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编入荣新江著《敦煌学十八讲》第六讲“于阗、龟兹、楼兰、高昌宝藏的争夺”，有增补。

清末民初敦煌宝藏的流散，并非偶然，它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列强西域古物争夺战的继续，也是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中国宝藏的必然下场，清朝连皇家园林圆明园都不能保有，更何谈远在西陲的古物和敦煌藏经洞宝藏了。

一、“西域古物争夺战”的序幕

根据文献记载，汉唐时期的西域（主要指塔里木盆地）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个绿洲王国，它们分分合合，渐渐形成几个主要的文明中心，如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龟兹（今库车）、焉耆、楼兰（今若羌）、高昌（今吐鲁番）等。这些绿洲王国都位于丝绸之路的干道上，都是东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转运站，所以，每个城镇都呈现出丝路城市特有的多元文化特征。同时，由于西域地区人种和民族成分复杂，各地区宗教、文化的面貌又具有各自的特色。

然而，由于公元十世纪以后西域地区的人种渐渐突厥化，宗教也渐渐伊斯兰化，加上弥漫的尘沙和松软的土质等自然力的作用，使往日西域多元文化的面貌逐渐消失，或湮没于沙海之中，或弃置于荒山野岭。法显、玄奘记载的壮丽寺宇不复存在，鸠摩罗什、实叉难陀修学讲经的道场亦无从凭吊，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端。

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的炮舰轰开了中国沿海的大门，曾经出现“康乾盛世”的清帝国，这时已经衰败不堪，一步步腐朽没落下去。到十九世纪末叶，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长江南北瓜分领土，新疆也成为占领印度的英国和侵占大片中亚土地的沙皇俄国所觊觎的对象。为了争夺新疆和扩大在新疆的势力范围，英、俄两国纷纷派出探险队进入新疆，攫取各种军事情报，特别是山川形势、道路交通、城镇分布以及地方政情等等，为将来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在一系列的探险队中，1870年和1873年的英国福赛斯（T. D. Forsyth）使团，1887年英国的荣赫鹏（F. E. Younghusband）探险队，1870－1885年间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N. M. Przheval’skii）组织的四次中亚探险，虽然注意到了新疆的古物，但因为主要目的在于地理和军事方面，所以他们对于古代文物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

在1890年前后，有三件事引发了西域古物收集的热潮，接着而来的是西域的考古时代。

（一）1889年，一些挖宝人在库车附近的某个古代遗址中发现了一批写在桦树皮上的梵文经典。1890年，英军中尉鲍威尔（Hamilton Bower）在库车买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并且送到时任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亚洲学会总干事的德裔英籍梵文专家霍恩雷（August Friedrich Rudolf Hoernle, 1841—1918）手中。霍恩雷经过仔细的研究后，发现这是现存最早的梵文写本, 他又听说其余的大部分已被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N. F. Petrovsky）获得。于是，在1893年, 霍恩雷向英属印度政府内务部长查尔斯·里奥爵士（Sir C. Lyall）写信，建议英国政府出面组织收集新疆出土文献，收集品将归英国博物馆所有。1893年8月22日，英属印度政府下令给特命克什米尔驻扎官巴尔（D. W. R. Barr），并由他转令英国驻吉尔吉特、喀什、列城等地的官员，收集新疆等地出土文献。从1893年到1899年，总共有31批收集品送到霍恩雷手中，其中18批由英国克什米尔驻扎官并负责中国事务的特别代表（即后来的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提供，12批由先后任英国驻列城、拉达克、吉尔吉特的政治代表戈德福雷（Stuart H. Godfrey）上尉提供，1批由英国驻克什米尔政治代表塔尔博特爵士（Sir Adeblert C. Talbot）提供。这些后来被称作“霍恩雷收集品”（Hoernle Collection）的文献和文物, 大多是通过商人购自库车、和田两地的挖宝人之手。霍恩雷收集品除了一些文物外，文献类材料当时就判别出来的是梵文和汉文文献，还有许多残卷当时被称作“不知名语言A”和“不知名语言B”，经后人考订为于阗文（Khotanese）和龟兹文（Kuchean, Tocharian B）文献。还有一种不知名的“语言”，霍恩雷也花费了大量劳动加以解读，但始终不得其解，其实是和田地区的古物伪造者所制作的赝品，以蒙蔽极想获取西域宝藏的西方猎宝者。

霍恩雷在收到这些资料后，在一系列文章中做了报导和研究。正式的研究报告是以下三篇：（1）《中亚写本的三批收集品》（Three further collections of ancien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载《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JASB）第66卷第1期，1897年，213—260页，24幅图版；（2）《英国中亚古物收集品报告（一）》（A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Part I），《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JASB）第68卷第1期，增刊一，1899年；（3）《英国中亚古物收集品报告（二）》（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Part II），《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JASB）第70卷第1期，增刊一，1901年。这些文献后入藏于英国博物馆的东方印本与写本部（Department of Oriental Printed Books and Manuscripts），以后，大部分梵文、于阗文和龟兹文材料转交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收藏。留在英国博物馆的汉文写本共13件，也在1973年转归英国图书馆收藏。

（二）1890年，法国人杜特雷依·德·兰斯（J.-L. Dutreuil de Rhins 1846—1894）率中亚考察队前往新疆和西藏，做地理考察。考察队在和田逗留时，曾买到一批写在桦树皮上的佉卢文写本。1894年，德·兰斯在入藏途中被杀，考察队成员之一格伦纳（Fernald Grenard）死里逃生。回到法国后，1897-1898年出版了三卷本《亚洲高地科学考察报告（1890—1895年）》（J.-L. Dutreuil de Rhins et F. Grenard, 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他们获得的佉卢文写本《法句经》（图1），后经英国学者布腊夫（John Brough）的整理，与俄国彼得罗夫斯基所获同一写本缀合，全部刊布在《犍陀罗语法句经》（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1962）一书中，成为研究早期西域佛教的重要史料。

图1

（三）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N. F. Petrovsky 1837—1908）已经开始收集中亚文物和文献，并将他从喀什居民手中所获的一件贝叶型写本送给亚洲博物馆，由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S. F. Oldenburg）加以研究，确定为梵文之外的一种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中亚古语(后来方知为于阗语)。1891年，奥登堡提请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敦促俄国驻喀什领事收集中亚古物并尽早派遣考察队前往中亚做考古调查。此后，俄国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892—1893年的秋冬，彼得罗夫斯基寄送给奥登堡一百余件得自库车、库尔勒、阿克苏居民的写本残片。1893—1903年，奥登堡在《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纪要》（ZVORAO）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这些用婆罗谜文所写的佛教文献。1897年，他出版《有关一件佉卢文字体所写佛教文献的初步研究》，发表了一叶写在桦树皮上的犍陀罗语《法句经》，表明彼得罗夫斯基也获得了与法国德·兰斯考察队所获同样的抄本，后来的研究表明两者是同一抄本。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计有251件梵文写本，23件梵文木板文书（其中2件佉卢文木牍，1件婆罗谜文和佉卢文混写的文献），297件于阗文献（其中59件佛教文献，238件世俗文书），3件龟兹文残卷，4件藏文写本，4件未比定文书，总共582件。

此后，俄国外交官仍不断收集古物。如1898—1918年间俄国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克罗特科夫（N. N. Krotkov 1869—1919）陆续寄赠给俄国科学院几批中亚写本，其中包括一些草体或半草体的回鹘文残卷，26件梵文残卷，11件龟兹文残卷，3批藏文残卷，31件粟特文摩尼教文献，一件叙利亚文残卷和10件未比定文书。另外，他还收罗了不少考古艺术品。他的收集品大多应当来自吐鲁番。1904—1909年，科洛科洛维（S. A. Kolokolov）继彼得罗夫斯基出任喀什总领事，也继续收集中亚古文献。1905年，他寄赠给亚洲博物馆三组梵文写本和一组后来判定出的赝品。同一年，拉维洛夫（M. I. Lavrov）寄赠俄国中亚及远东研究委员会八组梵文写本。1908年，俄国驻库尔勒领事吉雅科夫（A. A. Dyakov）收集到一批据说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文书，共29项，多为回鹘文和汉文写本和印本，其中包括一件回鹘文摩尼教发愿文写本和一件回鹘文《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写卷。

新疆出土古代文献的学术价值，经霍恩雷的鉴定而为欧洲学术界所知。杜特雷依·德·兰斯获得的佉卢文写本《法句经》，更加刺激了欧洲日益兴盛的东方学研究。1899年，在罗马召开的第12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在俄国学者拉德洛夫（W. Radloff）倡议下，成立了“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人种考察国际协会”，本部设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并在各国设立分会，以推动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此后，各国纷纷派出考察队，进入中国的新、甘、蒙、藏，去猎取沙漠废墟、古城遗址和佛寺洞窟中的古代文物。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