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在我的生命轨迹中，就有时代赋予我们 这一代大多数人的必然经历——上山下乡当农民。这段经历凝结在 我的魂魄精血之中，影响着我的一世人生。

下乡的那天

1969 年 1 月 30 日早晨，杭州柳浪闻莺公园门口，在伟大领袖 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号召一个月后，杭州吴山中学（当时称 红岩中学）65、66、67 三届 90 余名初中毕业生，告别了父母亲友， 即将赴建德县大同区所辖的上马、劳村、溪口、李家４个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初二（１）班８名同学被分配到建德县李 家公社诸家大队，开始插队落户的知青岁月。 　　

李家公社位于杭州地区最西边，与衢州地区交界，属浙西山区， 出产茶叶、毛竹和工业原料苎麻、桕子，尤以苎麻闻名，在学校上 地理课时，我就知道此地是浙江麻纺工业的原料基地之一。此外， 这里的石灰岩和方解石矿蕴藏也很丰富，70 年代初又成为省内有名 的石煤产地。可以说是个资源丰富的好地方。可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 末，当地却是缺粮少钱的一个贫困山区。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颠簸，在风雪迷漫的黄昏时刻来到李家，只见四周群山环绕，山上光秃秃的尽是灰白色的石头，冬天田野的萧 条被雨雪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一下车就被面前的景色，与原先工宣队所宣传的李家公社之间的巨大反差震惊了。前来迎接的干部们 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而农民们则一拥而上为我们扛行李、提背包， 特别是一伙人争抢同学们的花被子。如此热情的迎接场面，冲淡了 我们心中刚刚升起的迷茫和不安。知青们一边被农民热烈的感情感 动着，一边跟着自己的被子行李走，于是逐渐分散到各队去了。刚 才还嘻嘻哈哈热热闹闹的农民们，回头看着跟在身后的我和另一男 生，逐渐沉闷起来——事后才知道当地生产队因粮食紧张，可供耕 作的土地有限。在迫不得已接受知青时，把男知青看作是消耗他们 有限的工分收益和口粮的负担，因此都抢着接受迟早会嫁出去的女 知青。因而把花被子当作是女知青的一个标设，没想城里人盖花被 子的不光是女生。我和另一位男同学，就是因携带花被子而被诸家 大队第九生产队“错抢”去的。后来我调入了第十生产队。

劳动及工分

　　知青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参加生产劳动是 其中主要的途径。耕作方式和生产条件的落后，使得劳动特别辛苦，对知青来说，过好劳动关是下乡插队的最大考验。我所在的十队有 五六十余口人，共十几个劳力，经营着十来亩水田和几十亩山地， 还有不多的一些苎麻地，因此一年四季都需在田地里忙碌。

我参加过从春播到秋收、从水田到旱地的大部分生产劳动。其 中有两样劳动至今不忘。一是给稻田上猪牛粪肥 ：一大早全队的劳 力分成两拨，壮劳力负责到社员家的猪圈牛栏里挖粪肥，并挑运到 田头，妇女和弱劳力则在田里用手把粪肥摊开撒匀。我因个子矮、力气小，只能当作弱劳力安排。当第一次站在田里用手去抓那冒着热气、臭气熏天的粪肥时，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上的反应都十分强烈，早上吃的东西忍不住地往上翻。可是看着身边的女社员一边手抓着 粪肥天女散花般抛撒着，一边相互说笑打趣着，于是我努力调整着 自己的心态，咬着牙硬着头皮把手伸进堆在田头的粪肥堆，抓一把 扯开掰碎，然后往四周水田里抛掷。泥水和着粪肥四处飞溅，弄得 浑身满脸都是斑斑粪迹。收工回来后，跳进溪滩里，用肥皂毛巾一 遍遍地洗刷，可手上身上那股腥臭味怎么也洗不掉。虽然肚子早已 饿了，端起碗来却什么也吃不下。“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那时化肥还是靠上面分配的生产资料，成本又高，因此田地施肥还是 以猪牛粪肥为主，因此这可是一项常规劳动。我是在一次次的重复 中才适应了这项劳动，终于也能跟大伙一样，见粪不臭，谈笑自如了。 　　

如果说这项劳动主要克服的是心理的问题，那么在三伏天的“双抢”劳动，则是对人的身体和意志的双重考验。粮食种植是一项季 节性特别强的生产，在三熟制的生产过程中，早稻收割和晚稻播种 必须抢在立秋前完成，这样才能确保晚稻的生长。在“双抢”（抢收 抢种）开始前，队长和一些老农们，每天不断地监视着田里早稻的 成熟程度，计划着抢收抢种的时间和劳力的安排，气氛犹如大战前 夕热烈紧张。终于等到队长发布开镰收割的命令，于是从这天开始， 所有劳力，包括已放暑假的孩子们和休息在家的老人们，都被动员 起来。每天必须在凌晨起床，摸黑下田 ；晚上则要到月上东山才能 收工。除了中午稍稍休息一下，整天头顶三伏骄阳，手中不停地挥 动镰刀，在一丘丘的田里辗转。打稻机紧跟着收割人的屁股，呼隆 隆地分离稻谷和稻草。在刚收割完的田里，水牛拉着铁犁在耕田人 的鞭策下奋力犁田，新耕的田里散发着粪肥的气息，在烈日下等待 着人们把晚稻种下。这是一串连续性的作业，环环相扣，大家都在追逐着一个日子——立秋。半个多月里整天累得腰酸背痛，最要命的还是双脚在水田里被蚂蟥叮、乌蚊咬、田水泡，被抓破的手脚溃烂起来，我的两条腿上满是疮口，从夏末烂到初春，一直烂出几个大洞，至今仍可见疤痕累累。经过“双抢”的艰苦考验，其他劳动的辛苦似乎都不在话下了。

挥手告别亲友下乡去。

　　劳动是与工分挂钩的，工分是劳力价值的体现。但在不同经济 状况下的生产队，工分价值是有所差别的。因此工分值的高低，就成为衡量每个生产队经济状况好差的标准。我所在的十队，一个正 劳力一天 10 个工分只值４角钱，只抵经济最好的二队的三分之一。 我下乡时虽已 18 岁了，但身单力薄，队里只给我评了 4.5 个工分，比一个妇女劳力的最高工分还少 0.5 分，劳动一天所得仅１角８分，到年底结账成了一个倒挂户。知青工分低的问题逐渐引起上级重视， 并专门下文件规定，知青工分不得低于 7 分，于是我也被调整到 7 分。