些都是外部条件。做研究的时候，最主要的还是以你自己为主，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

   (方教授补记：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带了两位他的研究生到我家中，请我谈谈自己－生从事史学研究的经历和心得。当时我以为钱老师和这两位学生合作，找几位像我这样的人物通过口述，集而成－本著作出版。我想到我从事史学研究，与我一生经历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时代影响有关，告诉这两位年轻学生，或许对她们有好处，所以坐下来以聊天方式漫谈一番。这篇漫谈成稿后，未经我审订，网上发表后，发现某些事实不符、取舍不合我的原意，理解有所出入。因此我决定在原文基础上予以修改，予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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