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史的大小专题与长短时段的研究

历史学科中高水平的通贯历代的专著，以及理论层次的深入探讨，很不容易做到，涉足者较少。学术的繁荣景象，主要还是表现为一定专题的探索和一定时段范围的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题研究，可以针对现成存在的史学事项，例如研究一位已往的史学家或一部史学名著，这在选题中最为方便，也是史学史研究起步的基点。进一层次，专题可以是经过提炼、归纳的研究对象，如对于中国古代史籍体例、某种史学思想、一种史学家群体、修史制度的探讨等。一定时段的研讨，长短不一，在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中，截取一个朝代或连续的两三个朝代，比较常见，也有专取一个朝代的某一时期为断限者。其中既有研究此一时段某一特定史学现象者，即与专题研究相结合，也有整体性的论析。这样多种专题和长短时段的研究及其各种组合，使史学史的研讨成果呈现出缤纷多彩的局面。这里略举其要:

(一)史家、史书研讨的长盛不衰。史家和史书的研究，对于清理史学遗产至为重要，在奠定史学史研究基础中不可或缺。自中国史学史学科产生以来，这种专题研究至今长盛不衰，小则短篇文章，大则洋洋洒洒巨著，形式多样，难以胜计。诸如《尚书》、《左传》、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刘知幾《史通》、杜佑《通典》、欧阳修的史学、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的思想、马端临《文献通考》，以及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史学与思想，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清官修《明史》、章学诚的史学、魏源《海国图志》，梁启超、章太炎、顾颉刚、陈寅恪、陈垣、李大钊、郭沫若等人的史学成就和思想，几乎历年皆有新作，出现了许多在学术上有所突破的重要著述。例如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二书，对几十年来各种不同见解予以梳理，加以自己的判断，总结提高，考论精深。关于《史记》，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一书，篇幅虽然不大，但对《史记》的写作背景、撰著宗旨、体例结构设计、编纂方法、司马迁的思想与贡献等作了全面阐释。程金造《史记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对《史记》的体例渊源、司马迁的生卒年、《史记》的撰意旨，均博引众论，详加梳理，匤谬正讹，得出深切判断。其他如瞿林东对于唐初令狐德棻、中唐杜佑及其《通典》的研究，谢保成对于吴兢《贞观政要》的考论，也都创见纷呈，成果突出。

关于清朝所修《明史》，历来评述颇多，1978年之后，陆续产生新的学术见解，例如黄爱平指出，在纂修过程中，王鸿绪对于《明史》稿多有修订，并非“攘窃”万斯同稿(《王鸿绪与〈明史〉纂修———王鸿绪“篡改”、“攘窃”说质疑》，《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乔治忠认为《明史》完全属于官修，而贡献最大的个人是徐元文、朱彝尊、万斯同、王鸿绪4人(《清朝官方史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王嘉川专论了徐元文对纂修《明史》的贡献(《徐元文与〈明史〉纂修》，《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乔治忠、杨艳秋认为《四库全书》本《明史》在学术上超越此前刊本，是官修《明史》的最终成果(《〈四库全书〉本〈明史〉发覆》，《清史研究》1999年第4期)。其他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及其《资治通鉴纲目》、刘知幾的史学理论、章学诚的史学思想等，均为热点的专题。

在1978年以来的新时期，此前鲜有问津的史家、史书，如《东观汉记》、华峤《后汉书》、谯周《古史考》、袁宏《后汉纪》，干宝、孙盛的史学作为，南宋李焘、李心传，明代王世贞、胡应麟，清人吴任臣官修《西域图志》等，均成为探研对象，使史学发展全景更加明晰。学术视野、研究范围显著扩大，成果卓著。例如乔治忠探讨聚讼超过千年的《越绝书》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力排众议，认定成书于东汉安帝延光元年前后，准确到年，主要作者为吴平，其书编辑的目的，是要抵制赵晔《吴越春秋》贬斥越王勾践的影响(《〈越绝书〉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的重新考辨》，《学术月刊》2013年第11期)。潘振平《〈瀛寰志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考订该书的编纂状况，纠正异说，指出《瀛寰志略》在学术水平和思想先进性上，远过于魏源《海国图志》。这类独得的学术见解还可以举出一些，值得学界注意。

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对民国时期近代史家的研讨日益繁盛，蔚为壮观。举凡章太炎、胡适、陈寅恪、陈垣、吕思勉、钱穆、罗振玉、柳诒徵、何炳松、傅斯年等，都成为热点，评述王国维的论著也连续不绝，研究顾颉刚更与对整个“古史辨派”的评论结合一起。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也形成热潮。许多史学旧事得以清理、考订，评论中不无意见分歧，但除了对顾颉刚等少数史学家的评论为褒贬参半外，主要倾向是多所赞誉，其中包含不少门生、后裔的参与，其畸轻畸重自然难免。正如学界有人指出的那样，一段时期以来对于民国史家的成就已然估量过高，夸张业绩、掩饰缺陷，甚至将学术上极少可称者也掺入吹捧，学风和情绪皆有偏颇。对近现代史家与史学迄今已有的大量评议，还有待沉淀泡沫，剖别偏正，以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和唯物辩证方法重新论断。

(二)史学思潮与史学流派问题的探索。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特别是在近现代史学史研究中，关乎史学思潮和史学流派的论述往往夺目抢镜，特别引起学界的关注。这种探讨由来很久，时有翻新。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认为，中国近代真正形成史学思潮的，主要有经世致用史学思潮、新史学思潮、国粹主义史学思潮、疑古史学思潮以及屡屡泛起的封建复古主义史学思潮等。这些思潮的依次递兴，大致经历了一个由依附于一般的学术思潮到逐步形成独立史学思潮的过程。张书学提出中国近现代“三大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相对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中国现代史学主潮论纲》，《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盛邦和、何爱国也将史学思潮归纳为三种，即“批判主义史学思潮”“民族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分别源于社会民主思想，民族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现代史学三流派及形成的社会原因》，《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侯云灏则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主要有三大思潮:一是‘新史学’思潮，二是新历史考证学思潮，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对其他角度提出的如“国粹主义”“爱国主义”史学思潮，明文贬抑，认为从史学史角度来看“不是一种独立的史学思潮”(《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研究及相关问题》，《史林》2002年第1期)。各种见解还有不少，总的说来是标准不一，结构离析，意见分歧，多有随意命题之迹。

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学流派的探讨，存在同样的问题。前揭胡逢祥等的著述没有明确厘清思潮与流派的区别，而是混含言之，如国粹主义思潮之下就是史学的“国粹派”。其他论者，各具异说，值得注意的是王学典的主张，即关于现代史学内存在“史观派”与“史料派”两级对立统一的结构。他表示要“坚持史料派和史观派的消长沉浮，构成了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变动的观点”(《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但有时也把这一结构性认识用“新史学”与“新汉学”的概念来表述，认为“在概述或纵论整个中国史学史时，可以用‘新史学’来指称20世纪中国史学，以与两千年来的所谓旧史学特别是二十四史相区别”(《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侯云灏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撰成《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流派略论》(《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指出史学界已有的划分史学流派方法，都存在问题，或难以确切，或顾此失彼。而他自己则罗列出12种史学流派，并且说明“12个史学流派，并不是本世纪前半期史学流派的全部……学派林立，却难于以一个统一的标准划分”，特别是“有的学派还没来得及消化吸收，还没有彻底成型，有的学派其宗旨并不清楚，就消失了。学派存在时间短暂，来不及找准自己的定位”，这道出了实情。而既然如此纷繁驳杂、不成体系，作者仍主张“专门从史学流派这一独特视角立论，来研究中国现代史坛”。

研讨史学思潮与史学流派，反映了学者不甘于仅做散碎的研讨，试图对史学发展状态进行一定程度的统摄与整合，初衷是学术进取性的体现，以上所引各位学者的论文，梳理资料十分精细，思辩理路相当雄奇，其价值不可抹杀。然而对于“史学思潮”“学术流派”这类范畴缺乏进行理论性的研讨，未能界定其蕴义，尚不明晰其对于社会史实的确切指向，就难免部分地成为繁杂、无序和模糊化的概念工具，出现主观构建、随意认定的倾向。史学思潮的概念并非完全不可使用，但既然为思想之“潮”，似应是忽然兴起、浮于表层，奔腾激荡，夺人视线，但势必较快地消退与沉静，终于融入一时曾被遮掩了的深层内涵。因此长久存在的经世史学思想，产生之后一直稳步扩展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等，都不宜归为“思潮”，姑且称之无妨，严密推敲可议。在近现代史学发展中，确实存在理念近似，甚至有师承关系的史学家群体，他们声气呼应、互为奥援，可以视为学派，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以某种学术阵地或学术机构为依托，理念相近且声气呼应的史学群体，为了研究中行文的方便，也可以姑且称为学派，如“学衡派”“南高派”“食货派”，等等。“学派”划分既然无法形成正确的统一标准，多为“姑且”之词，因此不能作为把握和解析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万能钥匙。

(三)官方史学研究的推进。在历来事关中国史学史的论著中，都不同程度涉及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和官方史学的内容，但大多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更缺乏将官方视为与私家构成对等史学主体的意识。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首次明晰标举“官方史学”的概念，随之又发表文章提出:“中西史学从发生和发展上看，其根本区别就是中国具有纳入政权机制的官方史学，因而形成官方、私家史学的双轨发展”，此乃中国古代史学异常兴旺的原因(《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学术研究》2007年第11期)。这实际提出了将官方史学视为与私家史学对等，并且居于主导地位的理念。此前此后，作者对清代和其他朝代、通代之官方史学的研究，仍然继续，发表论文多篇，还编辑了《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进而撰著《清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相互关系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一书。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王盛恩《宋代官方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杨永康《明代官方修史与朝廷政治》(人民出版社，2015年)，是后继的3部专著，选题、写作，直接得自乔治忠论著的启示。王记录《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人民出版社，2009年)为颇有影响的力作。谢贵安对明代、清代的官修实录深入研究，出版《明实录研究》(文津出版社，1995年)、《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清实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宋实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中国已佚实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等专著及发表大量论文，实际也是投入到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研究之中，成就显著。姚继荣《清代方略研究》(西苑出版社，2006年)、段润秀《官修〈明史〉的幕后功臣》(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亦与官方史学研究关联密切。此外，以探讨官方史学活动为专题的论文，也逐年增加，在此不一一列举。

研讨官修史和官方史学活动，关键要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视为构成两条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之发展轨道，以此思路继进，探讨中国史学特别兴盛的原因，发现官方史学的优长与文化魅力，因而影响周边民族及外国政权。归纳官方史学包含的各项内容，提出判断古代官修史与私修史区别的标准，即一部史书纂修进程中，官方对史籍的修纂是否有着切实的控制和管理。由考察官、私史学的互动，进而思考史学的社会运行机制，探索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这才是研讨官方史学的意义所在。这些理念，主要是乔治忠在其论著中所提出，还有待业内同仁多所关注与讨论。

(四)断代史学史与通代专题研究的勃兴。由于官方史学在传统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古代史学具有随政权兴亡脉动的节奏，研究一个朝代或连续两三个朝代的史学发展，是合理的、自然形成的选题。较有影响的著作，诸如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燕永成《南宋史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罗炳良《南宋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历年陆续出版，但还未能构成从先秦至清代的另一著述系列。改革开放之前，明代史学史的研究十分薄弱，1990年之后则专题论著显著涌现，其中钱茂伟用功甚勤，专著之外，发表多篇论文，涉及面颇宽，业绩显著。以断代时间的范围研究一项史学专题的著作，是史学史研究成果的表征之一，其中如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等，颇具资料清理之功和富于学术新见。

至于近现代已经不存在朝代，整个近现代的史学史被视为相当于通代性质，那么其中一个时段范围的研究也可以类似于古代的断代。研究成果可以类比归纳于此: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陈其泰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3年)、张越《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赵梅春《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等，选题重要，论述精详，很具学术参考价值。

将一项中国史学史的专题作通贯历代的全面研究，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但撰著颇为困难，要求作者有深厚的学术功力，甚至需要组成团队合作。这种研究已经勃兴，代表之作，当属吴怀祺主编《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黄山书社，2005年)与瞿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皆为多卷本巨著，总成就引人注目。两套著述辉光相映，尤其是后一套，明白、郑重地宣示了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区分开来的意旨。这个理念虽然早有杨翼骧等老一辈学者的强调，但在多年的史学研究中，许多学者常常将之混淆一起，不明界限。

(五)课题开拓与中外史学比较。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如何开拓新的课题，早已进入史学家的思考和视野。白寿彝曾多次提示要进行中国各个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瞿林东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中心工作期间，做出了具体的学术部署，成果将很快得以展现。课题开发的方向之一，是将史学史研究与社会文化及其他学术考察结合起来，学者已经有所尝试，如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但最重要的学术开拓，当属大力推动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这项课题对知识结构要求较高，难度很大，需要培养一批专门人才，才能兴旺起来。乔治忠提出，中西史学的比较，可以在不同起源的两种史学中发现共同的特点，有助于探索史学发展的社会机制(《关于中外史学比较研究问题的解说》，《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自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型之后，考察、论述中西、中日文化交流及其相互影响的论著络绎不绝，其中也有少量涉及史学问题。这可以视为进行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基础条件和前提准备，真正进行中外史学的比较，需要更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改革开放迄今，尚缺少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专著，成果主要体现为学术论文的发表。中西史学比较研究起步较早，胡逢祥《中西史学源起比较论》(《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对史学产生的条件以及中西史学在起源上的异同作了初步探索;他的《试论中西古代史学演变的不同途径与特点》(《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尤为精湛，指出中国古代“官、私史学并驰”，而西方古代无此事项，乃由私史为主到教会垄断。文章概述了中西史学各自的演变状况及特点，提出不少值得重视的概念。张齐政连续发表《中西古典史学理论异同论》(《衡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中西古典史学批评论》(《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中西古典史学比较二题》(《衡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等文，但较为重视中西史学之同而忽略相异点。乔治忠《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学术研究》2007年第11期)指出，二者皆具备记史求真的观念和对史学社会功能的强调，但最明显区别是有无连续不断的官方修史，通过比较，可知记史求真与治史致用的对立统一，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基本矛盾。其他如杜维运《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分歧》(《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强调中国古代的记史求真准则优于西方，批斥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念。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比较》(《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分析了中国与西方在历史思维、史料批判等方面的异同，认为西方古代史学因思想和方法不断衰退，故被中世纪基督教史学所取代。

关于中日史学的比较，盛邦和的文章详细梳理了中日两国“华夷史观”及其异同，认为近代“东亚对外观的转化，中国走在前面”(《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这个论点是值得商榷的。乔治忠发表《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之“正统论”观念的异同》(《求是学刊》2005年第2期)、《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及其近代转型的比较》(《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古代中国官方修史视角下的中外史学比较》(《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中日两国历史学疑古思潮的比较》(与时培磊合作，《齐鲁学刊》2011年第4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与中外史学比较》(《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东亚视域》(《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中日两国在古史研讨上的政治扰动———20世纪前期疑古史学及其背景的审思》(《史林》2016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认为日本传统史学是因为中国史学传入影响而产生，但演化出自己的特色，成为促成古代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政治体制和列岛国家能够统一的根本原因。另外，张文静、周颂伦《“尧舜禹抹杀论”与“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的考辨为中心》(《东北师大学报》2015年第3期)、张紫晨《中、日开辟神话的比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等，是选取具体个案作比较研究，功力颇深，足资参考。

涉及中国与朝韩史学比较研究的论著，应当说算是刚刚起步，在中国访学的韩国学者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一书，该书并未臻于细致、深刻。朱政惠《关于中韩史学比较若干问题》(《韩国研究论丛》第1辑，1995年)论述了开展中韩史学比较研究的基本理念。归泳涛撰文提出，近代中日韩三国都以民族主义为历史观基础，因而有共同思想，但是也有冲突，应当超越“民族史观”的局限，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历史(《民族主义与中日韩三国近代的历史观》，《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2期)。孙卫国发文多篇，其中有《〈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求是学刊》2005年第2期)、《〈朝鲜王朝世宗实录〉的编纂与中国实录传统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明实录〉之东传朝鲜及其影响》(《文献》2002年第1期)、《中国史学对东亚史学的影响与交流》(《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4期)等，前两篇属于中外史学比较内容，其他均属中外文化交流及其相互影响研究;他的《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2007年)专力研究朝鲜王国的政治历史观念与中朝文化交流，为深入进行中韩史学比较研究奠定厚实的基础。事实上，无论中西还是中日韩之间，研究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的著作、论文十分丰富，这里不予罗列。惟大量中外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研究著述中，涉及史学内容者寥寥无几，进入中外史学比较研究者更为凤毛麟角。这是亟须加强呼唤、着力引导的治学方向。

四、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前所论述，已经提到本学科还存在的一些问题，谈到学术课题开拓时，也言及今后的发展方向。限于篇幅，这里仅附加条列几点意见:

(一)史学史研究的每项内容，都不能依靠援引和讲说有趣的故事，只能以严密的逻辑性和深入的分析制胜。因此本学科的学者，应当格外强化理论思维的水平，这就需要认真学好唯物辩证法，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思维利器。

(二)坚持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学术方向，提倡以学术论辩，力求解决理念分歧以及各种大大小小具体问题的分歧。不能不实行“求同”努力，就消极地“存异”，学术进展有赖于此。

(三)继续加强学术基础建设，例如改善当下日本、韩国史学资料和文献奇缺的状况，这样才能推动中日、中韩(朝)史学比较研究的扩展。

(四)扩大学科学术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批具备特殊治史技能的史学史专业学者，例如精通甲骨文、金文，熟识满文，懂古代音韵等，为审视历史学各个专业著述做好准备，因为史学评论是本专业的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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