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作者简介：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四 超越与重建：新社会史、新革命史与“当下开放”的近代史

　　在关于范式问题的讨论中，学术界对两种范式存在的缺点及其局限性作了揭示，表明两种范式均非理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有着不断完善与超越的必要。

　　现代化范式论者指责革命史范式存在着僵化、单调与片面性的弊端，革命史范式论者对此作了检讨并承认：“‘旧范式’当然存在着许多缺陷，如研究对象的片面化，研究方法的单一化，研究思维的绝对化，研究理论的教条化，还包括该书主编者所指出的认识误区和研究禁区，等等，这些都应当进行反思并加以纠正。”(56)步平提醒道：“以‘革命史范式’阐述中国近代革命斗争的历史，也需要注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要避免使我们的研究对象过于片面，研究方法过于单一，要防范研究思维绝对化和研究理论教条化的倾向。”(57)

　　现代化范式虽然在以现代化为时代主题的现在发展迅猛，但自身也存在着不足。当它把目光投向以发展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为重点的中国近代化历史发展的时候，同样不可避免地遮蔽了一些“革命”问题。对此，持现代化范式论者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德里克警告说，“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就同早先基于革命范式的解释一样陷入了片面和只看眼前的泥坑”，“在于对中国历史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它们的意识形态化与其所抨击的革命史学相比实际上毫不逊色(58)。马敏指出，现代化史范式基本上是以欧美的经验、尤其是美国的经验发展起来的，而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视为对西方道路的仿效，故存在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利用现代化理论范式来研究中国商会，极易以西方商会的“理想型”来硬套中国商会，并把一些西方商会所具有的特征误认为中国商会的特征或中国商会“应该有”的特征。同时，该范式既已确立有一个“现代”范型，故极易落入“典型论”的思维定势。他强调：“现代化范式实际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带给我们锐利的理论分析的锋芒，但同时又带来若干理想化、简约化或结论先行的偏见，关键在于如何去运用这种利弊皆明的理论模式。”(59)杨天宏在揭示现代化范式的局限性时说，“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或中国现代化史，提供了观察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全新视角或‘概念架构’，把握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但‘现代化’并非观察近代中国历史的全息视角……‘现代化’理论显然不是一种周至完备的理论，用这一理论指导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同样可能因内容狭隘导致系统性的缺失”(60)。

　　因此，无论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有其值得称道的长处，同时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都只是部分地揭示了中国近代史的真相，但同时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另一部分真相。只有不同的学术范式并存互补，而不是用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才能全面揭示历史真相，对近代史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这种情况更加表明，两种范式各有所长也各有其局限，均非理想的研究范式，需要加以改善与超越。

　　范式之争的复杂性，除了革命史与现代化两种范式之争外，还有后现代范式对前两种范式的否定和解构。有人指出，中国近代史范式之争的基本格局，是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后现代范式只是部分青年学者的学术诉求，充其量只是一种意欲取代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的竞争性范式(61)。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进行激烈争论时，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和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新范式登场并对两种范式均进行了批评，起了不小的解构作用。夏明方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对两种范式之争作了批评，李怀印在《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花了极大篇幅对两种范式作了解构工作。正是在解构两种范式的基础上，他们探索了超越两种范式、重构中国近代史新范式的路径。

　　后现代主义史学源于欧美，以全面批评乃至颠覆现代史学为宗旨，否定现代历史学所追求的历史“真实性”、“客观性”、“趋势性”、“科学性”、“规律性”，及其中的西方中心论、西方民族国家史、整体史、精英史等，注重研究多元的、多样的、非西方的、边缘的、普通的、下层的、生活的、枝节的、突发的、偶然的历史，即所谓的“微小叙事”；还主张历史情节想象和反事实研究。因此，它在研究内容和叙述方式上虽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也存在着碎化、伪化史学的负面作用。

　　作为现代化范式的对立面，后现代范式对现代化范式作了严厉的批评，对其所起的解构作用非常明显。夏明方指出：现代化范式改变了革命史范式的五阶段论或目的论，代之以现代化的目的论和进化论，强调与传统的对立，其中心主题就是所谓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大趋势，其主要内容就是所谓的“三化”(民族化、工业化、民主化)或“四化”(三化之上加“理性化”)。后现代范式对规律和确定性的抵制、对启蒙与进步的质疑、对民族国家的解构、对过去或传统的怀念、对差异和边缘的关注，则体现了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以“解构现代化”或“反现代化”的形式出现的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夏明方对现代化范式批评说：“这一范式本身也在不断的学术争论和大量的学术实践中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和解释体系。抑或正因为如此，亦如同革命史范式一样，它也逐渐走上了教条主义的道路。”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现代化范式，越来越背离其倡导者主张的综合论、全局观，而系统性地趋向以生产力、科学技术或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去政治化”或拜物教化的经济史路径。故其与发展着的社会现实之间距离越来越大(62)。

　　后现代范式不仅与现代化范式对立，同样也与革命史范式对立并对其进行了解构。夏明方指出：“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此种后现代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对立要大于其与现代化范式之间的对立。对于曾经教条化的革命史叙事来说，这样一种视野确实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但是由于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彻底否定革命史范式曾经或内在的合法性、合理性的一面，就像后者曾经极端化地排斥传统一样，最终限制了它对革命史叙事的反思力度和深度，显得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甚而以其花样翻新的概念而招致主流史学的反感。”(63)

　　李怀印的《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严厉批评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他指出：“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没什么两样，它也是历史想象的产物，在形成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它通过强调与现代化主题相适应的历史部分，模糊似乎与现代化主题‘无关’的部分，以‘发明’中国近现代史。曾被革命叙事视为中心议题的农民起义和革命，在现代化的视角下，则成了边缘化的课题。现代化叙事所关注的是那些日益显示的‘现代性’成长迹象的地区，并以一个舶来的标准判断此一成长过程，与此同时，对缺乏现代化迹象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则略而不论，因此，它也在冒曲解历史的风险，这跟它所试图挑战和取代的革命史学，并无多大区别。此外，一如革命史学家致力于辩护共产党革命及革命之后的毛主义政策，现代化史学家的根本关注点，是要证明在现代化线性发展的宏大叙事下，改革时期中国经济发生市场经济转型及其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之历史和逻辑的种种‘必然性’。因此，革命和现代化史学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描述，都是意识形态驱使之下历史想象的产物，而不是历史事实的严肃重建。”(64)

　　后现代范式对两种范式的解构，带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系统性的缺失”。杨天宏指出，系统性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史不通，没有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梳理清楚，贯穿始终；二是专史过专，失去了与其他方面历史的内在联系。近代新史学兴起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以及新中国成立头30年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统统丢失，致使历史认知没有“自成体系”，不免鸡零狗碎之嫌。“在离开具有系统性的理论解析之后，尚无一种完备的解释体系被成功引进并建构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65)。

　　两种范式的缺点和局限，决定了必须力图超越两种范式，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思考，出现了多种替代性路径，或是继续在现代化叙事上做功夫的所谓“新现代化叙事”，或是所谓“新革命史范式”，或是综合革命、现代、后现代等各种趋向而重建新范式的尝试等(66)。其中有三种趋向最值得关注：马敏等人提出的以新社会史为主的“总体史”范式、夏明方提出的“新革命史范式”和李怀印提出的“在时和开放”的近代史。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史研究得到迅速复兴。与专史说、通史说不同，有些学者强调社会史作为史学研究方法的意义，将社会史作为一种史学新范式看待，认为社会史研究是不同于以往革命史范式的新范式。王家范明确表示：“不赞成社会史只是传统史学领域的拓宽，是历史学分支的论点；相反，主张社会史为了取得自己成长所必需的独立学术地位，目前急需下决心割断传统史学的脐带，在一种新学术氛围中发育壮大，拓开自己的路。”(67)赵世瑜也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68)他强调，应该把社会史理解为一种史学范式，而不应该理解为一个学科分支，这样才能避免社会史研究庸俗化；社会史是一种整体研究，不应该被误解为“通史”或“社会发展史”，要警惕历史学与社会学联姻的倾向(69)。行龙也认为：“从具有具体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学科意义上来讲，社会史可以说是一种专门史；另一方面，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来讲，社会史以其鲜明的总体性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陈旧的史学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又是一种新的‘范式’，两者都是社会史蕴含的本质内容。”(70)

　　随着社会史研究变为“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社会史范式逐渐成为具有“总体史”特性的新范式。赵世瑜指出，目前社会史所取得的成果，无论是与以前的成果相比，还是与其他领域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相比，都明显地带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综合地、总体地研究某一个历史现象，正是社会史的特征；或许，当人们从社会史的角度，利用社会史的范式去研究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军事史的时候，后面的这些学科分支也会被改造成总体史、综合史”(71)。

　　马敏赞同赵世瑜的观点并作了发挥，明确主张建构“总体史”范式。他指出：现代史学潮流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范式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新史学的根本范式。“总体史”根本范式是中国通常又与“社会史”(或称“新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当前新文化史只要不执着“符号”、“话语”之类的空洞概念，而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相联系，形成社会一文化史的架构，实质上反映的也是“总体史”或“综合史”的一个方面，不出“整体历史”的大趋势(72)。

　　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最具关键性，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历史研究与微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这种研究的结果，是在一种新的视角和眼光之下，使某种具体的研究更趋精细化和精致化，展现历史的多面相、多维度，更接近于历史的客观真实。通过范式转换所体现的史学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其基本方向则是指向以新社会史为标志的“总体史”(73)。

　　与马敏的主张相似，朱英提出了建构“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的主张，认为走向更加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是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长期的基本总体目标。他解释道：“所谓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无非是通过对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许多过去认为无关大局的小问题(实际上也未免就是小问题)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不是忽略或是放弃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而所谓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则是研究者要重视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尽量避免各种主观意识或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各种历史人物、事件和社会现象给予客观的论述，从而展示出一个真正完整和客观的中国近代史。”他补充说：“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也可谓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方位的研究，既关注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考察，也重视微观的、具体的、实证的分析，真正展示出近代史多面向、多维度的客观真实。”(74)

　　受后现代范式影响的学者，在解构了两种范式之后也提出了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设想。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夏明方提出的“新革命史范式”和李怀印提出的“当下开放”的叙事方式。

　　夏明方对革命史、现代化和后现代三种范式考察后认为，这些范式都有局限，应该予以超越，建构新的革命史范式。他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主张超越革命与现代化范式，放弃目的论的预设，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他解释道：“我的确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但我质疑的是现在的后现代立场，我所主张的是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正因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与后现代范式均有局限，故有结合形成“新革命史范式”的必要。在他看来，革命史范式既因其囿于一种特定的时段而无助于把握当下，或突出政治史的内容而不能全面透视过去，其对历史进程的解释效应远不能适应新时代历史研究的要求，更以其一度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强调而背负恶名；稍后的现代化范式，同样因为研究模式的刻板化、模式化而渐失其创新的活力，也因为当今中国现代化过程负面社会效应的不断放大而难以为继；所谓的后现代范式，更是以其总体上的犬儒主义态势而难成大器。故主张将革命史范式与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形成“新革命史范式”：“我的立场当然是呼唤一种新革命范式。在当今中国新革命潮流涌动之时，历史研究亦应投身于其中，以一种反思的形式成为这场新革命的组成部分。”(75)

　　他的新革命史范式之“革命”概念，非指狭义的“革命”，而是包括改革在内的广义的“革命”。它主要包含几个方面：一是以不断变动着的近代或当下为节点的通变史观，从历史的长时段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着重解决历史的连续与断裂问题。此谓研究时限的“历史化”。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史观，着重解决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冲击的相互关系问题，对现代中国的由来与未来，对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做出新的解释和观照。此谓研究空间的“全球化”。三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态史观，着重解决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问题，以此种互动关系作为一种视角重新审视以往研究的主要问题，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提供历史的智慧与借鉴。此谓研究对象的“生态化”。四是以反思和对话为核心的多元史观，自觉地保持长期以来客观上已经形成的各种理论或范式相互竞争的基本格局，改变以往非此即彼、互为拒斥的两极化思维模式，在严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尊重不同的声音，倡导学术创新和学术争鸣，共建一种和而不同的新型学术生态。此谓研究主体的“多元化”。五是以复杂性理论和生态系统分析方法为主导的新辩证史观，姑且称之为生态辩证史观或生态辩证法。此谓历史哲学的“复杂化”。六是以相对真理与视域交融为中心的叙事史观，注重处理文本与历史、概念与叙事、话语与存在、主位与客体、历史与现场、“同情性之了解”与“时间距离”等相互关系问题。此谓研究目标的“相对化”。七是以口述历史与田野调查、资料集成与数据库建设为重点的新史料观，即对史料或历史研究资源进行生态学的阐释，促进历史资源的生产、累积与共享，争取资源利用效应最大化。此谓历史资源的“数据化”。八是超越本土与西学之争的开放史观，即冲破所谓“中华性”与“西方性”之间过多无谓的纠葛、缠结(76)。

　　李怀印的《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一书，用大量篇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叙事方式作了解构工作，旨在重建一个近代中国的解释框架和叙事方式。他认为，目前中国近代史学界已经受到后现代史学影响，学术范式处于继续转换之中，中国史学家分为两派：“一派仍坚持现代化叙事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派则从本质上质疑宏大叙事的有效性，并试图在学术上摆脱各种意识形态的束缚，将注意力从宏大的进程转移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史。”后者就是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所谓“新社会史”。在他看来，新社会史是为了克服宏观历史叙事的固有问题而兴起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方向，它抛弃了界定中国近现代史写作的宏大叙事，认为使用宏大叙事是过时的和多余的。新社会史是对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范式的超越和扬弃，但因对宏大历史叙事缺乏兴趣，故难以担当重建中国近代史新范式的使命(77)。

　　在李怀印看来，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构近代中国叙事方式与研究范式，既要克服两种范式固有的弊端——目的论倾向和意识形态化倾向，又要克服新社会史放弃宏大叙事的弊端。可行的路径是建构无目的论的宏大叙事。他不仅对后现代范式放弃建构宏大叙事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而且主张重建新范式时必须继承宏大叙事的传统。宏大叙事本身并没有错，错在现有宏大叙事的目的论倾向，故必须剔除其目的论倾向。李怀印解释道：“仅满足于解构既存的叙事，而不是重建一种新的叙事，将中国的过去与当前不断变化的现实联系在一起，无助于保持21世纪中国史学的活力。叙事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使过去易于理解和不同于编年史，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使过去的事件对生活在当今的人们具有意义。因此，在重写中国近现代史方面，人们需要做的不是放弃在一种叙事框架下重建历史现实，而是抛弃现有叙事特有的目的论，特别是强加给中国近现代史的既定进程的人为‘结局’，并重建一个能够说明过去几个世纪中国的经验及当代发展之间历史与逻辑联系的主叙事，以此重建界定中国的近现代史。”(78)

　　重构剔除目的论后的宏大叙事，实际上就是重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重构中国近代史范式，既意味着“时间”上的扩展，也需要扩大“空间”。李怀印说：“中国近现代史的新解释，不仅意味着‘拉长’其跨度(既包括我们和现代化之前的历史，也包括‘现代化’之后的时代)，且需扩大空间，从中国的国界之内扩展到更广的、再生中国文明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不用说，所有这些中国近现代史内容的变化，要求研究方法的相应变化，以此来领悟近现代中国扩大的进程和范围。”(79)他将这种新的叙事方法，称为“当下开放”的近代史观。他阐述道：“重写中国近现代史不仅仅意味着在中国发现过去曾被目的论史学所遗弃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抛却型塑现存叙事的结果驱动之视角，而将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种暂时‘结果’解释为一系列发展迹象，代表着引导中国迈向其‘近现代史’之终极目标的多种可能性，尽管此一目标尚未被明确定义。我把这种方法称为‘在时和开放’的历史。所谓‘在时’，即强调在研究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时，从事件正在发生的彼时彼刻观察问题，因为事件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同时存在，而事件的参与者不像后世史学家那样，能够清晰地预知正在进行的事件的可能结果。谓其‘开放’，是因为这种方法不像革命或现代化的目的论史学那样，将中国近现代史加以‘关闭’，亦即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论假想，而明确界定历史的‘结局’；这个结局可能是共产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过渡，也可能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或者是21世纪之交新自由派或新左派知识分子所期望的任何其他结果。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结果驱动视角只是从‘事后’的角度以排他的方式追溯历史事件的‘原因’，在时、开放史观的长处，正在于它在解释近现代中国不断演进中的各项发展之原因时具有包容性，使其有能力更加接近于过去的客观实际。”(80)

　　李怀印的“在时开放”叙事方式，显然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针对革命史和现代化两种范式所具有的目的论和意识形态化倾向而提出的。其“目的”仍然是苦苦寻求一个更为可行的诠释方案，以期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全新的中国近现代史主叙事。其基本路径是：“不含目的论的、在时的探究，并且以终端开放的视角，解读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并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推定和猜测。”(81)

　　总之，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围绕着范式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鸣。两种范式之争，激发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兴趣，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了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深化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问题的认识，也暴露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理论思维环节的薄弱和理论建构的不足。正因看到两种范式的局限，人们开始探寻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提出了多种替代性的路径。无论是新革命史范式，还是新现代化范式，抑或是新社会史范式，都是力图超越两种范式而提出的带有创新意义的新范式。尽管这些新范式还不够成熟甚至有较大缺陷，但其在全球化视野下重建中国特色理论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为进一步建构成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提供了借鉴。中国学者沿此方向继续探索，会在为时不太长的将来建构起全新的更加符合历史真相的中国近代史解释框架和叙事方式。

注释：

　　(55)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第7版。

　　(56)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57)步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2009年1月13日，第12版。

　　(58)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总第10期。

　　(59)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60)杨天宏：《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61)(62)(63)夏明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64)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页。

　　(65)杨天宏：《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66)夏明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67)王家范：《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68)赵世瑜：《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69)(71)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70)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72)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73)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74)朱英：《更加完整与客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走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75)夏明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76)夏明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77)(78)(79)(80)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第30～31、276、34、278～279页。

　　(81)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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