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 60 年代末，赴黑龙江的老三届知青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感受，那就是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北大荒， 那里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是难以忘怀的往事 却历历在目，就像电影镜头一样，一幕幕地印在脑海中，时不时地 会显现出来……
1969 年 3 月 6 日，这是杭州市第一批 1,046 名支边知识青年奔 赴黑龙江的日子。早春的杭城，寒风习习。在参加了少年宫广场的 誓师仪式和欢送大会后，汽车把知青（我家三姐妹都属“老三届”，因此同时支边下乡）送到了城站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欢送的人们。 由于知青们提前上了火车，家属们不知自己的亲人在哪节车厢内，只得一个个车厢挨个寻找。每个窗口都探出知青们的头，双眼扫视 着站台上杂乱的人群，寻找着自己的亲人。有许多解放军战士手拉 手挡在车厢的警界线前，维护着秩序。终于，发现了妈妈、爸爸、弟妹们的身影。他们也看到了我们，一边挥着手，喊着话，一边使 劲地设法往前靠拢，终于挤到了车窗前。母亲那双带着老茧的双手 和我们三姐妹六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互道衷肠，那情景，使在场 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连维护秩序的战士都在默默地流泪！呜……汽 笛声响了，火车载着第一批杭州支边青年缓缓地启动了，望着站台 上的亲人们，大家依依不舍地挥动着手臂，直到看不见人影。 专列往北开了四天四夜后，终于到了终点站——福利屯。我们 又坐了五个多小时的汽车及马车来到了要落户的目的地——同江县乐业公社万发大队三小队。 当时村子里没 有通电，到达 时 已 是 晚上， 村里的狗狂叫 不息。社员们 早就准备好了 大米粥与白面 馒头，一个劲地叫我们“炕上坐”！我们 19 个杭州知青被分到了这个生产队，随后又分四组被安排在不同的社员家里。因时间不早了，知青们草草 地收拾一下就睡下了。第二天一早，醒来只见窗口外一群孩子好奇 地往里张望着，并大声叫着、笑着……原来平生第一次睡土炕，我们把头与脚的方向睡反了，引得孩子们看热闹、哄笑着。 第一次出工，知青们坐着老牛车到“渔凉子”（靠江边的一间大 屋子，专门修补鱼网用）跟社员学织鱼网。路上，牛车在雪地里颠簸， 大家兴奋得又叫又笑。这是平生第一回坐牛车，怎能不新鲜、不激 动？开春了，我们跟着社员们春播。每天起来，天已大亮了。我们 还以为是 5 点多钟，其实只有 2 点多钟。接着又到铲地的时节。从 来没有铲过地的我们动作又生疏又笨拙，甚至有的站在垄上铲地（应该站在垄沟），尽出“洋相”，还赶不上当地的“半拉子”（即小孩子）。 第一年国庆节，我们搬到了大队，参加了大队部组织的庆“十一” 文艺表演。知青自然是队里的一支“生力军”，自得其乐地表演了京 剧《智取威虎山》片断、舞蹈《万泉河边》，演唱了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北京的金山上》……演着演着，突然发现天上飘起 了雪花，大家惊呆了 ：10月1日竟然下起了雪？又是平生第一次所见。 这就是祖国最东北的边陲，这就是北大荒！ 下乡一年半后，我被大队派到卫生所当起了“赤脚医生”，跟着一位部队转业支援北大荒建设的军医——戴国仁医生，学习一些 最基本的医疗常识与技术。于是，在不脱产的情况下，大家收工了， 我还要进行一些医疗基本功的练习。后来能独立走村串户，给社员 包伤口、针灸、打针、配药……有时，寒冬腊月的半夜三更起来，借着月光，踏着雪地，敲开社员家门，为他们注射药液（有的抗生 素需要按时注射）。有一天傍晚约 6 点左右，天色已黑，广播叫我去 三小队看一位病人，说是肚子痛。戴医生有事回县城了，我二话没 说，手拿镰刀，背起药箱就走。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大队离 三小队有三里路，并且要穿过一个小山岗。听说树林里经常有狼出没。 当时有知青说要陪我去，被我婉拒。因为第二天一早，她们都要出 工干活，我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到了三小队，据我初步“诊断”，那位社员是胃痉挛，于是打了支阿托品注射液，病人一会儿就不疼了。 社员们都称赞我 ：“管老二，真行！”（我们三姐妹一同下乡，在同 一个生产队，我排行老二，社员们都这么称呼我。）于是，在当地留 下了很好的口碑。其实我也没经过正规培训，只不过有点“照葫芦 画瓢”。按现在说起来是没有“上岗证”的。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医 疗条件太有限了，我这个老高三的知青，跟老医生学几天，也自然 可以“滥竽充数”了。其实那晚要真碰到狼，我这条命也就这么交 待了。一个弱女子怎么打得过凶残的狼？直到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怕 啊！ 有一年春节前，姐姐、妹妹与其他几位知青回杭探亲了，我由于赤脚医生的工作忙，一时走不了，就留下了。由于当时生活条件 艰苦，加上连续劳累，我终于病倒了。一连五天起不来炕，吃不下一点东西。村里的大娘、大婶、大嫂们知道后，纷纷去供销社买来 水果罐头、白糖、糕点和自家的鸡蛋送来，又安慰我 ：“管老二，别担心，会好起来的”、“想吃啥，大娘给你做”。又有一位大娘自言自 语地说 ：“真不容易啊，好几千里地来咱这遭罪了，父母不知怎么担 心呢……”听到这里，我的泪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淌。要知道，70 年代初物资是相当贫乏的，社员们的经济条件也很差。此情此景，我到现在想起来都会眼眶湿润。 冬去春来，江河开冻，大地复苏。知青们与社员一起渡船到江 对岸干活去了。有一天，我在卫生所因要处理的事情较多，没有一 起去。傍晚，临近收工时分，听到大队广播喇叭急切地大声呼喊 ：“戴大夫、管老二，快来江边救人！”然后，几乎全村的老少在喊 ：“戴大夫、管老二，快来江边！”我心里一阵紧张，心咚咚直跳，估计出大事了，和戴医生马上背上药箱，直奔离大队三里多路的江边， 迅速投入抢救因翻船落水刚救起上岸的社员与知青。但因落水时间 过长，还是有六人没救过来（其中有一位当地知青）。事后了解，翻船后，我们知青当中有女青年马贝加、黎宁，男青年徐晓明、任福宁、宋永平等会水的纷纷跳下江去救人，有好几个社员是被知青救上岸 的。被救的社员视知青为救命恩人，请他们吃饭答谢。这件事的前 前后后，成为我们知青生涯中刻骨铭心的记忆之一，那个大喇叭的 呼叫声至今都犹如在耳边响起…… 北大荒经常要烧野草，为来年翻地作肥料。但也常常要“跑荒火”。所谓“跑荒火”，就是火势太大，没法控制好，容易烧到离村庄不远处，那村庄就会很危险，有被烧起来的可能（现实中时有发生）。有一天夜里，东方红大队（离我们村十多里地）跑荒火了。大队长一声令下，几乎所有当地的青壮年、知青全体出动，直奔邻村帮忙扑火，铲子、 扫把、树枝，凡是可扑火好工具都带上了。每个人都不顾个人安危，见火就扑，也顾不上火星溅到衣裤上烧个洞。大家一心想着 ：决不让火势蔓延到村里！经过大半个夜晚的扑救，火终于灭了，但人也 累极了。每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哈哈大笑。原来每个人都成了“灰头土脸”的“土包子”。所幸没有人伤亡，这比啥都强。 前面提到的那位军医戴大夫，是湖南人，为了支援北大荒建设，带着老婆、儿女一起到北大荒扎根。他本人到万发大队支农，为当 地社员解除了许多病痛。同时也无私地教会了我不少医疗知识与技 术。我至今都感谢他，永远忘不了他。他对知青们特亲切。他告诉我们 ：他是南方人，与我们知青也算半个老乡。因此，知青们与他 关系也处得很好。每当知青探亲回杭前，总有几个人会住到他在县 城的家里。（因为要从县城坐长途车再转火车）。他和他家人都非常 热情地接待知青，有什么困难也会帮助解决，因此知青们都把他家 当作“中转站”了。自然，从杭州回来后要带点礼品表示谢意，这也是微不足道的。 三年后，我被抽调到公社卫生院（当地公社中心医院）。我非常 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工作自然很认真、卖力，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几乎很少有休息天，经常帮助有小孩的同志值班，通宵参加抢救危 重病人，跟随老大夫下乡巡回医疗，宣传计划生育。那时，公社卫 生院分工没有现在那么细，几乎什么都要干。除了开始的药剂士工作， 后来的护士工作，又参加采、挖、加工中草药及制剂，还包括业余 时间帮助拆洗住院病人床单、被套等。内、外、妇、儿等科的工作 都要协助医生一起干，这正好增长了各方面的知识和锻炼了自己各方面的技能，为日后的大学学习增添了不少基础知识。另外我还参 加卫生院的扩建工作，如搬砖头、水泥包等等，争先恐后，不计较 个人得失。1974 年 5 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又被评上优秀党员，多次被评为县卫生局先进工作者。 我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通过推荐并考试，于 1977 年 1 月上了佳木斯医学院，在药学系学习了三年。由于我有一定的医疗、药学基础，又有“老高三”的文化基础，加上自己的努力，因此在 大学的学习期间，成绩在系里总是名列前茅，每年都是校三好学生， 并担任班长三年及支部书记两年。毕业后分配到浙江省富阳人民医 院工作，后调回杭州中药二厂（即现在的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工厂，经常被评上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这 一切，作为知青的我倍感荣幸，不是每一位知青都有这样的机遇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