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道济形象”与佛教中国化的信仰 

道济禅师的形象，以“颠”而“疯”为典型，以桀骜不驯、蔑视俗规为特征。一般而言，这是禅宗发展至南宋之际，其祖师大德的风范特色在佛门流传的反映。然而，作为圆悟克勤禅师的再传弟子，道济禅师似乎应该具有“不立文字”而又“不离文字”之风范。然而，在道济禅师的传说中，我们所能见的既非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宗门高僧，或如虎丘绍隆那般竭力发扬光大临济杨岐派宗风，奠定临济“一片”的格局；或如大慧宗杲那般，游学弘法于大江南北，焚《碧岩》、参话头，成为宗门一代领袖。道济禅师之所以为“济公活佛”，乃是中国民众信仰诉求和期望的反映。与佛门正宗禅僧、学问僧或头陀僧相比较，其风格上的特立独行，不仅“不立文字”，也不遵循佛门规范，但却时时处处均表达出对于佛陀根本意趣的圆融贯通，对于民间疾苦的关怀、对于社会公平的张扬，自然，也有对于陈规陋习的突破、对于拘泥形式的否定。

佛教的中国化，是佛教在中国生存、扎根并对中国社会发挥其精神化导作用的基本要素和必然结果。没有佛教的中国化，也就没有佛教对中华文明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力；没有佛教的中国化，也就失去了佛教在华夏大地持久而隽永的生命力。事实上，佛教的中国化，也是中国民间社会对佛教信仰的理解、接受、取舍之结果。而道济法师的形象被给予济公活佛化的诠释，本身也是中国民间社会对佛教禅宗宗旨的理解、对佛教信仰的寄托、期望之典型反映。道济禅师的横空出世，既嘲讽了古板说教、空泛玄虚的教风，又突破了传统文化中礼教及名分元素对佛教的侵蚀。

笔者以为，前引的《西湖佳话》卷九中的一段话，颇能表现佛教中国化的诉求和期盼：“佛家之妙，妙在不可思议；尤妙在不可思议中，时露一斑，令人惊惊喜喜，愈可思议；及思议而似有如无，又终归于不可思议，此佛法所以有灵，而高僧时一出也……然或安隐于禅，而不显慧灵之妙；或标榜于诗，而但逞才学之名；至于认空是色，执色皆空，时露前知，偶存异迹，疯疯癫癫，透泄灵机，不令如来作西方之蠢汉者，岂易得哉？……道济，小变沙门之戒律，大展佛家之圆通；时时指点世人，而世人不悟，只认他作疯癫，遂叫他作济癫。谁知他的疯癫，皆含佛理。”首先，佛陀的佛理产生于印度，确实有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匹酩的，对于出世情怀、精神终极归宿的特别的索求，这是印度以宗教出世内容和超越情怀为主导的哲学传统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印度社会所特有的文化属性。然而，佛教作为印度特定文化属性下的精神诉求、宗教体系、哲学结构，所追求的是与日常生活的模式、思维形式保持着谨慎的距离的宗教性的思维理路及冥思观想修学套路。确实，以日常的、常态的思维模式和诠释语言，是难以精准把握其内涵的。因此，其“不可思议”性的特点十分明显。然其‘妙”在不可思议，已经为中国佛教修学者所领悟，而其“尤妙”之处在于能使精深修学者、如法深入者在不可思议之中把握其所“时露一斑”，并由其—斑而窥全貌。问题是如何使中国的高僧们能将此所悟之“一斑”，而以中国信众能接受的方式精确诠释、清晰演绎；其次，佛教中国化后所产生的宗门教下各派，虽历经祖师大德的苦口婆心、用尽手段，或是机锋偈语、公案话头，开示直指人心、明心见性之宗，或是循循善诱、以欲勾牵、展现持名念佛、庄严净土之途，或是步步深入，严谨构建、展现中观唯识雄阔奇伟之体系，但似乎对于大多信众而言，均是不得要领，难以下手。因此，或安隐于坐禅，难显慧灵之妙旨；或陶醉于诗文，易染空泛之滞碍。这些弊端既存在于历史之中，也表现于现实之中。其三，佛教的修学弘传法门之中，不落俗套、超拔传统，挣脱名言的桎梏、超越戒条的拘泥，在圆通大乘济世本怀的原则下，既让需要体验实际的、实用的信仰收益的大众能接受，如对社会公正、公平的匡护，对虚伪礼教、仁善面具的揭露，对深奥义理、艰巨修学的简化；又需要以大众能够理解和领悟的方式，精准传达佛陀的根本旨趣、深邃义理、慈悲本怀，因此，如道济、祖觉等禅师的或诙谐、或疯颠的弘道传法、劝诫度生的方式，可谓佛教中国化的需要，是在中华文明禀赋和文化属性规范下的社会环境中，适应众生根机的应机随缘的方便；但这种方便并不意味着随便，而是在坚持守护佛法之灵魂，即缘起性空之本质性的前提下，对于大众信仰诉求的回应和呼应。同时，通过对道济禅师形象的分析，可以为中国禅宗一脉长盛不衰，而其他诸如源自印度的、带有印度文化、哲学、思辨特色的三论、唯识诸宗只能成为经院哲学而遭遇曲高和寡的窘境，寻找到中华文明禀赋、文化属性上的基础性依据。

论及道济禅师的形象．需要对道济禅师所拥有的“济公活佛”的称号之中的“活佛”一词予以辨析，不然则会引发诸多不必要的联想。在此的“活佛”一词，与目前对藏传佛教中的“转世尊者”的“活佛”俗称不同，乃是对于道济禅师信仰模式的一种俗化的肯定和赞誉，即将道济禅师喻为佛陀的在世，系生活于人间的、救拔世间众生的人间佛陀。

问题是，道济禅师这种带有典型意义的弘法模式、度生情怀，在被中国民间广泛议论，以至于津津乐道其神奇传说之际，是否能为中国信徒所真正准确领悟呢？笔者对此并不乐观。中国民间对其“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境界似乎当做了对一般僧众松弛律仪的宽容之由，更有出家众以此为自身漠视中国佛教出家僧仪轨的辩护词、护身符。故道济禅师对戒律的嬉笑嘲讽，特别是浓墨重彩地渲染他对酒肉的沉湎，似乎是后人根据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对于佛教小乘律仪难以严谨遵循、认真笃行的现实，所进行的一种婉转的、出自民间的辩护。律制上的松懈和律仪上的颟顸，乃是中国佛教寺院建设上的一种痼疾，对此，禅宗门下的高僧百丈怀海禅师首创禅门清规，从与中国社会土壤、价值理念显然水土不服的声闻乘诸律典中脱颖而出，建立了符合中国文化属性的、匹配中华文明禀赋的禅门律仪。道济禅师对小乘佛教之律仪的这种诙谐嘲讽之态度，在昭示着大乘圆满菩萨行之度生情怀。可惜一般众生难以切实把握其愿力之迫切，反而误解之。无怪乎道济禅师警示那些依葫芦画瓢的模仿者乃是一种恶行，当予以警戒。

后世的学佛者，面对汗牛充栋的济公活佛的小说传奇，特别是现代受众面对的是来自电视媒体的生动形象、声情并茂、栩栩如生的济公活佛，时刻在“鞋儿破帽儿破”的歌声中熏陶，常常回响着“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偈语，我们又如何去把握道济禅师的度生情怀？又怎样去理解道济禅师的义学旨趣呢？

近代著名净土宗大师印光法师曾盛赞道济禅师，其所作的“济公禅师赞”中说到：“为启众生真正信，故显种种大神通。不藉疯癫掩众目，何能常住振聩聋。”明确揭示道济禅师之“疯癫”掩盖下的慈悲济世情怀、度生解脱本怀。而印光大师在其“南屏宗乘颂”中进一步赞道：“醉菩提，菩提醉，无智之人莫逐队。若是错认定盘星，万劫泥犁常沉坠。愿掌者，善简择，顺心逆迹最上策。傥无真正择法眼，决定有损而无益。”（上述所引两首赞颂文，均见《印光法师文钞》下，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2页。）这是印光大师于道济禅师禅悟境界的肯定的同时，对世人诠释“道济现象”的一种警示、提醒。领悟、理解道济禅师的甚深禅意、不倦慈悲本怀，是需要由“愿学者，善简择”为前提的，而那些赶时髦、图嘴上爽快、随意误解道济禅师者，定是“无真正择法眼”，其结果只能是“决定有损而无益”。当前存在的“道济现象”对于教界信仰者而言，其负面的影响当是由印光大师所揭示的原因所致。

在“复庞契贞书”中，印光大师有一段非常精到的阐述，对于当今人们领悟和理解道济禅师的本怀、禅意、情趣，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道济禅师，乃大神通圣人，欲令一切人生正信心，故常显不思议事。其饮酒食肉者乃遮掩其圣人之德，欲令愚人见其颠狂不法，因之不甚相信，否则彼便不能在世间住矣。凡佛菩萨现身，若示同凡夫，唯以道德教化人，绝不显神通；若显神通，便不能在世间住。唯现作颠狂者，显则无妨，非日修行人皆宜饮酒食肉也。世间善人，尚不饮酒食肉，况为佛弟子，要教化众生，而自己尚不依教奉行，则不但不能令人生信，反令人退失信心，故饮酒食肉不可学。彼吃了死的，会吐出活的。你吃了死的，尚不能吐出原样的肉。彼喝了酒，能替佛装金；能将无数大木，从井里运来。汝喝了酒，把井水也运不上来，何可学他？……世人不知所以然，不是妄学，便是妄毁。妄学则决定要堕地狱；妄毁则是以凡夫之知见，测度神通圣人，亦属罪过，比之学者，尚轻之多多矣！见其不可思议处，当生敬信；见其饮酒食肉处，绝不肯学，则得益不受损矣。”（引自《印光法师文钞》上，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代大师严谨持戒、精进修学，乃为修学佛法之楷模；同理，其对道济现象的诠释，当为人们由道济现象中领悟佛旨、直指觉境的路标。

首先，道济禅师是一位具有神通、古道热肠引导众生发正愿、生正信者，萁不可思议之言行举止，无非是其愿力、神通的显示；其二，所谓的饮酒食肉等，无非是将一位圣者的超拔性遮掩，以便更好地住世度生，而不为凡夫俗子所拒绝、排斥，或为凡俗之辈望尘不及而滋生退缩心，视学佛修学为畏途。正如一代圣僧玄奘大师归国之后，因唐太宗李世民之请而整理撰写《大唐西域记》，晚年不断上表高宗、武后，与皇室公关不辍，世人亦以为，以玄奘大师之学识、眼界与贡献，似乎与其显属“媚俗”之行为难以协调统一。殊不知这正是一代圣僧对于中国国情的透彻了解，而为大法东传所作的富有睿智和高度策略性的明智之举；其三，道济之为，乃是其神通之体现，其襟怀之抒发，非凡夫所能效仿，正如玄奘大师善于公关皇室之娴熟举动，乃是其传法、护法意志的体现，是其欲使印度纯粹佛法义理能在中华大地得以存在并弘传之事业的需要，亦并非凡夫僧所能效法。所以，无论是道济禅师，还是玄奘大师，在并不理解和领悟其所行所为之根本意趣和本旨之际，所谓学，抑或所谓毁，都是一种妄学或妄毁。

总之，从道济禅师到济公活佛，从灵隐、净慈寺院中的一般僧人到家喻户晓的圣僧，作为文化现象范畴内的“济公现象”，既是禅门修学宗风的演绎和普及的需要，也是中国佛教信仰索求和信仰期盼的反映，折射出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中国佛教信徒对于佛教义理、修学的理解和态度，体现了民间社会对于佛教信仰的诉求和期望，也是民间对盛行于两宋以后的吴越浙东之禅门宗风、旨趣的一种理解和诠释。因此，道济禅师虽然并非中国禅门之思想巨擘，然而加之于其名下的诸多信仰形式和观念，当为探究佛教中国化的人士所不能忽视，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坊间之谈而予以抹煞。因此，笔者以为，“济公现象”既是理解禅门宗趣的生动实例，亦是探究佛教中国化的钥匙；而“济公文化”则理应在当代着力于继承传统、光大吴越佛教、西湖文化、浙东学风之际，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发掘。济公是属于整个中华文明的，但他首先是属于梳州的，是浙东吴越佛教民间的诠释、大众的塑造，是民间理解和希望的禅门圣僧的典范，其身上所具备的、所拥有的突出特性，亦是民间佛教信仰的诉求和期望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