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西域考古调查

1．斯文赫定的踏查

从1893年至1935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先后四次到中亚考察，其活动范围之广，大概是同时代的其他探险家所不能比拟的，他几乎踏遍了甘、新、蒙、藏。而且，他富有冒险精神，虽历尽艰险，但走出了许多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因此，他填补了不少欧洲有关中亚地理知识的空白。同时，他也是第一个走访新疆一些古代遗址如丹丹乌里克、楼兰的西方探险家。赫定的考察成果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当属地理勘查，考古非其所长，但他也获得了不少资料。

赫定的四次中亚考察，有着极其丰富多彩的内容，也有许多种著作记录其行迹。这里仅提示一下他获得古代文献和文物的情形。

在第一次中亚考察过程中，赫定于1896年初，在经过一场噩梦般的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旅行后，重整行装，从喀什来到和田，准备再次进入沙漠之中考察。在和田的集市上，他买到许多泥塑小雕像和古钱，并得到沙漠中掩埋着古城的信息。1月24日，他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在和田东北于田县和策勒县交界处，找到了一座名为“塔克拉玛干古城”的遗址，收集并匆匆掘得一些文书、佛雕像和其他物品。这座“塔克拉玛干古城”，就是后来斯坦因称之为丹丹乌里克并取得重大收获的遗址，而且在此前后，这里出土的文书残卷也大量流入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的手中。赫定考察队离开“塔克拉玛干古城”后继续东北行，2月2日，又找到了当地人称作“喀拉墩”的遗址，也收集了一些古物。他此次中亚探险的旅行记为《穿越亚洲》（En fa̋rd genom Asien 1893-97 英文版为Through Asia），于1898年出版。翌年，他又完成正式的考察报告，题为《1894—1897年中亚旅行的地理科学成果》（“Die geographisch-wissenschaftlichen Ergebnisse meiner Reisen in Zentralasien 1894-1897”，Ergänzungsheft Nr. 131. zu Petermanns Mitteilungen, Perthes, Gotha 1900）。

1899年开始的赫定第二次中亚考察，前期主要是漂流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1900年3月，在罗布泊地区考察过程中，赫定考察队偶然发现了举世闻名的楼兰古城，但未及发掘即离去。在完成藏北考察后，赫定等于1901年3月，又来到楼兰古城遗址（图2），做进一步的发掘工作。他们在那里逗留了七天，发掘到汉文文书和佉卢文木简，确证此地为楼兰，另外还得到古钱币、木雕佛像、陶器、丝毛织品等等。

图2

此行赫定还特别考察了罗布泊，提出罗布泊是游移湖的著名论断。此后，赫定又用了一年的时间考察西藏，于1902年6月回国。1903年，他出版了此行的旅行记《亚洲——一千英里的未知道路》（Asien: Tusen mil på okändavägar），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其英译本改名为《中亚与西藏》（Central Asia and Tibet: Towards the holy city of Lassa），于同年出版，较瑞典文原著更有名。1904—1907年间，他又编写了八卷本的《1899—1902年中亚旅行的科学成果》（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1899-1902），计文字六卷，地图两卷，其第一至第四卷由赫定本人撰写，第五、六卷则由各科专家撰写。其中第二卷《罗布泊》（Lop-nor）中，有发现楼兰古城的记录，此书有王安洪、崔延虎汉译本，题《罗布泊探秘》，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而第六卷中的考古学分册，由于出土文书的解读者希姆来（Karl Himly）中途病故, 没有按期出版。此项工作由孔好古（August Conrady）继续,其成果《斯文赫定楼兰所获汉文文书和零星文物》（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Lan）直到1920年方才出版。

1905—1908年赫定的第三次中亚探险主要是考察西藏，没有中亚写本发现，此不赘述。

从古代文献的获得上着眼，他的第四次中亚之行，即1927—1935年间他所率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收获。这次中国和瑞典共同组织的西北综合考察团中，有各个方面的专家，他们有的单独行动，有的结伴而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赫定本人负责考察团的全面领导工作，他的旅行范围虽广，但是除了罗布泊地区外，他所做的野外考察并不多，古物的获得也很有限。但考察团中的其他成员，却多少不等地有所发现。赫定记录此行的主要著作是《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1944年出版，此书有徐十周、王安洪、王安江汉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在这次考察中，考古学者贝格曼（Folke Bergman）和其中国同行一起,在额济那河沿线发掘到一万余枚汉简，即所谓居延汉简。贝格曼本人撰有《新疆考古研究》（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Publication VII)）一书，记录他的考古工作成果。此书有王安洪汉译本《新疆考古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斯文赫定的收集品，主要收藏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国立人种学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graphy in Sweden）。

2．斯坦因的三次中亚考古调查

斯坦因（Aurel Stein）早年游学于维也纳、莱比锡、牛津和伦敦各大学，1887年到英属印度，先后任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和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并从事梵文文献的研究，曾翻译梵文《克什米尔王统记》一书，并在当地收集过不少梵文写本。他在英属印度政府、英国博物馆和英国印度事务部等机构的支持和赞助下，先后进行了三次范围广阔的中亚考察，收获极为丰富。

1900—1901年的第一次中亚考察，主要发掘了和田和尼雅两地的古代遗址，包括斯坦因考证为于阗旧都的约特干（Yotkan）、挖宝人尚未挖干净的旦旦乌里克（Dandān-Uiliq）、安得悦寺址（Endere）、喀拉墩（Kara-dong）遗址、和田北部的阿克斯比尔（Aksipil）城址、热瓦克（Rawak）寺址和尼雅（Niya）一带的大片古代居住遗址等，出土了大量的梵文、于阗文、佉卢文和少量的汉文材料以及大批文物（图3）。斯坦因此行的个人旅行记为《沙埋和阗废址记》（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此书有殷晴、剧世华、张南、殷小娟汉译本，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出版；殷晴、张欣怡汉译本，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其正式的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副题为《新疆考古调查详细报告》（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此书有巫新华、肖小勇、方晶、孙莉汉译本，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图3

1906—1908年的第二次中亚考察，除了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斯坦因还沿塔里木盆地南沿，发掘了楼兰（Lou-lan）和米兰（Miran）遗址。然后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的长城沿线的烽燧下，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利用看管洞窟的王道士的无知，廉价买走藏经洞出土文献二十四箱、绢画和其他丝织品等文物五箱。此后，他用较短的时间走访了安西榆林窟、吐鲁番(Turfan)盆地古代遗址，沿塔里木盆地北缘，经焉耆(Karashar)、库车(Kucha)，横断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经喀拉墩，再到和田，发掘老达玛沟(Old Domoko)一带遗址，并沿和田北上，发掘麻札塔格(Mazar Tagh)古堡，经阿克苏、巴楚，西行出国。斯坦因此行的个人旅行记为《沙漠契丹废址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此书有巫新华、伏霄汉译本，题作《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共4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其正式的考古报告是《西域考古图记》，一译《塞林提亚》，副题为《在中亚和中国西陲考察的详细报告》（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most China）；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1913—1915年的第三次中亚考察，仍然是沿塔里木盆地南沿东行，发掘和田、尼雅、楼兰等地的古代遗址，在麻札塔格、巴拉瓦斯特(Balawaste)、瓦石峡(Vash-shahri)等处有新的收获。而后进入甘肃，发掘敦煌酒泉间的长城烽燧，再到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又获得570件敦煌藏经洞写本。并深入居延，发掘了黑城子（喀喇浩特，Khara-khoto）西夏古城，然后到吐鲁番，发掘阿斯塔那(Astana)古墓，揭取伯孜克里克(Bezklik)石窟壁画，在吐峪沟(Toyuk)等处也有许多收获。最后，又调查发掘了部分库车遗址，然后出中国国境，往东部伊朗考察。斯坦因此行没有写他的个人旅行记，1928年牛津出版了他的正式考古报告《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副题为《在中亚、甘肃和东部伊朗考察的详细报告》（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Īrān）；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斯坦因三次西域考察，特别是对西域南道的发掘，获得了大批佉卢文、梵文、于阗文、吐火罗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汉文文书，分别由各方面的专家解读研究，成为研究西域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3．俄国考察队

1898年，俄国科学院派克莱门兹(D. A. Klementz 1848—1914)率队考察吐鲁番，他们考察了高昌故城，发掘阿斯塔那墓地，测绘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在那里，他们发现许多带有中亚婆罗谜文和回鹘文题记的壁画，还带回了几件梵文和回鹘文的印本佛典，与后来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获相同，都是小乘佛典的早期刻本。克莱门兹用德文撰写了此行的考察报告，题曰《1898年圣彼得堡俄国科学院吐鲁番考察报告》（Nachrichten über die vo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St. Petersburg im Jahre 1898 ausgerüstete Expedition nach Turfan，St. Petersburg，1899）。

1906—1907年，科卡诺夫斯基(A. I. Kokhanovsky)率考察队再访吐鲁番，共得到二十项文献资料，其中有一件纸本梵文写本，九件汉文写本，二件藏文写本和印本，一件蒙文印本，三件回鹘文写本，二件回鹘文汉文双语文书，以及几件粟特文摩尼教文书。这些材料先是交给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而后转归亚洲博物馆收藏，由奥登堡（S. F. Oldenburg）编成《科卡诺夫斯基博士自吐鲁番所收集的古物简明目录》（Kratkaia opis’ sostavlennogo d-rom Kokhanovskim sobraniia drevnostei iz Turfana），载《亚洲论丛》（Mélange Asiatique）第13辑，1907-1908年，127-140页。

与此同时(1906—1907年)，别列佐夫斯基(M. M. Berezovsky)则率考察队到库车地区考察，他们走访了库木吐拉、克孜尔等石窟，其发现品共有31项，其中包括24件梵文写本，一件汉文印本，二件回鹘文汉文双语文书，一件回鹘文婆罗谜文双语文书，一件婆罗谜文所写汉语文书。此外，他还发现少量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龟兹文写本。

1907—1909年，科兹洛夫(P. K. Kozlov)率考察队发掘了西夏古城哈拉浩特(Khara-khoto/黑城)，获得大约八千件西夏、汉、藏、蒙文等文字材料和约3500件文物材料，这些文献和文物以其完整性而有别于俄国其他收集品，因而其实质上的数量相当庞大。科兹洛夫此行的考察报告《蒙古、安多、哈拉浩特死城》（Mongoliia i Amdo i miortvyi gorod Khara-Khoto: Ekspeditsiia Rus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v nagornoi Azii, 1907-1909）于1923年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出版。

1909—1910年，奥登堡亲自率领俄国第一次中亚考察队赴新疆考察。他主要的目的地是吐鲁番盆地，在那里，他走访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阿斯塔那、伯孜克里克、胜金口等遗址，做了部分发掘。此外，奥登堡还到过焉耆的七格星和库车的苏巴什、森姆塞姆、克孜尔尕哈、库木吐拉、克孜尔等遗址。他此行的收获极多，但回国后只写了一篇题为《1909—1910年俄国突厥斯坦考察》的简报，语焉不详。他至少获得了17组梵文写本残卷和一些回鹘文文书，后者由马洛夫(S. Ye. Malov 1880—1957)发表在《奥登堡考察队所获回鹘文写本文书》一书中。

与英国的斯坦因相对，俄国探险队的成果，主要是在西域北道，所获同样丰富。在更东的甘肃、宁夏，斯坦因攫取了敦煌藏经洞，而科兹洛夫则获取了黑城宝藏。

4．德国吐鲁番探险队

俄国克莱门兹在吐鲁番的惊人发现和英国斯坦因在和田的巨大收获，促使当时任职于柏林民俗学博物馆(Museum für Völkerkunde)的印度艺术史专家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决心前往中亚考察，目标就选择了吐鲁番。1902年8月，由格伦威德尔和胡特(Georg Huth 1867—1906)、巴图斯(Theodor Bartus)三人组成的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从柏林出发，经俄属突厥斯坦，于11月底到达吐鲁番盆地。从1902年12月初到1903年4月初，考察队在高昌故城(Khocho)、胜金口(Sängim)、木头沟(Murtuk)进行发掘，共获得44箱古物，包括写本、刻本、壁画、雕像等，写本中有梵文、突厥文、回鹘文、汉文、藏文、蒙文文献。格伦威德尔这次考察的报告《高昌故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1902—1903年间冬季）》（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1906年在慕尼黑出版；此书有管平汉译本，文物出版社，2015年出版。

考察队的收集品震惊了德国东方学界，“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民俗考察国际协会”德国分会负责人皮歇尔(Richard Pischel 1849—1908)和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 1869—1943)建议，尽早再派新的考察队前往新疆。他们的建议得到德国皇帝的赞同，新的考察队从皇室和教育文化部得到充足的资金赞助。由于格伦威德尔健康不佳，民俗学博物馆的另一位东方考古学者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被委任为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队长。勒柯克和巴图斯组成的考察队于1904年11月到达吐鲁番，继续发掘高昌故城并绘制测量图，在此他发现了据说有二十四种文字拼写的十七种语言的文献；而后，他前往胜金口、伯孜克里克(Bezeklik)、木头沟、吐峪沟(Toyok)等地考察，用切割的方法剥取了大量的石窟壁画。1905年8月，勒柯克一行又往哈密进行考察，但收获甚微。当接到柏林方面让他们前往喀什与格伦威德尔会合的电报后，即启程西行。关于此次考察，勒柯克用英文写有《普鲁士皇家第一次(即德国第二次)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缘起、行程和收获》（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 journey, and results of the first Royal Prussian (Second German) expedition to Turfan in Chinese Turkistan），发表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RAS）1909年号上。1913年，勒柯克编印了大型图录《高昌——普鲁士王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重大发现品图录》（Chotscho: 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在柏林出版，有赵崇民汉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其中刊布的伯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因为原物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轰炸柏林时被毁，所以现在只能依赖此书而一睹伯孜克里克昔日的光彩。另外，勒柯克还有第二、三两次考察的个人旅行记《新疆古希腊化遗迹考察记——德国第二、三次吐鲁番考察报告》（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 und III.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Leipzig，1926），由巴威尔(A.Barwell)译成英文，题《新疆地下埋藏的宝藏》（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有郑宝善中文译本，题为《新疆之文化宝库》，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